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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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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皮林同志，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您的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巴斯特留科夫有什么看法，”李沃夫突然向谢尔皮林提出这么个问题。“您跟他经常发生冲突吗？”
“我怎么可能跟他发生冲突呢？”
李沃夫的所谓“发生冲突”多半是指另外的意思，但谢尔皮林认为有必要说说清楚。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李沃夫不耐烦地说。
“我跟他在一个集团军里共事已有好久了，但在日常工作中同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很少。我想，由集团军军事委员向您报告他的工作情况，要比我更合适些。”
谢尔皮林避不作答，他对这一点并不特别感到内疚。因为关于巴斯特留科夫其人，扎哈罗夫会说些什么，他是很清楚的！
“这我知道，”李沃夫说。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他对谢尔皮林的答复感到满意还是不满意。“我只想在一个问题上听听您的意见：您是否见到他有过胆怯的表现？”
“请您允许我换一个说法：在他的身上我没有见到过勇敢的表现。”
听了这样的鉴定，巴久克不由得哈哈大笑。但李沃夫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可笑之处，倒是认为这个回答是很切合实际的，所以微微点了点头。他问巴久克是否准备返回方面军司令部，知道方面军司令还要在莫吉廖夫耽搁一会儿之后，他就做出一副样子，暗示要同司令单独谈谈。谢尔皮林按例请巴久克允许他出去执行任务……
其实，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任务需要执行。谢尔皮林走出屋子，与走到跟前的师长打了个招呼，让他继续去干他的事，而自己却在台阶旁边站停下来，站在破损不堪的人行道上，望着这条通往西南郊区的街道出神。在四一年，还没有同德国人打仗，
还在布置防线的时候，他曾多次沿着这条街道来往于团部、师部之间。当时，这条街道是完好的，住在这条街道上的人们，
还过着介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生活，对和平生活并不疏远，对战争生活尚未习惯。在人们的头脑里，不要说是市民，就是军人，就是他自己，也根本没有想到，德国人竟会在这里待上整整三年；也没有想到，德军的城防司令部竟会设在这里斜对面，仅仅隔开两幢房子。这个城防司令部现在已成了一片废墟：地下工作者在地下室里埋了一枚定时炸弹，把城防司令部连同城防司令一齐送上了天。
城里现在还有人住着。他们一直保存着红旗，他们又出来迎接亲人了。一小队游击队员背着枪、扛着红旗在街道上走。女人和孩子都从地窖里爬了出来。又是眼泪呀，又是拥抱呀！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可怜巴巴的礼品——一个用面粉和野菜烤成的大圆面包。当人们把这个放在毛巾上的大圆面包端上来时，师长竟为这件礼品和女人的眼泪激动得放声大哭。这种眼泪是有传染性的。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哭哭啼啼地抱住了谢尔皮林，不管他忙着有事，她还是慢条斯理地吻了他三次，把他的头抱到自己胸前，仿佛她抱着的不是一位将军，而是一个迷途知返的浪子。这时，谢尔皮林自己也不禁热泪盈眶。
当谢尔皮林还站在台阶旁边时，突然传来一阵刹车的声音。他转过身去，看到巴久克的副官巴拉班诺夫从一辆吉普车上跳下来。他是奉巴久克之命从什么地方出差回来的。谢尔皮林虽曾多次同巴拉班诺夫打过照面，但这样贴近地碰在一起却还是头一回。而且他也是头一回注意到，巴拉班诺夫竟是又老又瘦，颧骨高高突出，脸上好象只剩了一张皮。
巴拉班诺夫向他行了个军礼，准备走过他身边到司令那里去，但谢尔皮林把他叫住了。
“你怎么啦，巴拉班诺夫，病了吗？”
“病了，溃疡病又犯了。”
“得上医院去治治。”
“暂时还挺得住。如果因为这个溃疡病再住进医院的话，我怕又会大喝一通的。”
“干吗要大喝一通？”
“我知道自己的脾气，将军同志．”巴拉班诺夫说。
谢尔皮林突然感觉到，他虽然没有对巴拉班诺夫负疚——不，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对不起这个人的地方，——但既然碰上这个机会，那么，能够借此消除彼此之间的某种隔阂也是好的；因为在战争中，人与人之间是不应该存在这种隔阂的。
“我希望你不要抱怨我，巴拉班诺夫。”
巴拉班诺夫抬起了眼睛，在这以前，他是一直瞧着自己脚底下的。
“我现在一直遵守我的诺言，给他的寡妇寄军饷。假如我认为您不对的话，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接着，他请示说：“我可以走了吗？”
李沃夫微跛着腿从台阶上走下来，他朝谢尔皮林点了点头，就坐上他那辆“爱姆卡”走了。这辆有两个驱动轴的高顶“爱姆卡”，外表是不大好看的。
谢尔皮林回到屋子里时，巴人克还在桌子旁边坐着。巴拉班诺夫正在向他汇报，原来他是奉巴久克之命去取勋章的。巴久克打算就在莫吉廖夫城里，把勋章和奖章授给俘虏两名德国将军的战士和军官。
“我们要在明天之前写好作战报告，”巴久克站起来说。他已经准备走了，大概是由于去颁发勋章，使他谈起在列宁格勒方面军作战的儿子来：“今天接到的高频电话里，提到了我的儿子。他第二次负了伤。我们是在二十三月才发动进攻的，凑巧就在那一天，在穆斯塔拉赫齐，已经在维堡市的外围了，他被弹片打伤了手。他二次负伤都没离开部队，因而得了一枚‘勇敢’奖章。我这个儿子长得可棒呢，是个举重运动员。战前他在列斯加夫特体育学院学习。已经念大学三年级了……”
谢尔皮林从话音里听出，巴久克虽然说得冠冕堂皇，心里却为儿子感到不安。特别使他不安的，是因为他知道，只要稍微昧点良心，在这场战争中，他是有可能给儿子在自己身边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位子的。也许妻子早就在信里几次三番要他这样办了，母亲总归是母亲啊……
巴久克到友邻部队去了，谢尔皮林仍然留在他的部队所收复的那一部分市区里。他乘车经过街道，去检查部队开拔出城的情况。这可不是件很简单的事：六天来一心只想收复这个城市，而现在城市刚一收复，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这里住上一夜，就马上要离开它继续向前推进了。他同几个团长打了招呼，他们有的还在休息，有的已经在列队行军了。虽然他对部队的伤亡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他还是详细地向他们问了问这方面的情况。牺牲的大多是没有立即突破防线而留在原地的战士，他们被德军的一个火力点挡住了，这个火力点是直到后来才被粉碎的。
在阵亡将士墓前，至多只插着一块小木板，上面用化学铅笔写上死者的名字，而他是什么地方人，就不写了。不过根据姓名也可以猜得到是什么地方人。就在这样一块被黄昏时的阵雨淋湿了的青灰色的小木板上，写着埋葬在这里的十一个战士的姓名。他们不是今天牺牲的，而是昨天牺牲的，其中不仅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是到处都可以碰到的，——
并且还有一个哈萨克人，又有一个象外国人的姓，大概是爱沙尼亚人，再有一个高加索人的姓——查基耶夫，可能是高加索的沃舍梯人或切禅人。所有在这块小木板上写着姓名的人，都是在那个后来被粉碎的机枪火力点下牺牲的。
在城市里进行战斗，当然总是防御的一方占有优越地位。在把敌人从里面撵出来的过程中，随时都会有我方的人牺牲。但是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力量，却已经压倒了对方的这种优越性。“喀秋莎”以连发的排炮向德军猛轰；强击机从空中向地面俯冲，扫荡他们的郊区阵地；各种轻重武器直接瞄准房屋内的据点和火力点，加以摧毁——总之是尽一切可能来减少自己的伤亡。结果，甚至在市区内，我军的伤亡也较德军为少。这个结果是不坏的。
根据初步统计，在莫吉廖夫城里俘虏了近两千名德军。假如他们昨天就缴械投降的话，那么，还可以有几千人保全生命。而且，我军今天的伤亡也就可以避免了！
你发出了最后通牒，停止战斗，等待答复；而后来因为没有收到答复，又要继续作战，直至最后消灭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军人是会产生两种感情的。一方面为自己的损失感到遗憾：假如敌人按照你的条件举起白旗的话，你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那当然是痛恨敌人罗，由于他们还要继续进行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顽抗，才使你遭到了这些损失。但是，尽管你切齿痛恨，毫无意义固然毫无意义，却也并不全然如此！因为在这最后一天被他们打死的人，已经埋入泥土，再也不能同你一道前进，一道去进攻明斯克，进攻华沙，进攻柏林了。这可是最大的憾事啊！
昨天和今天都击毁了德军的许多技术装备。莫吉廖夫城里有，莫吉廖夫城外有，在通往明斯克的公路上更是堆积如山。因此，我们的步兵不得不让开大路，在左右两侧列队行军，要不然，就休想走得通！而为了把大炮从公路上拉出去，工兵现在还在那里排除障碍呐。
谢尔皮林巡视市区时，看到大街上一些毁坏和半毁坏的房屋中间，有几块残存的商店招牌。德国人统治莫吉廖夫期间，也有一些小商小贩在这里营业。小铺子老板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就在这几家店铺里做生意。这里还有一家蜡烛作坊，一家名叫“杜普拉克”的旧货店，还有一家咖啡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为它的半边招牌被炮弹削掉了……
这一切情景使他回忆起一九二0年十一月一个寒冷的日子，这样冷的天在克里木是少有的。他们在彼列科普打了一仗，追赶跑的白军，一直追到辛菲罗波尔，也看到一条大街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店铺。那些店铺虽然有的用木板把门窗钉死了，有的被洗劫一空，但总要比莫吉廖夫的这几家小店象样些。在那些店铺的招牌上，还遗留着弗兰格尔①统治时期的痕迹……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１８７８－１９２８））——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匪将军。——译者。
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感情———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的感情。不久前他粉碎了旧世界的锁链，并准备在那里，在克里木把这旧世界砸个稀烂。他回忆起过去，想到了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有时会被遗忘的一些事情：不，不仅是我们和德国人两方！不仅如此！还有我们自己的蟑螂和臭虫；他们虽然已经奄奄一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干瘪得只剩下一张皮了，但居然又重新活跃起来，又做起小买卖来了。在德国人的统治下，整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未必会过得那么舒畅吧。但即使他们心里揣惴不安，却仍旧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恢复在一九一七年被砸烂了的那个旧世界……不管什么人来统治，不管什么样的条件都成……
在火车站附近，师长向谢尔皮林介绍了在俘虏最后一批德军时立功的战士。其中有一个中士，谢尔皮林从姓名和口音中猜到他是卡西莫夫的鞑靼人，自己母亲的同乡，就同他讲起鞑靼话来。中士由于思想上毫无准备，一时间楞住了。他仿佛在谢尔皮林身上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是站在他面前的集团军司令，另一个是附在司令身上会讲鞑靼话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回答司令的问话，原来他果然是卡西莫夫人。
中士把俄语和鞑靼语夹杂在一起回答问话。军事术语用俄语说：“是，将军同志！”“为苏联服务，将军同志！”其他的非军事术语就用鞑靼语说。谢尔皮林已经好久不讲鞑靼话了。
后来，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一直想念着母亲。他所回忆的这些事情，离开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正好与收复莫吉廖夫的师长的年龄相同。母亲临死前，他最后一次同她讲鞑靼话，已经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三十九年！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就是整整的一生呀！
啊，遥远的童年！它是如此的遥远，甚至已经记不清楚，它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寻找各种借口到这个刚收复的城市来了。因公有必要来的人来了，完全没有必要来的人也来了。
这两种人谢尔皮林都遇到了，但他不想去谈论他们，人家绕个圈子，来看看莫吉廖夫……这是可以理解的嘛！直到后来，他在城里碰见扎哈罗夫时，才用谈笑的口气提到了这件事。
“什么样的人物都见到了！就是没有遇见巴斯特留科夫，这才叫人奇怪呢！他是你那里最爱朝城里跑的人嘛，哪怕最后一个进城，也会装出头一个进城的样子来……”
“巴斯特留科夫今天可顾不上搞这一套啦，”扎哈罗夫摆了摆手说。“今天李沃夫给他碰了一个硬钉子，够他记住一辈子的。”
扎哈罗夫讲了事情的经过，这才使谢尔皮林恍然大悟：李沃夫突然向他问起巴斯特留科夫的问题，是有来由的。
原来，一直主张提升巴斯特留科夫当政治部主任的李沃夫，今天早上带了他来到前沿。李沃夫一贯都是这样的：他要到哪里去，待在什么地方，事先跟谁都不说。他先在作战处，看了看作战形势，然后坐上那辆出名的“爱姆卡”，再带上一辆坐着自动枪手的吉普车，就走了。他既不到师部，也不到机动部队，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直接赶到了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他要亲自去检查一下那里军需保障的情况。
往常出去，方向都是把得很准的，但这次却没有搞对头。车子以全速开出树林，驶到前沿外面去了，一直驶到博勃鲁伊斯克公路右面，正巧碰上了德军的炮击。
他的“爱姆卡”掉到了一个旧掩体里，幸好没有跌坏。而在这之前，自动枪手乘坐的那辆吉普车，轮胎在岔路口漏了气，掉在后面了。空地上只有李沃夫他们四个人：他、他的副官什列约夫、巴斯特留科夫和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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