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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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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吃晚饭,怎么样?”鲍依科问。
平时他们把一切工作料理完毕,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了字,拟定了第二天的计划以后,就一起吃晚饭——这还是谢尔皮林定下的规矩。
“我不能吃了,”扎哈罗夫说,“李沃夫同志不知有什么事要我去。”
“马上就去吗?”
“要我亲自去,立刻就去!甚至问了路上需要多少时间。你感觉到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没有。一整天总共只来过两次电话。”
“这么说,他一定深更半夜在我们今天的集团军报上发现了什么问题。要么社论写得不得当,要么排版有问题,要么突然想到了什么新主意,不能等到明天……本来只要用电话通知一下也就行了,但他决定多敲一次警钟,检查一下我的战斗准备状态!……再见啦!”
“那么到七十一军去的事情怎么办?”鲍依科问。
“照原先约定的那样,七点钟去。你一起来就打电话叫醒我。要是我在那里耽搁久了,就直接去。在路上睡一会儿。”
扎哈罗夫叹了口气,带着倦容抚摸了一下圆滚滚的脑袋上的灰白色头发,就走了。
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打磕睡。
“咱们走吧,尼古拉,”扎哈罗夫推推他的肩膀,在他身边坐下来说。“如果我睡着了,要注意:必须在一小时五十分钟内到达目的地。”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他虽然感到很疲乏,却不想睡。
“将军同志,您有没有听说,司令什么时候回来?”司机看到扎哈罗夫没有睡,就打听起来。他还是从战前扎哈罗夫在莫斯科军区工作的时候起就给他开车的。
“谁知道他。他写信来说,身体渐渐复原了,但决定权不在他手里,在医生手里。你问这干吗?随便问问呢,还是在战士们中间听到了什么小道新闻?”
“随便问问。我看,他不在这里,您很想念……”
扎哈罗未确实很想念谢尔皮林,不过现在他忙得连想念的时间都没有。集团军里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为战斗和强渡江河进行着准备。每天不是训练,便是操演,不是召集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集训,便是检查工作。虽说是处于战斗的间歇阶段,实际上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
“想念”——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说说是容易的。而事情的实质是:即使谢尔皮林不在,也必须使一切都照常进行。
“鲍依科比较年轻,一年前他还是上校,而现在是身兼两职:除了自己原有的工作之外,又加上了谢尔皮林的工作。他到处奔忙,但工作照干,甚至没出现忙乱现象。虽然累得浑身是汗,但没有显出筋疲力尽的样子。”扎哈罗夫不喜欢那些只会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的人,他怀着尊敬的心情想到鲍依科。
“他叫我去是为了什么呢?”他又想到了李沃天。
上一次也是在深更半夜,李沃夫把他叫去,命令他在集团军报辟一个专栏介绍狙击运动的经验,并且花了整整一小时说明这个专栏应当怎样编。他讲得头头是道。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为什么要在夜里叫去?为什么要亲自去?
不管这个专栏多么重要,总不需要军事委员亲自去编排吧,只要跟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编辑谈谈也就够了。样样都抓,必然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然,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提法:怎么?我方面军军事委员也能够样样都管,我也有时间做这些事情,难道你集团军军事委员就没有时间吗?
这样一来,怎么反驳呢?但还是可以反驳的。我所忽略的或来不及做的事情,你在上面看得很清楚,或者大家认为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在上面突然想到要亲自抓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当然只会感到高兴!这是很明白的事!然而由于抓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在上面有没有忽略什么比较重大的事情呢?这不是我应该问的问题。不过完全有这种可能。哪怕你一昼夜只睡两小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动手反正是办不到的。因此,总得有所分工:有些事情自己做,有些事情让别人做。当然,首先得假定他们都能尽职。而使每一个人都能尽职——这才是最最主要的,没有这一点,不管你抓了多少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
“奇怪,叫我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扎哈罗夫又思索起来。“也许,他熟悉了集团军的情况以后,想抽调个把他喜欢的人到方面军政治部去?……要是能把巴斯特留科夫从我这儿调走就好了。看样子,巴斯特留科夫博得了他的欢心。夜里在他那儿谈了两小时,走出来的时候满面春风,扬扬自得。如果他要,我就给他,决不惋惜……”
如果终于把巴斯特留科夫从他那儿调走。无异给他帮了个大忙,这一点恐怕是李沃夫自己意料不到的。扎哈罗夫一想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
“您怎么啦,将军同志?”司机问。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我们的军人服务社主任被德国鬼子俘虏去了。我们报告了司令,并且问:‘您要不要下个命令把他夺回来?’司令说:‘不用啦,我们已经吃了他两年苦头,现在让他们也去尝尝吧……’我想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记起了这个笑话。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您曾经讲过一次。”
“那么你第二次为什么还要笑呢?看来我的记性已经不行啦,现在到了不该笑而该哭的时候啦……”
他们来到方面军司令部,在李沃夫使用的一所小木房前面停下来,正好是午夜一点钟,没有迟到。
扎哈罗夫脱下军大衣,把它丢在吉普车的座垫上。
“你睡觉的时候,把它盖在身上。”
他用左手擦了擦右手——右手一路上握着吉普车的前支杆,被寒风吹得冻僵了。他向站岗的自动枪手出示了证件,走上台阶,推开了门。
桌子后面,有一个胖胖的上校靠在墙上睡觉,他用一只肥大的手撑着胖鼓鼓的脸颊。此人很久以来一直是李沃夫的副官,同时又是为他办现重要公务的军官,象尾巴一样,跟着他从一个方面军转到另一个方面军。
“他在这样一个坐不不定的首长手下办事,怎么还能保养得这样肥胖呢?别人处在他的地位,早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扎哈罗夫看到这个题造的上校,心里思忖着。他恶作剧地叱喝了一声,使那个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奉中将之命来到!请报告……”
上校吓了一大跳,眨巴着浑浊的睡眼,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用不满的口吻说,李沃夫同志在司令那里,还没有回来。他不按照军队的规矩——用军衔和职务称呼自己的首长,而是称他“李沃夫同志”,并且习惯地使这个称呼含有一种独特的意味:他的首长现在是中将,但“中将”这个称呼还不及他过去和现在一直保持着的“李沃夫同志”这个称呼来得有意思。
上校隔着桌子和扎哈罗夫面对面站了一会儿,最后似乎对他让了步,朝门那儿扬了扬头:“进去吧,在那儿等着。”
扎哈罗夫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让门仍旧开着。他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他从上校的语气中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对人犹豫不决的心情
他把房间打量了一下。上一次李沃夫接见他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邻村的方面军政治部:在那里突然想起了要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就把他叫到那里去。
这个房间相当宽敞,圆木的墙壁很干净,也许特地洗刷过。墙上什么也没有挂:既没有房东留下的旧东西,也没有新东西。
房间的一角,从地板到天花板,用一大块拼接起来的军用油布遮挡着。其余的部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只保险柜,靠另一堵墙,还有四把椅子。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桌子上面,放着一本新的大拍纸簿、一枝粗的红蓝铅笔和一个眼镜盒。既没有文件,也没有地图。
当然,这桌子是办公桌,有抽屉,大概文件和地图不是放在抽屉里便是放在保险柜里,因为这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现在主人不在房间里,这些东西也就不放在外面。
扎哈罗夫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就坐下来,他突然感到自己不是集团军军事委员,而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待接见的来客。
这椅子是一般办公室里用的硬板椅,漆成黄色。它和靠墙放的另外三把以及桌子旁边的一把式样相同。桌子也同样漆成黄色。
扎哈罗夫心里想,这些东西大概是李沃夫随身带来的,从一个方面军带到另一个方面军.大家都知道,李沃夫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能待得长。
那个用六块军用油布拼接起来的有铜圈的帷幕,多半也是他随身带来的。帷幕后面是什么呢?大概总共只有一张行军床和一只手提箱。
不知什么缘故,在想到李沃夫的时候,觉得他会把这张办公桌和这些椅子随身带来带去,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除了一只手提箱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即使这只自己的手提箱和行军床,他也用帷幕遮起来不让别人看。生怕他们想到,他象所有的人一样,也要在行军床上睡觉,也要在手提箱里放干净的衬衣。
看了这个房间的陈设,甚至不需要贴“公家重地,非请莫入”之类的字条,谁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扎哈罗夫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他心里在思索着李沃夫给他的至今还不甚分明的印象。
关于李沃夫的传闻他听到过很多,有一次在远东,他还被李沃夫召见过十五分钟。但那一次见面不能算数,因为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实际上,他们真正相识是在这里前线,特别是不久前李沃夫在他们这个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开始的。
这三天内有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可以理解,也有的不易理解。李沃夫深夜把人叫去谈话——刚刚睡着而突然被叫去的人们,眨巴着睡意朦胧的眼睛,在这个彻夜不眠的首长面前感到内疚。其实,如果通盘计算的话,大概他们不会比他做得少,也不会比他睡得多。
唯独巴斯特留科夫大概预先摸到了李沃夫的脾气,白天睡大觉——亏他睡得着!———夜里精神抖擞。
当然,严格地说,在战场上是不分昼夜的。必须时刻准备着。如果确实需要,当然应该这样。然而扎哈罗夫觉得,李沃夫喜欢把人家搞得很紧张,不管有没有必要。仿佛他们在战场上还不够紧张似的!
在前线,李沃夫曾多次爬到前沿阵地,这在不同的情况下使扎哈罗夫产生不同的感觉。在一个团里,李沃夫不仅走遍所有的前沿阵地,而且还爬到了战斗警戒散兵坑,爬到最前面一个坑中的最前面一个士兵那里。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做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听到了反映,那里已经两昼夜没有送热的食物去,甚至干粮也没有了。于是他亲自爬去进行调查。有一个连里,情况确实如此。这样一来,连的司务长就被送交军事法庭,政治副团里遭到训斥,政治副师长和扎哈罗夫本人都感到脸红……
但在其他地方,李沃夫爬到前沿阵地去却不知为了什么。他爬来爬去,仿佛想挑选一个突破口,了解敌人的前沿阵地。而实际上他既没有挑选,也没有了解,又没有询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是爬来爬去,毫无必要地拖了一大批随从人员——从政治副军长到政治副团长。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生命安全吓得面如土色。他这样爬来爬去,仿佛想以此椰 他们;他不来,他们是不会到这里来的,现在他来了,他们也不得不来!而实际上,在必要的时候,即使他不来,他们也常到这里来。
他在堑壕里和很多人谈过话,有时谈得很久,特别是在德国人发现动静而开火的场合,仿佛想以此来考验周围的人。他了解到士兵们把马合烟放在口袋里,烟叶都弄碎了——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就命令后勤部门立即缝制一些烟荷包。然而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一句亲切的、有人情味的话。一句也没有说。
也发生过一些使人难堪的小事。他在他们的集团军里总共只过了三夜,有一夜是在前沿阵地过的,这当然很好。然而他随身带来了一个卷成辊状的薄得象坐垫一样的床垫,并且吩咐把这个床垫和自己的床单、被子铺在已经替他准备好的被褥上面,这就没有必要了。不知是怕虱子,还是认为集团军里不会给他准备一床干净的被褥……他从来木和人一起喝一口酒,好象拒人于千里之外。主要是他的什列约夫,就是那个上校,不仅为他带了一个热水瓶,还带了一只供他专用的杯子,又用油纸包了一些供病人吃的菜丸子和另外一些专门为他准备的东西。但尽管这样,他却善于在大白天趴在泥地上爬到战斗警戒散兵坑……
扎哈罗夫看了看表——他已经等了三十分钟,——把李沃夫的房间又打量了一番。这房间似乎表明,它的主人除了交给他的任务以外,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在托尔马乔夫军事学院的同学、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加弗里林讲到李沃夫的妻子的事情:李沃夫的妻子并不年轻,甚至可以说已经上了年纪,在方面军的一所医院里当配方处主任,曾经到丈夫那里来过几次。从这个医院到方面军司令部大约有四十公里。加弗里林从旁人那里知道,李沃夫的妻子第一次是搭了顺路的汽车来回的。后来他顺便问起李沃夫: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李沃夫的车没有空,可以另外找一辆嘛!可李沃夫回答说:“我不给她创造特殊条件。让她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来吧。”“解决的办法当然有,”加弗里林含笑对扎哈罗夫说,“经过这次谈话以后,后来的几次我只得派自己的汽车去接她——终究人非草木啊!”扎哈罗夫听了以后,当时就想到,现在重又想到,李沃夫的这种过分拘泥小节的表现有点装腔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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