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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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蘸好水的香脚放到粉箩里裹粉。她的手灵活地一转动，香料就圆滚滚地沾上了香脚。裹上第一　
道香料的香放到旁边一只架子上搁着。杨家出的香一般要上三次粉，质量好，味道正，四乡八邻的都喜欢买他们家的香。　
　　崔月兰说，来买香的吧？　
　　我说，是，我妈让我按往年的规矩买香回去。　
　　崔月兰说，你等几分钟，我把手头上这点活做完了就给你拿。　
　　我说，保红呢？　
　　崔月兰脸上露出喜气说，他在屋后帮我春香料呢。他这几天特别听话，也不往外跑了，让干什么干什么。　
　　果然能听到咚咚的捶打声。我绕到屋后，看到杨保红手持一根长棍在石臼里捣。他边捣边往里边添香叶，刚进去的干脆香叶发出吱吱的破碎声。　
　　杨保红听到脚步声，朝我的方向看过来，他的眼睛一下眯小了。他没有跟我打招呼，继续捣他的。　
　　你还挺勤快的，不出去看热闹了？我说。　
　　杨保红仍然不看我，像和我怄气，他突然把棍子从臼里抽出来，棍子上沾的香料飞洒到地上。他把棍子扔到我的脚边。棍子掉到地上，哐当一声，有金属之声。这是一根经过千锤百炼的棍子，板栗色，油光光。　
　　我说，你干什么？　
　　杨保红梗着脖子傲然说，张业民是我打的，就是用这条棍子打的。你不来找我，我迟些时候也会去找你的。你说了他是好人，我也觉得他没有那么坏。　
　　我俯下身子把棍子捡起来，棍子很沉实，我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杨保红，他不接。我看他身子发抖，又气又好笑，你开什么玩笑？说自己打了人很神气？　
　　杨保红说，张业民不是说过被打的时候闻到一股中药味吗，你闻闻手上的棍子。　
　　我把木棍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一股清香的草药味。我看着杨保红，他的那张俊脸在阳光下似乎是透明的。　
　　我试着将棍子放进石臼，慢慢地舂捣，香叶渐渐变成黑色的香泥。　
　　杨保红说，这条棍子有年头了，我还没生下来它已经在我们家了。　
　　崔月兰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袁涛，香给你装好了，我给你选了上好的。　
　　　
　　13．十六岁的少年杨保红给我讲了一个十年前的故事——　
　　我六岁以后就没照过镜子。家里的大立柜嵌有一面大大的镜子，每经过它我都侧脸跑过，我不敢看。知道为什么吗？我怕看见弟弟。我有过一个弟弟，我们是双胞胎，一个看另一个就像照镜子。　
　　那天天气很好，黄昏时分天边有红色的云彩，暖风带来阵阵河水的潮气。吃过晚饭，爸妈到后院担水浇菜去了。我拉着弟弟的手溜上大街，我们每人手里抓着一只粉红的塑料袋，朝着河边的方向飞奔，塑料袋被风灌满，呼呼响，我们扬高手臂当作是放风筝。　
　　坡月河里有我们都很喜欢吃的绿藻螺，那螺肉煮出来的稀饭是碧绿色的，清甜可口。平时是爸爸陪我们一起去捞螺，那天是我带着弟弟去捞螺。　
　　我们踏入黄昏水汽蒸腾的坡月河，冰凉的河水把我们的短裤浸透了。弟弟发出快乐的笑声，他对我说，哥，我在河里尿了。我后悔刚出门的时候尿过了，我使劲挤出几滴，对着弟弟笑，哥也尿了。　
　　浅水里的螺已经被人捡得不剩多少，我们渐渐往河中间游去。我们把脸浸到清凉的水里去捡，比谁能憋更长的一口气。在水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绿藻螺贴在石头上，轻轻一拔就掉下来。小拇指大的鱼仔以为我是要抓它们，没头没脑地四处游窜。　
　　捡着捡着，我从水里抬起头的时候发现弟弟不见了。我喊他的名字，岸边的山也帮我喊，没有人应我。　
　　我想弟弟一定是被水没了。河边有三个大人。我扔下手中装螺的小袋子，哭喊着朝他们跑去，河底的鹅卵石硌得我眼泪飞溅。我跟他们说，我弟弟不见了。　
　　张业民泡在河里洗澡，一身的肥皂泡。他说，不见就不见了，你老娘有本事一口气生两个男仔，就有本事再多生一个，你喊什么？　
　　我转向韦守德。　
　　韦守德说，他是不是回家了？　
　　我说，没有，他回家一定会告诉我的。　
　　韦守德不再答理我，背着手沿着河边散步去了。　
　　老杠是来河边挑水的，我扯住他的桶绳说，杠叔，我弟弟不见了，你帮我找找吧。　
　　老杠说，我还没吃晚饭，等水洗米呢，你赶快回家叫大人，这天都黑了。　
　　是啊，天都黑了，我找不到一个愿意帮忙的人。我只会哭，一路哭回家去。　
　　弟弟两天后在下游被发现了，他的身体比原来肿大了一倍。爸爸用一张大毛巾把他包回家，放在他平时睡的床上。妈妈坐在床边哭晕了好几次，她有一次醒来，看到我站在身边突然抱住我笑着说，你是弟弟？你不是弟弟。你是还是不是？　
　　我只会哭，我和妈妈一起哭。　
　　尽管那个时候只有六岁，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三个人，张业民、韦守德、老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包括父母说起他们与弟弟死之间的联系。我的守口如瓶使这三个人坦然了，使他们轻而易举地遗忘了。他们轻视了一个六岁孩子的记忆。　
　　我等了很多年，终于等到我长得足够高，手里拿着棍子可以给他们狠狠一击。　
　　那天晚上，张业民打完麻将，出了诊所，我在他拐进水街的时候在后面给了他一棍子。我敲得不是特别用力，可张业民一下子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以为他死了，我不知怎么突然觉得很害怕，我吓得腿都快站不稳了。我恨他们，但我没想过要他们死，所以把棍子藏好后，我赶紧去叫张业民的家人来救他。　
　　不久，韦守德和老杠先后遭人闷棍，我好奇怪，是有人在帮我，还是他们另有仇人？按原计划我是要给他们都来这么一棍子的，可我给张业民的样子吓坏了，不敢对其他两个人下手。为此，我还到河边跟弟弟道歉，希望他能原谅我这个胆小如鼠的哥哥。　
　　　
　　14．我看着杨保红的脸，多么英俊的一张脸，上面几乎没有表情，还显出些呆板。我突然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十六岁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藏得了这么深的一段往事。我除了感到震惊还感到残忍。　
　　真是奇怪，是谁收拾了韦守德和老杠？杨保红的脸上充满了疑惑和不解。这种疑惑远远超过了他对将要加在他身上的处罚的忧虑，我甚至没有感到他有丝毫忧虑。　
　　我相信杨保红的话，我相信他只袭击过张业民一人。但这样一来，这只能算破了一半案，我还得继续寻找袭击韦守德和老杠的人，那又是哪一天的事了？我等不了了，我的公务员报名等不了了。　
　　杨保红的故事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与杨保红做了一次深入浅出的交流。表弟，哥明白你的心情，你懂事，你重感情。你放心，既然这事出了，哥不可能不管你，你肯定能算自首，未成年人也不会判得太重。眼下只有一件事情比较难办，就是你说你只打了张业民一个人。照你先前说的你恨他们三个人，没有人会相信你只打了张业民一个人就停手了。这么一来，你的自首行为就站不住脚了。再说了，你想想，你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有人帮你做了，算是帮你报了仇，你是不是应该要感谢这个人呢？你全认了，派出所不会往下查，那人就安全了……　
　　杨保红安静地看着我，听我说话，终于，他眼里闪过一道光芒。袁涛哥，他们三个人都是我打的。杨保红说。　
　　我松了一口气，把手放在杨保红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我的眼神告诉他，我赞许他所做的一切，他是个男子汉。　
　　我将材料做好交给老吴。想不到一个孩子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我说。　
　　老吴说，这杨保红好像是孙敏的表弟？　
　　我说，是啊，孙敏为了这事已经上门来骂过我好几回了。　
　　老吴说，这就叫大义灭亲，难得啊。老吴拉开抽屉，拿出我的报名表，哗哗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盖上一只鲜红的公章递给我，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很难相信报名表到了我手上，我受宠若惊。尽管拿在手中的报名表轻若无物，我的心情是饱满高涨的。　
　　六个月后我被县司法局录取为一名公务员。这时候杨保红已经被送到县里的劳教所，劳教时间是两年。　
　　我和孙敏去看过杨保红。他个头蹿高了，肩膀宽宽实实，嘴上青楂楂的胡子，是个男子汉了。　
　　杨保红见到我们只说了一句话，给我带面镜子来。　
　　我后来问了管理人员，我们能不能给杨保红带一面镜子，他们说没有必要，他们还说房间里都安装有镜子。于是，这桩小事我很快抛到脑后了。　
　　到司法局上班我的日常工作是整理汇编资料，这个工作琐碎但不太忙。每天我可以看完报纸喝完茶才开始工作。我的腰渐渐圆滚，晚上很少做梦，睡得很死。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喝完一杯浓茶，看完一叠报纸，实在找不出别的事干。我将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我不经意地想到杨保红，我想，我应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究竟那剩下的两棍是谁打的。　
　　　
　　责任编辑　陈东捷　
入殓
张新乐　
　　“多好的老汉，怎么说走就走了！昨天傍晚，他还帮我拎菜呢！”张大娘吵吵嚷嚷，摇摇晃晃进了院，手里的拐杖敲得砖院子嘣嘣响。满院的人又都抹一把泪，让出一条道。我搀扶她到东边家坐下。　
　　张大娘掏出粗布方巾，捏一把鼻涕，擦一把泪，啊呼呼一长换一口气，而后问道：“寿衣、寿被都预备好了吗？给老汉置个高枕头，他驼背，枕高点，躺着舒服。”南圪塔上的人没了，主事入殓都听张大娘的。遇到七嘴八舌，张大娘说句话，一锤子定音。　
　　姨姐抹抹眼泪，哽咽着说：“打发人去买了，只是没想到高枕头。我再打发人去。”　
　　张大娘说岳父驼背，我怎么没有觉察？岳父长什么模样，当女婿的应当清楚呀！　
　　1971年古历正月初三，我跟介绍人登门相亲，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从南关进县城，往西边小巷一拐，再往北边的胡同一拐就到了岳父家。院门坐西朝东，简易的青砖门楼，漆黑的两扇木门，蓝地白字的门牌上写着南圪塔68号。拧开钮子，推门进院，门撞得铁铃当啷啷响。砖院子不大，没有柴草猪圈，焦炭放一个砖池，烟煤放一个砖池，整齐有序，干净利落。迎面靠北有间小饭厦，供热天做饭用的。北面五间瓦房，宽宽敞敞。西边家一门两窗，门开在正中间。东边家一门一窗，门靠西边开着。墙是土坯做的，底半截座了七行砖。窗户又宽又大，全都装的玻璃，明晃晃耀眼。窗台上摆满瓶瓶罐罐，还有几只大大小小的烧杯。那时这样的格局与乡下的房子大不相同。　
　　岳父听到门响，急忙弓腰迎接。他身着深蓝色中山装，两只袖子挽过手腕，头戴黑色呢子帽，没有一点点农民气，不见半些那样的味儿。他满面笑容，边走边点头，点头的幅度很大，近似鞠躬的样子，特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他接过自行车，支在院子里，顺手从正房门上取下布条条制成的掸子，给我俩一一打土。进了屋拎起暖水瓶就倒洗脸水，而后再让座让茶。寒暄过后，他去切哨子、擀面条，备酒备菜。岳母陪介绍人说话，谈的大多是他们学校里的事。　
　　我吃饭爱出汗，第一次在岳父家吃饭越发地出汗。越出汗越着急，越着急越出汗，筷子也不夹菜了，巴不得赶快吃完。岳父眼尖没吱声。起身给我拿过一条热毛巾，点点头，笑着说：“擦把脸，消消汗，踏踏实实地吃。小伙子，得吃饱。”毛巾白白的，带着檀香味。热乎乎的毛巾捂在脸上浑身舒坦，所有的神经都恢复自如。我抬头仔细端详岳父，他端坐在小板凳上，身板倒也挺直，并不因饭桌低矮而弯曲，比我高出一大截。　
　　出了门，介绍人问我行吗，我说行。介绍人说，我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可掂量好了。我点点头，很坚决。我说掂量好了，不知是被妻子那张漂亮的脸蛋迷住了，还是让岳父一条热毛巾俘虏了。　
　　都说岳母疼女婿，其实，岳父见我比岳母还要亲。我每每回家，铁铃当啷啷一响，他就出屋相迎，点头、致笑，接车子、递掸子、倒洗脸水，让座让茶，这套程序从不减少一个环节。岳父不只对我这般好，见了哪个女婿都一样。我们几个女婿碰到一起说这事，心里都有些不自在。岳父做事颠倒，好像他亏欠我们什么。慢慢的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在岳父突然走了，我不敢想象，以后再回妻家会是怎样的情景？　
　　“老汉人真好，满世界找不到他这样好的人。”张大娘长叹一口气，把昨日的真实变成今日的回忆。“不管见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用的没用的，老远就笑呵呵给你点头打招呼。满圪塔上上下下，没人能说出老汉半个不字来。过了腊月二十三，老汉就搭上红纸写对子，挨家挨户地送。送到家里，把卷好的对子展开，告你哪幅贴院子门上，哪幅贴屋里门上，哪幅是上联，哪幅是下联。一一交代清了，再把对子卷好，用绳绳绷上。烟不抽你一根，水不喝你一口。你送他，他都不让你迈过门槛。”张大娘满眼泪水顺着纵横交错的皱纹，溢满沟沟岔岔，满脸一片汪洋。　
　　姨姐匆匆过来问张大娘：“枕头买啥样的好？是买洋枕头，还是圆枕头？”洋枕头也唤“洋枕”，同“洋火”、“洋钉”的来历一样。“洋枕”多用白布做，宽和长差不多，上下两片，四周缝合，外加裙边装饰。枕头正面有绣花图案，背面留口装枕芯。圆枕头也就是中式枕头，两头堵头方方正正，四角裁成圆弧状，上面描着彩绣着花，四面用黑布缝制，里面装满麦草，圆鼓鼓的。　
　　张大娘用方巾擦擦泪，语气肯定地说：“就买圆枕头。人老归天，枕个圆枕头，一辈子圆圆满满！”　
　　我给张大娘倒杯水，张大娘摆摆手，没心情喝，继续悉数老汉的好处：“这些年有钱了，家家户户都翻盖门楼，到巷子里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