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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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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端倪。继而他借用“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概括文学上的两种潮流（《金鱼》），以“言志”承袭“反抗”，并上溯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载道”则指与之对立的一切，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在内。“言志”所涵盖的并不止是周作人自己的写作。此时在他周围，已经聚集了志趣相当的一群人，包括同辈的钱玄同、刘半农、张凤举、徐祖正，日后被称为“苦雨斋四大弟子”的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和沈启无，以及梁遇春等。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废名和冯至合编的《骆驼草》周刊问世。发刊词所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以及“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徐祖正、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梁遇春、冯至等。是该刊的主要作者。论家后来将其中不少位划归“京派”。
自一九二八年末以来，周作人的创作陷入低潮，唯《骆驼草》出刊的半年期间写作较多。他提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冰雪小品选〉序》）过去所说“美文”，至此已为“小品文”所替代；后者涵盖了前者的文体特色，而更强调其渊源性和反抗性。周作人为自己以及志同道合者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武器是“小品文”，旗帜是“言志”，以与一切“载道派”相抗衡。一九三二年春，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做系列讲演，上述思想得到更系统的阐释。后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此书影响很大，乃至引发“晚明小品热”，一时选编、翻印成风，尽管只是揭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余绪，
却有反客为主之势。
周作人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日记云：“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应沈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七时回家。”“沈君”即沈从文，已经接替吴宓成为主编。新的副刊第一期于九月二十三日面世。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改由萧乾主编。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创刊；八月一日，第四期出版后休刊。以后朱光潜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也借为这副刊撰稿，重新进入创作高潮，《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秉烛后谈》等集子，均写于此后四年间。沈从文与其他作者，如朱光潜、林徽因、杨振声、李健吾、朱自清等，都和周作人一样自外于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周作人的上述思想，或许在他们那儿得到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人的所作所为，合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或“言志而不载道”。周作人因此也就被看作“京派”的精神领袖，有“北方文坛盟主”之称。——话说至此，可以总结一句：鲁迅所谓“‘京派’是官的帮闲”，乃是针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所有自由主义者而言。确当与否，同样姑置勿论。虽然除了周作人，别的作家并不标榜“言志”，所写也不以“小品文”为主。而沈从文在批评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趣味的恶化”时，直接溯源于周作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其大为反对的文人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同样针对“文学的趣味自由主义”，所举代表，“在散文中有周作人俞平伯等的写作。”（《论冯文炳》）沈从文讲“鲁迅批评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应该也包含这层意思。
四
一九三三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鲁迅：《一思而行》）这与周作人的言论有些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关。如前所述，周氏标举“小品文”，与其说提倡一种文学样式，不如说强调个人的反抗精神，尽管他自己被誉为“小品散文之王”；至于林语堂等津津乐道的“幽默”，周作人不以为然。在所编《苦茶庵笑话选》的序中说：“中国现时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一个文人说，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虽与当铺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屁股仿佛相似，实际上却有一个暗黑的背景。让人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是一种太平气象罢。”但是文坛似乎无意对此细加甄别。
一九三三年十月，鲁迅在《现代》第三卷第六期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有云：“‘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似乎与《“京派”与“海派”》讲的是一回事，不过一以文论，一以人论而已。虽未提及周作人的名字，却可理解是对其十余年来思想与作品发展变化的总结。
鲁迅后来所作《隐士》一文（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是对“‘京派’是官的帮闲”一说的进一步发挥：“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啖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啖饭之道。”特别针对“隐士”，似乎已与前此多所攻讦的胡适等无关，而把矛头对准“京兆布衣”周作人了。下面这番话，论家多引用来评价周作人：“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而鲁迅称周氏为“真正老京派”，便在此后不久。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问世。创刊号卷首登出“知堂先生近影”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被鲁迅说成“京派开路的期刊”。此期及随后两期，还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和钱玄同的唱和之作。左翼文人奋起批判。先是鳌容（廖沫沙）作《人间何世？》（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指责周氏“自甘凉血”、“误尽苍生”；继而胡风又作《过去的幽灵》（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申报·自由谈》），有云：“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其后许杰写《周作人论》（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期），看法如出一辙。这与“京”、“海”之争属于同一范畴。各位所论，其实都本诸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与《“京派”与“海派”》。虽然鲁迅私下对此稍有异议：“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此言公布于世，已在其逝世以后。周作人在《重刊袁中郎集序》中讲的，却与鲁迅之意暗合：“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如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有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公报·文艺》）
巴金以短篇小说《沉落》（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五期）参与了“京”、“海”之争。所塑造的那个“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即以周作人为“原型”。小说这样描写“他”的形象：“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并说：“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我所读过的连他的藏书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实恐怕还只有百分之一！……我很奇怪他这个瘦小的身体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书。”据作者讲：“《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这涉及对周作人三十年代创作与思想的总体评价；如前所述，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不仅有鲁迅等左翼文人，还有沈从文。将近十年后，胡兰成也提出“希望周作人的时代过去”：“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周作人与路易士》）
巴金与周作人确曾有所接触，见周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日记：“章靳以、巴金二君来访。”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往丰泽园《文艺副刊》之会，来者适之、一多、思成、今甫、平伯、佩弦、公超、上沅、芾甘、饶子篱君、从文夫人等多人。”然而巴金对周作人的了解相当有限。譬如让“他”说：“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灭了。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其实周作人从前在北京大学讲《近代欧洲文学史》时，已经说过：“盖Tolstoy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不服从也。”而当沈从文责以“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时，巴金回答：“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不妨将其看作是关于周作人乃至整个“京派”的一幅漫画像罢。
五
假如真有“京派”的话，沈从文和朱光潜堪称核心人物，所编《大公报·文艺》和《文学杂志》即为主要阵地，他们还是一系列聚会的召集者。“京派”“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论家往往视聚会为其联系或存在的方式之一。沈从文差不多每月邀请作者聚餐一次；至于朱光潜，则如卞之琳所说：“他家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逐渐成了北平文艺小圈子中的一个无形的‘沙龙’。”（《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艺小论争》）
这里还要提到林徽因。她的“本功”是建筑学家，卓有成就；从事文学活动属于“玩票”，所写诗、小说、散文、剧本，数量不多，却尽是精品。林徽因也是“京派”的核心人物。一九三六年底，《大公报》举办“文艺奖金”评选，她与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李健吾、凌叔华、沈从文等担任评委，选中的是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曹禺的剧本《日出》和芦焚的小说集《谷》。《画梦录》获奖，据说正是林徽因推荐与游说的结果。与此同时，她还受邀编选了一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入选者之一是崭露头角的季康（杨绛）。林徽因所撰题记有云：“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沈从文从前强调“认真严肃”，她似乎意在将其落到实处。《文学杂志》创刊，林徽因又与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等一起列名编委。
林徽因更著名的是她的“沙龙”。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冰心在《大公报·文艺》连载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所写即是就中情景。有云：“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来客有一位科学家陶先生，一位画家兼诗人袁小姐，一位诗人，一位文学教授，一位哲学家，一位政治学者，一位美国的艺术家兼风流寡妇柯露西，一位周大夫，主人则还有“我们的先生”。或许各有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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