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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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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着香气的呼吸中，在蜜蜂不断飞过的空间，度过一个个安宁的日子。在某种意义上，一切悬而未决的答案可能就在其中。于是，梅特林克开始娓娓讲述蜂房里发生的故事：“蜜蜂宏伟的生活场面会按自然顺序一一在我们面前展现：蜂群的形成和飞离，新村庄的建立，新一代蜂王的诞生、厮杀和结婚飞行，对雄蜂的屠杀以及冬眠的恢复”。
梅特林克津津有味地谈到蜜蜂的一个个趣闻，谈到这些在神话中飞行的动物逸事，告诉我们神秘的蜂房中发生的一切。“一个人若是不了解也不尊重蜜蜂的性情，又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它们转瞬之间就会变成燃烧着愤怒与英雄主义烈火的树丛。”可是，有时，人们适当地喷一些烟，“再加上充分的冷静和温和，这些全副武装的工蜂就会任你掳掠，从不会想到放出毒刺。”这是为什么呢？梅特林克开始解答这一个小小的谜：蜜蜂们认为，“这不是可以予以抗击的进攻和强敌，而是应当服从的自然力和灾难。它们之所以不做无谓的斗争，是因为心中充满使自己受到欺骗的预见。它们想得太远了。”这时，“为了拯救自己的未来，它们奔向藏蜜的地方，准备立即在合适的地方建立新城……”
可以这样说，梅特林克不是居高临下地站在高处看待发现的一切，他已经采用了最为平和、优雅的姿态，毫无人类的优越感，相反，他写这些可爱的蜜蜂生活，恰好是针对人的傲慢、偏见、自我中心主义，针对人类的一切自以为是的愚蠢。他是怀着对这些小小昆虫由衷的赞叹之情，怀着对它们生活的足够尊重，来尝试着借取大自然的智慧的。他发现，这些小小蜜蜂竟然比我们的生活更有秩序，也更准确、精确、理智、充满活力和富有激情。它们更无私、更具奉献精神、更有道德感。相形之下，人无论是从智慧还是从道德的方向上看，都微不足道，上帝给予我们如此多的恩赐，已经超出我们应该接受的限度。很多方面，我们不配如此。我们的智力是如此低下、有限，以至于必须俯下身来，从四周的小小昆虫租借灯盏，否则，我们的眼前将一片黑暗。
人，必须感到自己的卑微。梅特林克试图从一个个他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发掘我们所需的真理。他发现，在自己观察的安置在玻璃箱中的蜂房，“装着无与伦比的活动，无数睿智的法规，很多很多的天才、秘密、经验、盘算、学问、各种各样的艺术、预见、信念、明智的习惯、奇怪的情感和美德。”可是在一个外行的、粗心的观察者看来，那儿只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浅棕红色浆果。”实际上，蜜蜂们在不停地工作，从事着神秘的、艰巨的创造性活动。即使那些看似沉入梦乡的像一串串死尸一样的蜜蜂，也在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加工和分泌蜂蜡。”它们只有这样辛勤劳作，才能得到集体的信任。梅特林克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蜜蜂的生活离不开个体之间的密切交往。不论个体的蜜蜂飞到哪里，“如同游泳者要定时回到水面上换气一样，它也必须定时回去呼吸群体的气息，否则就有死亡的危险。若是离群独居，蜜蜂在几天之内就会孤独地死去。”
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集体给予个体的快乐是如此巨大，以致它必须像一个吸毒者依赖鸦片一样，从中找到梦幻般的幸福感受。这样，一群蜜蜂就可被看作是一只蜜蜂。“在蜂群中，个体微不足道，它仅仅是一种附有条件的存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物种的一个长有翅膀的器官。它的一生全都奉献给了它参与构成的那个由无数成员组成的、不断更新的生命。”正因如此，蜜蜂的国度成为社会观察者的最好样本，在产蜜的膜翅目昆虫中，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家蜂文明进化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梅特林克看来，这样一个苛刻的蜜蜂国度，个性被“国家”所吞噬，而这一“国家”亦“成为专制而又不朽的未来形象的牺牲品”。
三
单单谈论蜜蜂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生活闲暇中奢侈的猎奇行为，它显然不具备更为深广的价值、意义。梅特林克也不会以惊人的耐力，通过细心观察为我们提供一些用来消遣的闲话。他是想从神秘的蜂房中找到一面可以映射我们的镜子，重新确定我们的肖像轮廓。他说：
“人有能力不服从大自然的法则，至于他是否正确应用这一能力，则是他道德生活中最严肃也是最糊涂的问题之一。不过，在与我们不同的世界中去捕捉大自然的意志，并未因此而显得索然无味。”也就是说，我们在自己习见的生活中，已经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修改、歪曲了大自然的意志，所以只有在这些膜翅目动物的每一个动作中，才能重新找到大自然赋予生物世界的原始意义。
因为，“大自然的意志在膜翅目昆虫的进化中显现得非常确定，而膜翅目昆虫是除了人之外地球上最富于智慧的生物。”梅特林克进一步推测，“大自然似乎追求物种改良，但它同时又表明，它不愿这样做，至少是在这样做时必须损害个体的个性自由、权利和幸福。随着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其每个成员的个人生活亦随之缩小。凡是出现进化的地方，它都是个人利益越来越完全地为总体利益牺牲的结果。”另一个例证是，“熊蜂的工蜂并不想放弃爱情。而我们的家养蜜蜂却终身处于贞节状态。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群体的幸福与安全，为了使蜂房在建筑、经济和政治方面更加完善，它会放弃所有的个人福利。”这意味着，大自然的意志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它至少在这里显现出其矛盾、摇摆和不确定的一面。也就是说，即使是全能的上帝，也在充满选择可能性的十字路口徘徊、犹豫不决。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窥透自然的秘密，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否则，我们就有僭越之嫌。无论是蜜蜂，还是我们自己，凡是我们不可了解的，不可理解的，不能了解和理解的，都属于命中注定。物种一代代相传，一代代几乎是重复生活，一代为下一代不断付出牺牲，它们究竟为了什么？梅特林克对这一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他说：“物种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爱，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人类也存在这种命定性，但较之蜜蜂，这种命定性的强度与规模要小一些，从不会作出如此巨大、如此普遍和如此意见一致的牺牲。我们服从的什么可预见的劫难可与蜜蜂的劫难相对应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犹如对那像我们观察蜜蜂一样观察我们的生物一无所知。”他的推测带着几乎是绝望的痛苦，就是说，也许我们所不知道的，上帝也不会知道。
梅特林克的苦恼来自形而上学的推理，尽管他似乎运用了自己所掌握的一部分知识和经验。他写蜜蜂、写蜜蜂的生活及其规律性，写蜂房里的种种故事，实际上仅仅是为了讲述我们自己。他所表达的乃是人生的迷茫。他试图得到所有的答案，但是每每在解答的过程中都会遇到问题的极限。他想将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进行一步步推理，发现现有逻辑总是不能顺畅地使他找到简洁的方式，最后又要陷入另一个迷宫。几乎是所有物种一代又一代传承，是什么力量推动它们向前、向前、一直向前？就像无数乡下人急匆匆地去赶一场庙会，就像已经买了票和尚未买票的人们，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前往剧场，就像所有的物种要去赴一个盛大的宴会，或赶往同一个地点，以便见证一个精彩的结局，一代又一代付出莫名其妙的牺牲，将最后的那一观赏者推到时间的尽头。可是，那里究竟有什么？
在我们以及和我们同在的所有物种中，都包含了同样的基因、同样的目的性。造物主为了某种目的设计了同样的程序和计算芯片，并将其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死亡，我们从未摆脱来自自身的某种控制性力量。然而，我们却不可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行为价值。我们总是依凭本能行动，将与生俱来的意图贯彻始终。当我们从别的生物那里回到自身，突然发现，我们所做的是否都值得？它的价值究竟与我们在哪些方面具有关联性？我们仅仅是通往天庭的梯子上的一节脚踏板，别人的脚步在我们肩头发出轻轻的一响，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随即被废弃。梅特林克看到，那些在蜂房走廊上工作的工蜂，在忙着搬迁新居。每一只工蜂都必须带够可供五六天食用的蜜，即使它们也未必能够弄清，自己究竟是怎样运用巧妙的化学配方来提炼蜂蜡，以便建造新居。它们可以在漆黑的环境中工作，它们究竟依赖怎样的照明方式？难道黑暗中为它们设有专门的、我们看不到的灯？它们什么都不清楚，但是它们一直在做，并且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而，“未来的观念是如此强烈，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面对死亡的危险，也没有任何一只蜜蜂动摇。”这是梅特林克对蜜蜂群体的评价。这是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物，未来就是一切，它的意义已经使“现在”动摇了，“现在”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是，梅特林克发问：“必须承认，似乎带有自觉性而实际上富于智慧的伟大力量——因为在其安排和捍卫的生活中总是存在着智慧——也会陷入迷雾。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吗？当我们抵达自身意识的极限时，最高级的智慧也会出现失误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向谁求告呢？”这是对世界看似意义明确、实际上充满盲目性的极好论证。即使从最高级的层面上俯瞰，这个世界在很多时候，也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安全可靠，因为其运行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不能保证其选择的正确性。
令梅特林克痛苦的是，“大自然是否关心保持在它的地底下处于激动状态的一切事物的生命？或者——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与此相反，一切生物都注意采取措施反对那些给予它们生命的力量？这一问题至今没有答案。我们根本不知道，物种的保持是违背最高意志的可怕意图，或者与这些意图无关，还是完全依赖于它们。”正因为他观察得太仔细了、他掌握的资料太多了、他默记在心中的事实太纷繁了，他才得不出什么可靠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深入思考，就越是感到大自然本身的神秘，也就越对我们以及周围的事物一无所知，我们在思考中正在远离自己，远离一个个曾经认为是正确的判断。真理正是以这种令人敬畏，而且耐人寻味的方式包紧自己、拒绝我们的解读。
四
在中国悠久的、辉煌的文学史中，我们几乎是完全缺少了梅特林克这一类型的作家。梅特林克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作家，他代表着一个类型，一个稀缺的文学品种。我们不缺少擅长抒发感情的作家，不缺乏不断思考自身命运的作家，也不缺少充满幻想的作家。恰好我们缺少了善于观察其他生物世界的、带有科学家性质的作家。中国文学的源头从最早的民间诗歌开始，经过贵族阶级的雅化淘洗，自觉地沾染上以国家民族为主旨的政治色彩，个体生命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中华民族更是一个热爱历史、注重历史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记录历史的习惯。文学家也养成了在历史政治中安身立命的癖好，治国安邦成为文学的当然使命。这样，我们就易于带着集体的眼光看待事物，目光只是朝着大的物体审视，反而脚下的许多细微的东西处于被忽视的位置。
而且，我们似乎缺少用他者的眼光反照自己的传统，总是通过自我来单一地看待我们之外的世界。即使是诗人或作家试图描绘外部世界时。也是将外部事物作为借用的工具，以暗示自身的存在。所谓“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超然物外的禅境，也不过是为了突出暗示和表达一个孤独守望者存在于幕后的悠然诗意，其实此时的观察者只是看到了自我投射之后被反复过滤了的意象。它已经不属于自然界了，也没有与人相对应的比照关系，大自然的真实意义已经完全失去。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意象的意义总是重于现象。表达集体的命运、哲学思考和个人的心境从来都是中国作家写作的宗旨。无论是记录孔子以及弟子们言行的《论语》，还是旨在说理、言辞华彩的《庄子》，无论是记录史实、叙述中国历史命运的《左传》、《史记》，还是之后汉赋晋文、唐宋诗文，不外乎借物咏心、托物言志、假物言道，文以载道成为一种作文定法。我们也时时观察外界，但是其最终的演化乃是归于体察，他物只不过是“我”的化身。这样，事实上，他物的事实仍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我们缺少梅特林克这一类型的作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拒绝承认每一个个体的童年价值，儿童的幼稚和好奇心早早被扼杀。我们很少在生活中尊重儿童的特点和玩耍的价值，而是尽早给他们灌输成人的思维，希望其不要在儿童阶段停留太久，以便早早加入集体利益的合唱之中。我们从集体的眼光看来，儿童不具有独立价值，他仅仅是成人的预备。人的活泼天性、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他物的关注．被认为是无价值的。这种天性在成人之前必须被压制，以便将精力和目光投射到共同生存的集体事业中，是责任驱使下个体生命必须作出的牺牲之一。因而，中国文化对个体的催熟作用不可低估，它使我们放弃了欣赏别的种类的生命的机会。
为了充分欣赏与我们不同的生命，必须寻找证据——别的生命是如何生活的？它们哪些地方与我们相同？它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它们究竟有无智慧、有无灵魂？不能仅仅凭借猜想就说明一切，也不能仅仅依靠逻辑推理。这需要证据作为认识的基础。对于人们提出的所有疑问，只有证据作答。这里显然可以看出人性的弱点，梅特林克就是要用证据揭示这一点：“人不仅无法了解真相，还会接受假设。从他偶尔出世的那一刻起，假设就威风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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