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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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最后还是决定把谢尔皮林葬在莫斯科呢？

　　起初扎哈罗夫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忙于办理与执行这一命令有关的一切必要的工作。但现在想到了。他想到了这句话：“安葬在诺伏杰维契耶公墓，和他的亡妻葬在一起。”这不仅是转达斯大林的决定，而且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原话。除了他，别人是不会说这句话的。不是葬在莫吉廖夫，也不是葬在明斯克，而是葬在莫斯科，在诺伏杰维契耶公墓，和他的亡妻葬在一起。可能正是因为他妻子葬在那里的缘故。这就是说，斯大林从什么地方了解到谢尔皮林在一年半以前在那里安葬了自己的妻子，或者是哪一个向斯大林报告谢尔皮林阵亡的消息时，把这件事也告诉了他。可能斯大林问起了关于谢尔皮林家属的情况，要安排抚恤金或其他什么。在莫斯科，谁会告诉斯大林说一年半前谢尔皮林曾去安葬过妻子呢？在莫斯科的总参谋部里，谢尔皮林的故交旧友现在一个也没有了。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他的国内战争时期的亲密战友，早就在四三年调离莫斯科，去组建和指挥坦克部队，由战略家变成实践家了。在莫斯科，谢尔皮林好象没有别的好朋友了。当然，斯大林如果想要了解，他总是可以了解到所要了解的一切的。人们会向他报告关于谢尔皮林的妻子已经亡故的事，也会报告关于谢尔皮林不久前谈起过的那个女医生的事。

　　“可能会谈到那个女医生，然而却命令安葬在诺伏杰维契耶公墓，和亡妻葬在一起。”扎哈罗夫把事情一桩桩地连起来考虑，他认为一切都是有道理的，甚至上述这一点也有道理。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根据一系列的迹象可以感觉利，斯大林已经开始考虑那些与原来的家庭失去联系而在前的线又建立起新家庭的人战后将怎么办的问题。战争使许多家庭不仅遭受死别的痛苦，而目还遭到生离的悲哀。战后怎么办：让原来的家庭拆散呢，还是重新团聚？根据不久前在报上公布的婚师法草案来看，好象上面的意图是：不管个人的愿望如何，都要重新团聚，不让原来的家庭拆散。

　　这和谢尔皮林没有什么关系，他早就没法团聚了。但扎哈罗夫还是感觉到，上面的意图和电话里转告的斯大林关于把谢尔皮林“安葬在出伏杰维契耶公墓，和亡妻葬在一起”的话是有联系的。

　　扎哈罗夫又想起了谢尔皮林讲过的那个女人，谢尔皮林说，他收到她从另一个方面写来的信。应该把这些信收集起来，给她寄回去。不要让这些信在别人手里转来转去。从谢尔皮林的话里可以知道，这个女人是令人尊敬的。她己不太年轻了，她的大儿子在前线。不管怎样难受，还得亲自给她写封信。

　　由于自己与谢尔皮林的友谊和作为军事委员的地位，扎哈罗夫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对谢尔皮林的命运曾经有过几次直接的干预。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经过谢尔皮林的几个老朋友的说情，斯大林命令把谢尔皮林找回来，重又派他到军队里去。四一年秋天，斯大林收到了谢尔皮林从医院里写去的一封信以后，就命令在他伤愈后不叫他去训练预备队，而派给他一个师，把他派往前线。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由于他写了有关格林昨的一封信，斯大林召见了他，并把他调到集团军来，以后，在皮金出事以后，也没有撤他的职。在这次战役前，斯大林又没有接受李沃夫的建议，而是作了另外的决定，仍旧让他继续担任集团军司令。关于李沃夫曾写信给斯大林一事，扎哈罗夫是深信不疑的。

　　从谢尔皮林一生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来看，他是一个由于某种情况而得到斯大林亲自关怀和注意的人。斯大林亲自决定他的命运，亲自给他安排，今天早晨斯大林还签署了授予他新军衔的命令，对他作了生前的最后一次安排。现在，在他死后，又给他作了安排，命令把他安葬在莫斯科，和他的发妻葬在一起。“发妻”这个词，斯大林的助手在电话里传达命令时没有说，是现在扎哈罗夫自己这样想的。

　　在扎哈罗夫打电话去请示后不久，斯大林的助手这样快就来了回电，这证明斯大林本人对所发生的情况是多么重视，况且他以前对待谢尔皮林一直是好的，在谢尔皮林的一生中，斯大林为他做的都是好事。

　　想到“都是好事”，扎哈罗夫感到好象有什么东西阻挡了他的思路，使他不能再顺利地想下去了。这个“东西”就是对斯大林命令把谢尔皮林找回来并把他重新派往军队以前的四年生活的回忆。这个“东西”也和斯大林有关，它阻碍着关于斯大林做的“都是好事”的想法。如果扎哈罗夫能知道得更多一些，如果他对这个“东西”考虑得更深刻些，那么，也许他的想法就不会这样简单和清楚了。但他没有进一步去考虑，只是在一种不可捉摸、无法理解的东西前面迟疑了一下。他的想法还是和开始时一样，即在谢尔皮林的一生中，斯大林对他做的都是好事。

　　副官走进来说，方面军司令到集团军来了，现在在鲍依科那儿。

　　“既然没有要我去，那就是说，他想先和鲍依科单独谈谈。”扎哈罗夫心里想，这多少有点儿触犯他的自尊心。

　　副官出去后，巴斯特留科夫马上走了进来，实际上他是没有必要来的。他找了个借口，想表明他是从前沿回来的，并在那儿遭到扫射。可能这是真的——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呢！但他把扎哈罗夫在他未来之前，在白天就已经知道的事，当作最近新闻带来了。他没有谎报军情，但却占去了扎哈罗夫的时间。

　　在巴斯特留科夫之后，军报编辑进来了。扎哈罗夫没有特别干预他的事，让他自己去考虑，但今天要看看叫他准备好的文章。在对敌人抱着满腔仇恨的同时，要强调尽可能地多生俘他们，这是有益的事，而且对此应大加奖励。前天扎哈罗夫和谢尔皮林一起听取了敌工处处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文章中谈到了抓俘虏特别成功的事例和给予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战士、军士、军官嘉奖的情况。看完了文章后，扎哈罗夫又想起了谢尔皮林，因为当时他想到要组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谢尔皮林也在场。于是他默默地把校样还给编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编辑迟疑了一下，他知道在集团军的报纸上是不可能、也不会登载集团军司令牺牲的讣告的，但他还是用询问的目光对扎哈罗夫望了望：难道在自己的报纸上连一点表示都没有吗？这位编辑战前不是在部队里工作的，因此，他对某些问题还不是用部队工作人员的眼光来看待。

　　扎哈罗夫意会到编辑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他默默地摇了摇头，表示：走吧，不要接触到这个题目了，你不提也已经够使人难受了。

　　编辑走后，鲍依科打电话来了。扎哈罗夫以为要他去见巴久克，但结果却相反。

　　“康斯坦丁·普罗科菲耶维奇，司令上你这儿来了。”

　　“原来是这样！他也想跟我单独谈谈。先跟鲍依科谈，再和我谈，然后再一起谈吗？”扎哈罗夫想了一下，就走出去迎巴久克。

　　从鲍依科那儿到这里没多少路。乘吉普车上车下车倒反而费时间。夜很黑。副官——不是巴拉班诺夫，而是另一个——拿着手电筒和巴久克一起徒步走来了．

　　“扎哈罗夫！”巴久克走近时喊了一声。

　　“是我，司令同志。”

　　在黑暗中，巴久克向他伸出粗壮的手，说道：“上你的小屋去。”接着，巴久克转身对副官说：“你留在这儿，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吧。”

　　小型发电机的电力还不错，在巴久克说了“坐下吧”，并首先在对面的长凳上坐下来的时候，扎哈罗夫在灯光下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睑。这是一个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刚坐下来的人的疲倦的脸。

　　“是的，工作很紧张。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扎哈罗夫望着巴久克，心里想，但他想到的不仅是巴久克一个人。

　　巴久克坐着，用拳头支着自己那忧伤而疲倦的脸。他一坐下来，就把胳膊肘撑在桌上，用拳头顶着下巴，就这样一直默默地坐着，好象努力在使自己振作起来。

　　“他象活人一样躺着，”在长时间的沉默后，巴久克说，同时耸了耸肩，好象对自己的话感到奇怪似的。扎哈罗夫也感到奇怪，但他奇怪的不是巴久克所说的话，而是巴久克在到这里来的路上，什么人也不通知，就弯到捷列宾基，上后勤部去和谢尔皮林的遗体告别了。

　　“你倒已经告别了，我还没有。而明天又不会有时间……你毕竟让他外出太多了，鲍依科对我说得很对！”

　　“鲍依科终于说了！这是意料中的事。他对谢尔皮林本人也说过，生前说过，死后又说了。在这一点上，也充分地表现了他固执己见的性格。我们能够相处，但不会很融洽，”扎哈罗夫想到了自己和鲍依科的关系，好象鲍依科已经取代谢尔皮林，而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了。

　　但这一点扎哈罗夫没有说，他只是报告说，他亲自问过当时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证实：这是偶然事件！恰恰是这次视察一点也没没有冒险。从一个军到另一个军是绕道走的。在那个地区，敌人并没有进行瞄准射击。

　　“这我已听说了，”巴久克打断了他的话。“这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书。一年、二年、三年地冒着危险——都顺利地过去了。可是以后突然出了事，一下子就完了。我不能容忍损失这样一个集团军司令！这次战役取得胜利，他出的力比任何人都多，而他却连明斯克也没有到，没有看到努力的成果！我曾提出要把他安葬在明斯克，他应该享受这种荣誉。我想可能会获得同意的，可是，”他遗憾地皱了皱眉头。“一下子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也通不过。我主张葬在明斯克，李沃夫坚决不同意．要葬在莫吉廖夫。说葬在明斯克‘太过分了’，你瞧！人已经死了，而他还在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人，生怕给得多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便问他：您怎么啦，是给他做棺材吗，还要给他量尺寸？他只当没听见，但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巴久克在下属面前这样议论李沃夫是不恰当的，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才不把扎哈罗夫叫到自己那里去，而相反，自己跑到这儿来，认为现在不是谈公事，而是同志之间谈谈心。

　　“下面有两种意见，上而又有第三种意见！……鲍依科建议派库兹米奇代表集团军护送灵柩，你的意见怎样？”

　　“我的意见和他一样。”

　　“那就这样定了，”巴久克说。“委托他，让他和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去，同时也代表方面军。现在另外派不出象他那样衔的人了。让他去护送自己的集团军司令吧。集团军司令过去把他从莫斯科，带到我们这里，现在让他把司令送到莫斯科去吧。等他回来后，我们再决定以后他怎么办。如果批准鲍依科任集团军司令—一让他当副司令年纪嫌大了些，他可以当鲍依科的父亲了。”

　　说了这话后，巴久克抬起头来望了望扎哈罗夫。根据巴久克谈到鲍依科那些话来看，他已经决定提请莫斯科任命鲍依科为集团军司令了。但是，虽然已经决定了，他的询问的目光说明他还想听听扎哈罗夫的意见，免得以后添麻烦。

　　“已经升为中将了，”巴久克又补充了一句，好象想再用这一点来证实自己决定的正确性。

　　扎哈罗夫讲了自己的想法：鲍依科可以而且应该提升为集团军司令。不过，他既赞成，又反对。他赞成的原因是：鲍依科是个头等的集团军参谋长，在司令部的工作中，他表现得不比谢尔皮林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担任这一职务时差，甚至还要好一些。

　　“不要比了，”巴久克打断了他的话。“从那时起大家都增加了才干。很多人都变得认不得了！”

　　扎哈罗夫又补充了一条赞成的意见：在发动进攻前夕鲍依科代理集团军司令的职务时，干得很好。他使全军上下都感觉到，他决不采取姑息态度，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扎哈罗夫反对的理由主要是：鲍依科很少出去视察，不努力深入部队。鲍依科有一条原则，认为到下面去视察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认为，指挥现代化的战争，要求经常留在指挥所里。所以在集团军里虽然大家都尊敬鲍依科，知道他是一把好手，但大多是从他的声音、从电话里了解他的，而不是从跟他的直接接触中了解他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向他指出，”巴久克说。“要求他常到下面部队里去走走。关于他自己的理论，让他战后到军事学院去著书立说吧。这一点是可以改正的，只要他不是胆小鬼。”

　　“这是毫无疑问的，”扎哈罗夫说。“他不去视察，是根据他自己的原则。”

　　“那我们就提名了，”巴久克说。“可你要知道，有人在胆小问题上告你的状。是李沃夫告的状。”

　　扎哈罗夫感到很惊奇。别的还有可说，但李沃夫告这样的状却是出乎意外的。

　　巴久克笑了笑，对他的惊奇感到满意。

　　“不是讲你胆小，你是否胆小大家是知道的，而是由于巴斯特留科夫的事。他说：‘扎哈罗夫办事原则性不强：明明知道巴斯特留科夫是个胆小鬼，但没有告诉我。’而我回答他说：‘伊里亚·鲍里索维奇，我和扎哈罗夫的回答是相同的。我还在这里当集团军司令的时候，巴斯特留科夫就在集团军了。我们两人都知道他的勇敢精神是很差的。但话得说回来，把这种人怎么办呢？是把勇敢的人送进枪林弹雨，把腿软的都解除职务，送往后方吗？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在各种岗位上，腿软的人总是有一定的百分比吧。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过谁是怎么样的人，应当心中有数。我们了解巴斯特留科夫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跟他在一起时，并没有出过什么事故，而您过去不了解他。现在您不是从扎哈罗夫那儿了解到，而是亲自了解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