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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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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雅站在公路上，看司机和赫里斯托弗罗夫修补轮胎，后来发现司机对那个指手划脚地给他出主意的中尉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她觉得自己更是帮不了忙，就靠着驾驶室那扇开着的车门，在卡车的踏板上坐了下来。这是一个大热无，车门被太阳晒得发烫，培尼雅把肩膀靠在上面，感到有些热辣辣的。
她一边坐着，一边想着心事：现在该把自己口袋里的那封信撕掉了。已经什么都对他说了，还留着它干吗？她想起了辛佐夫的脸，想起了他听了她的话用戴黑手套的残废的左手捂着脸的情景。虽然她刚抽过烟，现在又卷了一根纸烟。而就在她卷好烟的刹那间，接连传来几声响亮的枪声。
司机手里拿着螺帽扳手，平躺在后轮旁边的公路上。就在这个时候，几个手持步枪的德国兵从森林里走到公路上来了。
可能是因为躺在公路上的司机正好在她的眼皮底下，所以塔尼雅看到德国兵从森林里出来时，没有想到别在自己腰里的那支缴获的“瓦尔特”小手枪，而是想到了放在她背后驾驶室里的德国自动枪。司机的步枪是放在挡风玻璃上面的枪座里的，他在枪座里装了几个自己做的小弹簧，做得灵巧非凡，一伸手就可以把枪拿下来。而这支缴获的自动枪却放在驾驶室的地板上。
车子开动的时候，好几次碰到塔尼雅的脚。司机对她说，他也要给自动枪做个合适的枪座，不过不象步枪那样做在前面，而是做在右首的车门上。
她想到了这支放在她背后的自动枪，就抓住皮带把它拉到身边。不知怎的，她并没有站起身来，依然坐在卡车的踏板上，把自动枪抵住腹部，向德国兵打了一梭子弹。先打了一个长点射，这是朝所有的德国兵打的；接下来又打了一个短点射，这是朝一个手里扬着手榴弹，已经跑到卡车跟前的德国兵打的。德国兵手里的手榴弹不是他们德国式的长柄手榴弹，而是另一种样式，可能是我们的。当塔尼雅第二次朝他打了一个短点射时，德国兵已经扔出了手榴弹。她觉得好象是那个德国兵先扔了手榴弹，然后才倒下去的。也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是她的枪弹先打中了他，而后来呢，手榴弹不是他扔的，而是从他手里掉下来，滚到了车轮底下。
卡车底下轰的一声炸了起来，把塔尼雅从踏板上弹出来，甩倒在地上。她的头在什么东西上猛撞了一下，当她从地上爬起来时，她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负了伤。她以为伤在头部。而实际上，她的头不过在卡车的栏板上撞了一下，只擦破了前额和脸颊上的皮，真正负伤的地方是被手榴弹的弹片打中的。弹片从卡车底下飞出来，穿过踏板，住她肋骨下面钻了进去，钻在高于肾脏、低于肺部的部位。
这些情况她都是在医院里动过手术后才知道的。医院里的人说，她真是天大的幸运！他们的话想必是对的，不过，当然只是指这一次而言，不能把她在生活中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包括在内，这些苦难只有她自己知道，他们是不知道的。
她从地上爬起来后，想起了那支自动枪，就弯下腰去拾枪。这时候她感到背上一阵疼痛，差一点跌下去，但还是把枪拾了起来。有一个德国兵头朝着她，躺在她旁边，这就是扔手榴弹的那个家伙。有两个德国兵是被她的第一次长点射打中的，躺在公路边上的树根旁。还有一个，躺在比他们稍远一点的地方。再远一点，在森林里，一个德国兵半卧半坐地伏在地上。
司机还是照老样子手里拿着扳手躺在公路上，不过，现在在他的头底下有一摊血，刚才没有，是现在才有的。卡车的栏板上也有血淌下来。栏板被子弹打得裂开了，几块白色的碎木片向外激出。
卡车的后面又发出一声枪响。自动枪的子弹已经打完了，但塔尼雅还不知道，她仍然把枪抵住腹部，向前跨上一步，往右首一瞧，看见赫里斯托弗罗夫把肩膀靠在卡车的后栏板上，正在用他的那支步枪朝森林里射击。“他大概是朝逃跑的德国兵开枪，”她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就向他走了过去。
赫里斯托弗罗夫看到了她，放下枪说：“都跑啦！”
塔尼雅脸上血迹斑斑。赫里斯托弗罗夫以为她头部负了伤，赶忙把枪往卡车栏板上一靠，伸手到口袋里去取急救包。但这时，塔尼雅又感到背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她在躺在卡车旁边的司机前面蹲了下来，抱起了他的头，发现他已经死了：子弹从后面直接打中了他的小脑。她把他的头放下，仍旧蹲在地上，把脸转向赫里斯托弗罗夫。他正在用牙齿撕扯急救包的封皮。
“您去看看，车厢里怎么样啦？”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拖着反坦克炮的“斯蒂倍克”大卡车在他们后面停了下来．
后来，他们就坐上这辆拖着炮去修理的“斯蒂倍克”到了医院。他们自己的那辆卡车被手榴弹炸坏了曲轴箱。假如手榴弹不是在曲轴箱底下爆炸的话，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就这样，除了塔尼雅被一块弹片打伤之外，还有一块弹片从底下穿过车厢，把靠栏板躺着的一个昏迷不醒的重伤员打死了。他就是这样在昏迷之中被打死的。
在车厢里面躺着的其他几个伤员总算都活着。只有那个坐在后栏板上看修补轮胎的手上和脸上负伤的中尉，被德国兵开枪打死了。
赫里斯托弗罗夫倒没有被打中。他抓起身边靠在车厢上的一支步枪，朝德国兵开起枪来。第一枪就打中了一个敌人，后来知道，还是个大尉军官呢。塔尼雅打死了三个。接着赫里斯托弗罗夫又打死了一个，子弹打在敌人背上，这是德国兵往后逃命时被他打中的。
他们来到的那个前线医院，就是塔尼雅本来要去的地方，但现在她不是到那里去办公事，而是以伤员的身分去治疗了。医院里的人都夸奖她和赫里斯托弗罗夫两个。除了他们确实表现得毫不慌张这一点之外，还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自己人，都是医务人员。在这种场合，自己人总是特别受到夸奖的。条令里本来没有规定他们要拿起武器来作战，可是他们却参加了作战，而B表现得毫不慌张！
当医生正在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时，医院院长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老军医，早在上次对德战争时期就在部队服役了。塔尼雅早就认识他了，不过有些怕他。碰到有关伤员后送的问题在公事上跟他发生争执时，她总是竭力克制自己。
老军医平日挺严厉，这一次进来时却显得十分和气，除了缺少一把大胡子之外，活象个圣诞老人。他问塔尼雅要不要在手术前喝一口白兰地，要喝的话，他有。但塔尼雅不想喝。
院长后来又说，他在今天就要为赫里斯托弗芳夫和她申请嘉奖。
“你已经有一枚‘红旗’勋章了，马上就会有第二枚。你不但保护了伤员，还亲手用自动枪干掉了三个德国兵！连缴获来的武器也掌握了，毫不慌张，拿起来就打！”
塔尼雅回答说，她是懂得这种自动枪的性能的。这种枪不错，只是后坐力大一点。她本来还想补充说，当年她在游击队时，曾跟这种自动枪打过许多次交道，拆啦，装啦，射击啦，她都会。但后来她终于没有说出这一点，为的是不要显得她好象不单单是在说枪，而是在夸耀自己的过去。而且，就是不说，大家现在已经把她夸个没完啦。
听到院长说他要给他们申请嘉奖，塔尼雅高兴地想：如果真是这样，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那该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女人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她还没有亲眼看到过。可能女飞行员当中有，但她毕竟没见到过啊。
手术后。女医生指着那块取出来的弹片对她说，她这次负伤，简直侥幸极了。弹片不小，只要稍微向上一点，就会打穿肺部，向下一点呢，又会打坏肾脏。这弹片就象特意钻到既碰不到肺，也碰不到肾的地方似的。必须说，伤势不很重，本来很可能……
“用不着我多说，你自己也会明白的，”女大夫说。她又用钳子夹着那块弹片，问道：“要不要留下作个纪念？”
“谁要它，扔掉算啦，”培尼雅说。
三天之前给念念不忘自己母亲的炮兵大尉动手术的，就是这位女医生。大尉当时死在手术台上，塔尼雅也是在场的。
当时女医生曾为那个大尉掉过眼泪，而现在呢，由于塔尼雅这般侥幸，她又为后者感到庆幸。
当医生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侥幸呢；那时她想起了那个大尉，并且这些天来第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医生给她动了手术，却没有给她包扎头部。她的头在车帮上碰了一下，不过在鬓角下面擦掉了一块皮。医生把创口洗干净，上好药，再在上面贴上硬膏。
动完手术稍事休息之后，院方就用一辆救护车把她和其他伤员一起送到后方去了。
下午她同其他伤员一起经过的这条路，她是很熟悉的。她在罗斯里亚科夫手下工作时就已熟悉了。后来她又经常亲自在这条路上进行检查，看伤员是否及时后送。
事实上，从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以后，她在战争期间所担任的全部工作，几乎就在于保证这条路能畅通无阻。而今天，她作为一个伤员在这条路上经过，感觉到这条路比她当医生时更为漫长。
到达集团军第二梯队的医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同她很熟悉的那位卫生科长，看过她随身带着的病史后，对她说，根据伤势来看，虽然不完全符合留在前线的条件，但可以设法把她留下来，不出集团军的范围。
“不要，”出乎他的意料，塔尼雅回答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考虑一下，再过半小时就要把伤员送到飞班车去，到那时候就已经……”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不说也是够清楚的：如果卫生飞班车把她送到方面军医院，再从那里转送到医务人员叫作“内地医疗基地”的话，那么，除非等到完全恢复健康，是不会很快让她回到这儿来的。
卫生科长知道塔尼雅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因而准备破格对她进行照顾。当塔尼雅如此坚决地拒绝留下来时，他感到很奇怪。他不知道，塔尼雅正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所以才不愿意留下来。
刚负伤的那会儿，塔尼雅想的是别的事。一方面，她为自己活着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她又为死者感到难受。出事前，她同卡车司机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所以对他的死特别感到难受。她想的是自己和当时发生的一切。直到后来，在动过手术已经上路到这里来的时候，她才不去想BW的事，而开始去想负伤之前的事儿了。
这就是她说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句话的原因。不过，既然说出，就应该做到。在动身上卫生飞班车之前还留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决不能改变主意。最要紧的，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现在不要立即改变主意，再过一会儿，等到坐上了到后方去的车，即使要改变主意，也已经晚了。
我的老天爷，塔尼雅当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竟会发生在今天！她没有想到会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事情毕竟发生了，好象她请求命运作出这样的安排似的。过去她没有请求将军把自己从这里调到任何一个别的集团军里去，却听凭命运去摆布了。而命运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安排，没有夺去她的生命，只叫她负了伤。“伤势不很重……”
她忧郁地想起了辛佐夫和他军便服上的六条负伤的标志：三条是红色的，三条是金色的。总共不过半天之前，在别列津纳河的渡口，辛佐夫把她拉到怀里，吻了吻她，他还想再吻一次，而她却避开了，说“这里不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在他的军便服右首口袋上面的这几条负伤标志，正好在她的眼前。她甚至还数了一数，虽然她明明知道是六条，而不是五条或
七条，还知道这六次负伤中的每一次各伤在哪里。她不仅听他讲过，而且亲眼看见过。她还亲手摸过他的伤疤：第三根肋骨上边的伤疤，是第一次负伤留下的痕迹；头发底下的伤疤，是第二次；背部从脊椎到胯股上的伤疤，是第三次。这次伤势最重，差点儿夺去了他的生命，所以伤疤也最大。这几次是他在遇见她以前，说得确切些，在他们共同生活以前负的伤。至于他的手，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那时她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了，跟他在一起了，”她怀着悲痛的心清，不出声地重复说。
塔尼雅知道，在所有这十一天进攻的日子里，齐娜依达都在补给站工作，在那里编组和发放卫生飞班车。派她到那里去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既有男子般洪亮的嗓门，又有女性的、对伤员体贴关怀的柔情，正好适合做这项工作。在那个站上，人们匆忙地把刚卸完运到前线的物资的空车编组好，在这些空车里装上事先准备好的铺板、床垫和被子，再挂上餐车、换药车厢和医务人员的专用车厢，随即毫不耽搁地打发这辆列车离开前线，把伤员运送到分类后送医院去。
齐娜依达做的是组织伤员上车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说她最善于同军运铁路员工打交道。
塔尼雅知道齐娜依达今天也一定在补给站上，但她还是问了问卫生科长，巴雷舍娃医生是否在那里。
“她总是在那里的，你准能见到她。”
在站上，她很快就看到了齐娜依达。她从远处喊了一声，但声音太轻，齐娜依达没有听到，飞快地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还在同一个大尉吵嘴。
第二次见到齐娜依达时，离开车只有几分钟了，塔尼雅已经躺在加温车厢里靠近车门的铺着干草的床垫上了。她请求把她安置在靠车门的地方，以便车子开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即使车门关上了，哪怕从门缝里看看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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