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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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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起，她对谢尔皮林开始怀着负疚的心情a
有一次她甚至想给他写一封信。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她在荣获勋章的将军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姓名。但后来一想，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三星期以前，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在前一天晚上送来的伤员名单中看到了谢尔皮林的姓名，于是就在早晨医务人员开碰头会的时候提出，由她亲自来给他治疗，虽然别的外科医生也一样能够治他的病。她这样做，为的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使她念念不忘的人。她已经不再想写信给他了，然而她看报的时候经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还活着，在当集团军司令，她感到很高兴。她高兴，是有她个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对自己丈夫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前几年，她经常要丈夫向她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而且讲得很多，超过军队中一般许可的范围。他曾经向她讲述过自己和谢尔皮林的冲突：谢尔皮林不应该用强调德国总参谋部活动的优点作为军事实例来教育军事学院的学员，可是他却顽固地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对谢尔皮林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是奇怪的。“他们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完全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力量，使军事学院的学员丧失自信力。”
丈夫对谢尔皮林很生气，也许是妒忌后者在学员中的威信。当时他还告诉她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她都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总的看法，她那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来的战争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从军事学院回来（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心情激动地说，今天谢尔皮林当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儿寻求共同语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敌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证”，“宁可估计过高，不要估计不足”，“使学员们对敌人的认识不足，那就等于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及其他的信条。她的丈夫说，谢尔皮林的神态仆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顾，谈话的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也考虑到怎样对我方军队有利。出此，他不得不顶谢尔皮林几句。结果不欢而散。
她之所以记住这次谈话，不仅是由于丈夫当时很激动，而且还因为这次谈话之后隔了一星期谢尔皮林被捕了。她并不认为她的丈夫巴兰诺夫上校会把自己同谢尔皮林旅长的谈话向上级告发，当时没有这样认为，现在也并不这样认为。她只是感到吃惊：不久前他们谈过话，吵过架，不久前她丈夫还对谢尔皮林生过气，情绪很激动——而现在谢尔皮林已经不在了……
丈夫获悉谢尔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后，两手一摊，说：“他是咎由自取。”——仿佛这是必然的结局。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想起“咎由自取”这句话，她确信，丈夫不可能参与这件并；如果他参与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说这句话的。
她是这样想的，但谢尔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也许他已经有过那样的想法了。
不久，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他们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为，在她看来，不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她一气之下，带了小儿子到萨拉托夫卡的双亲那儿去了。当巴兰诺夫到她那里去请求她问家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几乎习惯于过单身生活了。
在他到萨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他深深地爱着她。如果你本身在这段时间内只剩下强者对
弱者的怜悯，如果你觉得两人的亲近只是习惯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么，就难以感觉到这一点。
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们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强。她知道，这种女人，正是把这一点当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并不想做这种女人。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以强者自居的生活已经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了。
后来苏芬战争爆发了。巴兰诺夫上校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在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处待了三个月。她和孩子为他的生命担心，等候着他来信。
他终于回来了，并不是普普通通地回来的，而是胸前挂着勋章。
享受了全家团聚的欢乐之后，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待了一整夜，直到天明。这一夜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是个弱者，当时，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没完没了地向她絮叨着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怎样使他险些儿发狂。
他并不是在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经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混乱局面以后，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却终于重整旗鼓，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在北边，在卡累利阿的一个最倒霉的集团军里，起初人们对这个集团军抱着最殷切的期望。然而它一直未能作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而遭受的损失却异常惨重。
他讲述的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以前她从他那里经常听到的，只是小规模流血——并不使她感到惊奇，因为她在医院里当外科医生，知道这次战争中有多少伤员。然而听到他评论我军作战的无能，看到他说这些话时不仅鄙夷别人，而且也自暴自弃的那种神色，却使她大吃一惊。她不仅感觉到使他遭受打击的那种力量，而且还感觉到，他本身在这种打击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她一边听他讲，一边默默地回忆着他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对她讲到未来战争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话。
他讲得很多。用一种吓人的语调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害怕德国人。象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要是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
以后，每当他感到软弱无力而又肯坦白相告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对她重复过以上的话。
这就是那一天夜里的事。四一年她送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她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她所感到的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作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的担心，而且还有另一种担心；在这次确实非常可怕的战争中，他的发现会怎样？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战争啊，虽然他在临走的时候，看上去和其他人一个样！
就这样，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她失去了丈夫，把大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三年中也有两年在战场上，而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的一间公房里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儿于不可能到这里来，因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军事学校受训；除了他们以外，她今天只希望看见一个人—一谢尔皮林。自从她在这里重新见到他以来总共才二十天。“不，十九天，”她计算着日子，同时想起第一天在手术室里的情景；她给他揭去粘住的绷带，给他检查锁骨，他熬过了一阵疼痛，坐在她面前休息。他忍着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疼痛，微笑着说，他的手指已经发麻了，并且对她仔细端详了一下。
“我还记得您，您在四一年十二月到我家里来过。”
“不错，”她说。
“不过我起初有点儿怀疑，因为您现在改了另外一个姓。结婚了吗？”
“不，”她回答。“我本来就用另外一个姓。我在二二年匆忙地嫁给一个军人的时候，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我们父母笑话。他们俩都是地方自治会①的医生，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
“在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胸部、肩部、脸部都受了伤。”
他皱了皱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7”
“听到妇女受伤害，心里总觉得受不了。不过也该习惯啦！在我的集团军里，妇女不多不少，有……”他没有把话说完，朝她脸上看了看，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眉毛上边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伤疤。她记着这个伤疤，认为它损坏了她的容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他们又谈过多次：有时很简单，在他到她那里去检查身体或做体操的时候；有时比较长，在吃过晚饭后，几次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的时候。
①由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而在沙皇俄国中央各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职位由贵族的首领担任。——译者
昨天，她第一次请他到自己房间里来，她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正迟早总要问他的那个问题：
“关于巴兰诺夫的事，您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不把真相告诉您？”他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没有作正面回答。“谁把真相告诉了您？跟我谈过以后，您又找谁谈啦？”
“什马柯夫，您的政委。”
“什么时候和他谈的？”
“四二年。”
“我早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不再说下去，似乎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并不认为已经解决，重又问他：他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她？
“您怎么，那时一定要从我这里了解真相吗？”
一瞬间，他的眼睛华闪现出严峻的光芒，以前他和她谈话的时候，偶尔也曾流露过这种目光，这种目光使人想到，这个人不仅会怜惜人，也会派他们去死。
“是的，我希望知道真相，尽管我对它感到害怕。总之，我不需要听假话。”
“可我觉得是需要的。哪怕是为了儿子。您从什马柯夫那儿知道以后，把全部事实都写信告诉了儿子吗？”
“不，没有写。但后来见了面，都告诉了他。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不能让他和我有不同的想法。”
“您不怜惜他。”
“我爱他，但不怜惜他。”
“也许，您是正确的，”他说。“那时我对您扯了谎，我妻子还把我骂了一顿。”
他没有说：“我的亡妻”，但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而且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这类消息在医院和疗养院里经常是不径而走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谢尔皮林的亡妻，现在也不想去猜想她的为人怎样，容貌怎样。但听了谢尔皮林的回答，她想他的妻子一定是个坚强的女人，跟他很相配。她想到他的妻子，象想到她自己一样，而想到他，象想到一个非常熟识的友人。她明白，要充分评价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的精神力量，只能在他作战的战场上，不能在这里，在他治疗的地方，然而她毕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力量。
她喜欢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林萌道上走路的样子：脚步很快，没有将军架子，穿着一套旧的蓝色滑雪衣，关于这件衣服，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说过，他曾经穿着它考得了劳卫制证章。从他走路的样子，从他的筋骨强健、体格魁梧的身躯中，可以感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毅力，这与其说是由于象他这种人有着健康的体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喜欢他的长长的、毫不漂亮、但坚强而聪明的睑，还喜欢他的眼睛，不论他在微笑还是生气，他的眼睛深处总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昨天，他就是这样的，当时，她告诉他说，在前线她工作的那个医院里，象传送带那样，日日夜夜接连不断地送来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人体——肢体被弹片炸得残缺不全，或者由于受内伤而浑身发青，整个身体似乎都在声嘶力竭地呼救，——看到这种情景，她就会对他们这些将军产生不可遏止的激忿。每一次进攻都是这样……
“难道你们不能换一个样子，把仗打得好一些，使这种情况稍微减少一些吗？”她问。她这时不仅考虑到那些经常送到她这个外科主治医师这里来的重伤员，而且还考虑到自己的两个从未上过手术台的儿子。
“看样子，不能，做不到，”他气恼地回答。“我们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会做到使你们没有工作可做，不管我们多么卖力，”他越往下说，就越加气恼。“如果您以为我们还不够卖力，还没有拿出我们的全部能力，那么您还是不要和我讲话，倒不如朝我脸上吐一口唾沫。假如您这样想，您和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而他的眼睛深处却还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我并没有这样想。”
“您没有这样想，就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这种事即使您不说，三年来也老是使人感到心痛。要一直痛到战争结束为止。只要情况许可，请您还是少考虑这些事吧。”
使她感到难受的，并不是他打断了她的话，并不是他说的“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而是最后一句关于“情况许可”的话。她从这句话里感到，他冤枉了她，责备她为什么不到前线去，而留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
“可以奉告您，”她理直气壮地说，“一星期以前我的体格检查已经在医务会议上通过，我已经打了报告，要求把我重新派到集团军的医院里去。还有别的问题吗？”
“请您原谅，”他感到她有一肚子委屈。“也许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可是您也没有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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