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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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也确实应该问问清楚，”一直没作声的李沃夫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本来是应该问的，可我不想问，”巴久克把手一挥。“反正弄到后来，上面的人都把责任推得一于二净，还不是下面的人变成替罪羊！我不想在进攻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来追究这种事情，否则我倒真是要问问清楚。这个炮兵团我不给，你也休想！”最后一句话他又重复了一遍。

　　听到巴久克第二次讲“我不给”的时候，谢尔皮林心里想：他们要这个炮兵团是为了战斗，这个想法毕竟印入了巴久克的脑子里。可是，巴久克现在怒气冲冲，对谢尔皮林大为不满，在这种情绪下，他是不会冷静思考问题的。

　　“谢谢你的款待，”巴久克一边坐上吉普车，一边说。“我倒以为你请我们白吃一顿，原来不是白吃的！我们明天在观察所再碰头吧。”他举起手，碰了碰帽檐。

　　“方面军司令同志，”站在车旁的库兹米奇开口道，“我可以送您到我们集团军的边界吗？”

　　“您要没有事的话，就送吧，”巴久克说，“不过，得乘您自己的车子，”说罢，对司机挥了挥手：“开吧！”

　　李沃夫冷淡地、不慌不忙地同谢尔皮林和鲍依科握手告别之后，坐上自己的“爱姆卡”。谢尔皮林根据李沃夫脸上的表情估计到，李沃夫还是要查究，他们的集团军是从哪里获得关于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来了一个炮兵团这一消息的。

　　库兹米奇开玩笑似地摇了摇头，象老年人一样咳了一声，坐上停在这里食堂旁边的备用的吉普车……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上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没听说过，”谢尔皮林说。

　　“等我回来向你报告陪同巡视的情况时，我再讲给你听。”

　　库兹米奇的吉普车调过头来，跟随着前面两辆车子驶走了。食堂门口只留下谢尔皮林和鲍依科两个人。

　　“您干吗垂头丧气呢，费多尔·费多罗维奇？”鲍依科望着谢尔皮林问。“别理他。”

　　“对他的态度，我可以不计较。但对事情的实质，却不能置之不理。我宁愿给他臭骂一顿，可这个炮兵团得给我们呀。他不采纳合理的建议，这我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在这里，在我们这个集团军里，不可能看到全局，但是我相信，明天在我们建议的那个地方动用这个炮兵团，是再恰当不过了！眼看着一个人好象正在一步步变好，可是后来你却会突然发现：在某些地方，他是变了，在其它地方，还依然如故。”

　　“我们去研究一会儿工作吧，”鲍依科建议道。

　　“不去工作又去干什么呢？去哭鼻子吗？我们走吧。”

　　他们工作了三十分钟左右。电话铃响了，鲍依科拿起听筒。

　　“我是鲍依科。是的，在这里。你最好过一会儿再打来，现在不要打扰他。司令正在工作，没功夫和你讲话，”鲍依科说话时打着官腔，这套官腔他早就有了，不过在代理集团军司令之后，显得更足了。“是尼基津打来的电话。”鲍依科手里拿着听筒，转过身来对谢尔皮林说。“他说，只打断您一分钟。”

　　谢尔皮林接过听筒。他想，集团军特工处处长尼基津多半是因为他没有批准对那个中士的判决而打电话来的。可是，尼基津打电话来，完全是为了另一件事。

　　“请原谅，司令同志，打扰您了，”他在电话里说得很快。“我这里来了一个人，他就要走的。我相信，您一定很想看到他。请您安排一个时间，我带他到您这儿来。”

　　谢尔皮林一听到这番话，几乎马上就想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尼基律不说出他的名字和职务，可是他忍住了，只吩咐尼基津二十一点到他这里来，临了，还补充一句：

　　“先一个人进来。”挂上听筒时，他发现鲍依科脸上掠过一种好奇的表情，而他自己也露出一丝笑容：“他还严守秘密呢。看来，是私人的事，他不想在电话里报告。”

　　他们俩又工作了半个小时，电话铃第二次响了。鲍依科又拿起听筒一听，立即把它交给谢尔皮林。

　　“方面军司令打来的？”

　　“把你所要的那个炮兵团拿去吧，”巴久克没有称姓道名，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下了命令，这个炮兵团明天交给你指挥一天。往后就别再指望了，我要把它收回。”巴久克没再说什么，也没有说声再见，就把听筒挂上了。

　　“要他回心转意可不容易啊，到了友邻部队，到底还是转过来了！”谢尔皮林想。他兴冲冲地叫鲍依科打电话给马尔基安尼，让马尔基安尼按计划开始行动。

　　“我连对方面军司令说声‘谢谢’都来不及。他一下子就把听筒给挂上了！”

　　鲍依科打电话给马尔基安尼，和他商量妥当之后，担心地对谢尔皮林说：

　　“我说，只要我们一拿下这个小树林，方面军司令立刻就会亲自派人到那里去检查！那里是不是军部，我们的炮打得是不是命中目标，您瞧着吧。”

　　“一点不错，他肯定会派人去的，”谢尔皮林说。“他不会把这个炮兵团白白给我们的！”

　　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要到了这个炮兵团，可以用它来打击德方的军部；同时也感到担忧：拿下目前德国人的这个军部的驻地后，检查的结果不知会怎么样。

　　现在，在进攻前夕。他们俩谈论这个问题时，互相之间毫不拘礼，就在这种毫不拘礼的关系中，反映出战争三年来在军队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这一点连他们俩自己也没有觉察到。

　　“您允许我进来吗，司令同志？”库兹米奇走进帐篷时问。

　　如果不考虑对他本人的称呼，而是就一般而论，谢尔皮林原则上是不赞同对下级称呼“你”这种习惯的。不过他已经不能摆脱这个习惯了，而且对此也没有很好地考虑过。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根深蒂固地养成了当时严格遵守的习惯，对红军战士称“您”——“战士同志”，对尉官也称“您”——“尉官同志”。甚至在大声呵斥时，也称对方为“您”：“您站得象个什么样子？！”

　　而在指挥员之间，日常同志式的关系使他们在公余之暇习惯于彼此称“你”。可是，在履行公事时，不知怎么一来这个“你”竟不知不觉地在他和其他人的口中变成了“你”和“您”两种称呼了——上级对下级称呼“你”，下级对上级称呼“您”。这样就沿袭下来了，尽管，按理来说，这样的称呼是不应该的，并且，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的话，也是不正确的。但是，习惯成自然了。

　　库兹米奇是个例外：你对他称“你”，他对你也称“你”。他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只有象现在这种场合，他正式按照你的职位来称呼你，那当然要称“您”了。他是遵守这个规矩的。

　　库兹米奇在桌子旁边坐下，笑呵呵地说：“我把方面军司令送走了。路上，他的气算是平息了一点，我代表大家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请您保重身体，否则两条老腿又要吃不消了。’这使我回忆起斯大林格勒的那件事，”库兹米奇对谢尔皮林眨了眨眼睛。“今天，他一整天都对我用‘您’称呼。”

　　“这有什么不好？”谢尔皮林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我们自己也没有发觉，我们已经忘记应该这样称呼了。”

　　“假如这是出于尊敬和诚意的话，那当然没什么不好，”库兹米奇表示同意。“而他很可能是出于这样的打算：好吧，你这个老家伙在你没进棺材之前，我就用‘您’称呼你！可是，随便说一句，方面军军事委员也不比我年轻，他和我同岁，也是一八八六年生的。”

　　鲍依科听了他这番话，不禁疑惑地看了库兹米奇一眼：他和方面军军事委员同年，这怎么可能！在鲍依科看来，库兹米奇是个老头儿；因为他个子矮小，所以还是个小老头儿。而李沃夫呢，就完全不同了。他尽管年纪也不轻了，可是既不能称他为“小老头儿”，也不能称他为“老头儿”。在他身上，有一种与这种称呼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许，在他身上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的那种长期身居要职的气派，使旁人没有把这个早已上了年纪的人看作老头儿。

　　“你有什么打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谢尔皮林问。他知道库兹米奇办事素来勤勤恳恳，可是已经有了一种老年人的毛病：工作到极端疲劳之后，感到自己有权休息一会，就不管对方有没有兴致，总喜欢唠叨几句。

　　“我的打算很简单。喝完茶，睡上三个小时，然后，晚上再到各条道路上去看看，不让什么地方出现破坏纪律的现象。否则，谁知道，我们那些老兄又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大伙儿一直遵守纪律，努力坚持到底，现在到了最后几分钟，可别有人给坏了大事。我走了，”说罢，他戴上了制帽，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我一直在想，我还有什么没讲？原来是我答应给您讲的那个故事：‘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

　　“讲吧，讲吧，”谢尔皮林笑了笑说。

　　“这是一个在旧军队里流传的故事。司务长教训新兵说，‘你记住，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我是长官，那你就是傻瓜；你是长官，那我就是傻瓜！’”

　　谢尔皮林和鲍依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故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一次也没听到过吗？”

　　“听到过的话，是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说。“这个说法倒是辩证的，值得记住。”

　　“好，都讲完了：我走了。”

　　库兹米奇走了之后，鲍依科突然遗憾地挥了挥手。

　　“忘了告诉他，我们已经要到了这个炮兵团，也让他高兴高兴……”

　　“明天他会知道的，”谢尔皮林说，他对他的副司令不全部知道司令部里的事情，一向是不大在意的。

　　就在这种一向不大在意的态度中，反映出库兹米奇在这个集团军里所处的地位，推而广之，也反映出象库兹米奇这样的副司令在其它集团军中所处的地位。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些集团军副司令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他们不会提升为集团军司令，也不会去当参谋长，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参谋工作。同时，也不会派他们去当师长，因为他们都是从师长这个职位提升上来的。倘若有军长的空缺，也挨不到他们，一般总是选优秀的师长提升上去的。

　　在库兹米奇来这里之前，谢尔皮林曾有过两个副司令。一个是巴久克当集团军司令时留任下来的，他为人挺好，不过在军事上墨守成规。有一次，他照常在前沿处理日常事务时，在枪林弹雨之中阵亡了。

　　之后，派来了一个伤愈出院的年轻将军来接替副司令的职务。他在医院时渴望早日重返前线，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行。他来这里待了三个月，表现出众。这时，正巧有一个军长患溃疡病，已经到了穿孔的地步，可他还竭力瞒着别人。这时，只好把他从战场上换下来，这个军的军长就出了缺。当时，谢尔皮林认为，在几个师长中，还没有一个人具备当军长的条件，而副司令基尔皮奇尼科夫就在他身边，他宁可不要副司令，而不能让一个军没有人指挥，因此，就任命基尔皮奇尼科夫为该军军长。

　　这时，恰巧库兹米奇写来一封信。他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因病住院，出院之后，晋升为中将。这次他写信来，自己坚决要求担任副司令这个职务。谢尔皮林就接受了。确切一点说，不是接受，而是表示他会同意的。后来，上边来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正式表示同意、对此他并不感到后悔。库兹米奇将军是个克己奉公、忠心耿耿的人。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二话。不过，严格地说，他在司令部里基本上是个事务将军，当然，这种职务是没有的，也是不应该有的。

　　谢尔皮林暂时离开部队的时候，谁也不会考虑由库兹米奇代替他指挥集团军。候选人只有一个——鲍依科。甚至不会考虑让其他人来代替司令。

　　鲍依科感到自己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他知道，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只有他才能当第一副司令。他虽然对人严厉，但与库兹米奇相处，却可以说是小心谨慎。他不仅当谢尔皮林在职时，就是当谢尔皮林住院、他代理司令职务的时候，和库兹米奇相处得也不错，从不得罪老头儿。关于这一点，库兹米奇本人，因其天性公正，在谢尔皮林从疗养院回集团军几天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了。

　　“扎哈罗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音信，”谢尔皮林在库兹米奇走后，想起了扎哈罗夫。“大清早就下部队，一次电话也没打来过。”

　　“他现在还在前沿的什么地方兜来兜去，还不知道李沃夫已经走了呢，”鲍依科说。“他一知道李沃夫走了，就会回来的。可我呢，”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尽管大家对李沃人这个人议论纷纷，可我对他还是尊敬的。我和方面军参谋长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和后勤部部长也谈过。我对他们说，李沃夫不容许任何一列军用列车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不会让它开到友邻部队去。该给我们的，就给我们，其他人谁也别想捞到！想从别人那儿捞一把的家伙有的是！他日日夜夜办理方面军的补给工作。我们现在有这么些汽油储藏量、弹药基数和口粮，要知道，这是李沃夫的功劳。”

　　谢尔皮林一直没有答腔。回忆起今天李沃夫那张疲惫不堪的睑，他想；“当然是他的功劳，大概功劳还不小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也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在战争中更应该这样。”

　　谢尔皮林又和鲍依科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对鲍依科说，他将于二十二点三十分再到这里来，说罢，就回司令部去了。

　　这一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从清晨五点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以上，但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谢尔皮林命令给两个军长挂电话，让他们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