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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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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玉17岁高中毕业，因为肺结核耽误了两年，现在终于可以填写报考志愿了，她立刻兴奋地给那些已经上了大学的同学写信，询问他们的意见。杨秀玉内心的想法是学医，她希望为更多的像她那样因为身体原因而不能考大学或不能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人服务，但很快她的理想被另一理想替代——她的同学们纷纷告诉她，她应该去学生物遗传。
杨秀玉的同学们之所以建议她去学生物遗传，是因为当时的一部非常著名且轰动一时的苏联电影，讲述的是生物学家米丘林的故事。在那部电影中，美丽的果园，每天在果园里工作的科学家，科学原来可以如此诗意！在当时的大学生中，“米丘林”和“改良品种”这两个关键词，即代表了最浪漫和最有意义的人生选择。
杨秀玉立刻做出决定——去做一个米丘林那样的生物学家，将一生奉献给品种改良。实际上，她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后，选择就很少了，准确地说，只有三个选择，因为当年的生物系只有三所大学招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杨秀玉首先pass掉了厦门大学，她生在福建，从来没有离开过福建，倘若念一个大学还在福建，她觉得不够“壮丽”，不符合她对自己人生的要求。所以她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
家里人对她说，还是复旦吧，北京太远，而且她是南方人，身体又不好，如果去北京读书，生活上气候上都不见得适应。她自己想了想，折中一下，挑选了上海。而人生恰恰是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复旦大学生物系一共要读五年，她读到三年级的时候，赶上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国家决定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生物系分别挑选一批学生，一共30人。杨秀玉就这么阴错阳差地到了北京，仿佛冥冥之中命运替她安排好了一样——如果她不是肺结核，她就不会耽误两年考大学；如果不是耽误两年，她就不会去学米丘林的生物而是唱着“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的帐篷”为祖国找矿，如果是那样，她就不会恰巧赶上协和医科大学复校，而如果没有上协和，她的一生会怎样度过呢？
激情燃烧的岁月
杨秀玉从来不吃任何动物肝脏。她这个毛病是当年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落下的。当时他们在江西整整待了一年，她什么都做，跟外科一起切脾，那些脾脏一切开，全是血吸虫，从此杨秀玉就再也不沾猪肝、鹅肝、鸭肝，不管是什么肝，不管是多么高级的酒店，只要那个菜沾“肝”，她连碰都不碰。
那个时候，医生经常要出去巡回医疗，参加医疗队到贫苦山区送医送药，有的时候还要帮助当地老百姓盖房子。杨秀玉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那年，她的儿子才三岁多，她是真的舍不得。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去了一年。
许多过来人回忆当年的医疗队生活，都会不同程度地谈到“艰苦”，而江西血防队是公认的艰苦中的艰苦。
杨秀玉他们去的地方叫永红公社，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没有交通，报纸一个星期才能看到一次，因为血吸虫病流行，当地水被污染，老百姓说的方言他们根本听不懂，也没有什么食物，大家在那里只能吃到酱油米饭南瓜。有一天早上，一位同事激动地宣布“好消息好消息”，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那位同事说：“我们一屋子的南瓜终于吃完了！”
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面露喜色，以为这下总算熬出头，可以吃点别的了。但不到中午，又来了满满一卡车的南瓜。
在血防队的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两件事和杨秀玉有关。第一件事是“吃猪蹄”。当年医疗队下去之前，是有规定的，不但要治病救人，还要和农民同吃同住，不能搞特殊化。有一次，一个濒于死亡边缘的病人，经医疗队全力救治——全体医护人员守了三天三夜，最后病人苏醒了，脱离生命危险。整个医疗队高兴啊，大家都是年轻人，激动、兴奋、欢呼，感觉应该庆贺一下，于是就买了猪蹄，二毛四分钱一斤的猪蹄。这事儿放到今天就不算是个事，但是在当年，却遭到了队领导批评，理由是没有和农民同甘共苦。“猪蹄事件”让杨秀玉气得要命，在她看来，吃个猪蹄有什么要紧？何况还是自己花的钱呢。再说，如果不吃猪蹄，医疗队工作又那么辛苦，身体是革命工作的本钱，身体坏了怎么办？
另一件与杨秀玉有关的事情，是她的肺结核。由于条件太艰苦，她的肺结核复发，队领导这次倒没有要求杨秀玉“轻伤不下火线”，而是很体谅地允许她回北京休养，但被杨秀玉拒绝了。她说什么都一定要留下，怎么都不肯回来。现在问杨秀玉这件事，她说：“那时候特革命，说好是去一年，怎么能提前回来？再说我们去之前，是总理接见过的。”
杨秀玉到底还是留在了血防医疗队，但作为一个特例，她的生活被允许和农民稍微不一样：她可以买鸡蛋。因为她有了这个特权，所以她可以拿饭盒煎鸡蛋，和队友一起吃，而这不算搞特殊化，也不算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如今再跟杨秀玉说到当年的那些事，她会说：“当年大家都这样，也没什么可说的。再说，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躺在家里享清福，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协和对我的教育。那个时候，协和医院产科大夫值夜班，晚上就在产科库房里睡觉，根本没有正儿八经的床，人就躺在库房的货架上。值一个夜班，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36小时不休息，只要急诊一个电话，病房一个电话，马上跑过去。那种生活确实艰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也有许多乐趣。”
杨秀玉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云南地震。地震发生时间是1970年1月5日凌晨。当天夜里，她正好在医院值夜班。那个时候医院和社会上许多单位一样，经常要“练兵”，即半夜前后动不动一声哨响，紧急集合，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打好背包，背包里有衣服被子，负重走上30里地，回来第二天接着上班。因为这种“紧急集合”如此之经常，所以年轻的医生们都自作聪
明，没有人真的打背包，背包是早就打好的，里面就是一点报纸什么的，专门用来应付“负重训练”。结果云南地震当天，真的“紧急集合”却被杨秀玉他们当做是“狼来了”，大家轻车熟路拎上做过手脚的背包就跑去集合了，而且妇产科还是第一个集合整齐的，和往常略有不同的是，这次领导挑了几个大夫，其中有杨秀玉，让他们背着背包上车。
漆黑的夜，一辆车带着杨秀玉他们疾驰，杨秀玉在车上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这次挺像真的。”
车一直开啊开啊，停下的时候已经在机场，所有人都傻了。那是杨秀玉第一次乘飞机。她被要求第一，保密。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去哪里了，干什么了。第二，写遗嘱。 然后，飞机起飞。 杨秀玉他们一行人去的地方是彝族自治区，飞机一落地，他们就参加到抗震救灾的队伍之中。从扒尸体到提着马灯做手术，什么都干，没有人讲条件，那个时代，大家都这样。
如今杨秀玉已经70岁了，当被问及那种生活对她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她会说：“我妈妈认为我一辈子过得值了，草棚地铺也睡过，五星酒店也住过，很丰富。” 杨秀玉和很多吃过苦的人不一样，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苦难生活耿耿于怀，但杨秀玉却总是回想到那些苦日子中最浪漫最有趣的部分。她说他们这批协和大夫是第一批飞到云南抗震救灾的，由于耍小聪明，所以几乎没有人带衣服和被子。她自己的背包里只有一件外套，其余的都是烂纸团，连钱都没带。当然即使有钱也没有用，因为是灾区，灾区哪里还有东西卖？于是只好将就着，一件衣服穿了一个月。实在穿不下去了，就像少数民族妇女那样，跑到河里，女孩子们围一圈，把衣服洗了，人躲在河里，洗好的衣服平摊开来，铺在岸边的鹅卵石上晒太阳。如果要上厕所，就找四把伞一围……
杨秀玉还记得一位儿科教授，现在也是著名专家了，把棉毛裤脱下来洗了以后挑在竹竿上，跟着医疗队翻山越岭，竹竿一晃一晃，走到半道，一回头，大叫一声——棉毛裤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只剩一根空竹竿。返回去找是不可能的，地震的时候是一月份，天气还是挺冷的，但那也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一直穿一条单裤，真正是跟灾民“同风雨共命运”了。
问杨秀玉那样的生活苦不苦？她说当时也不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医生就应该这样，应该去帮助最穷苦的人，最需要帮助的人，这叫白求恩精神。虽然在科学上，单凭热情，单凭觉悟，不见得能有所成就，但是如果没有一点点奉献精神，也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家”，更不要说对医学会有什么突出的贡献。
对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也许无法理解杨秀玉这段话的意义，但她是跟随宋鸿钊教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那种医疗条件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却取得了绒癌治疗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以至于到现在，在国际医学界只要提到绒癌，就不能不提到“宋氏分期”，至今为止，绒癌的化疗药物中还有一款的名称叫“更生霉素”，据说是由于这款药物诞生于我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年代。
谈到宋鸿钊先生，杨秀玉永远肃然起敬，语气之间充满钦佩。也许杨秀玉最初决定到妇产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绒癌组。1959年，妇产科成立了专门治疗绒癌的专科病房，这个病房由宋教授负责。杨秀玉凭直觉就知道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因为她还在妇产科轮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妇产科只要死人往往就是绒癌组。但是当她真正到了绒癌组，真正在宋教授的领导下从事绒癌研究的时候，她才知道那中间的难度有多大——其中一项就是医疗条件的落后以及研究环境的简陋。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所有药店甚至超市都有售卖的早早孕试纸，其怀孕自测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尿中的hCG。hCG即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这种激素为胎盘的滋养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激素，其临床意义在于：妊娠（无论宫内孕、宫外孕抑或葡萄胎）以及滋养细胞肿瘤时。hCG会增高。换句话说，绒癌的研究离不开hCG值的测定。但在杨秀玉跟随宋鸿钊大夫攻克绒癌难题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仅靠一张试纸就能够方便地测试到hCG，因为当时国内医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怎么办呢？只能进行蟾蜍试验，把患者的尿打到青蛙体内，然后通过观察青蛙的反应间接测定hCG。现在可以对hCG值定量测定，但那个时候只可以进行半定量测定，而且春季青蛙还有假阳性，需要隔离一个星期才能做实验。他们就是在那样的实验室条件下，攻克了世界性难题。有的时候，连杨秀玉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亲身参与其中，也许她自己也无法相信，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他们竟然走到了世界医学的最前沿。
杨秀玉的电脑里珍藏着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妇女是一名普通的机床工人，绒癌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脑转移，她躺在病床上，而化疗药物却挂在2米5的高度。这是宋教授的一名病人，在接受颈内动脉插管治疗。
今天医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什么叫做动脉泵，那是一种为了克服动脉压而将药物输到动脉中去的医疗设备，可是在宋鸿钊他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动脉泵，怎么办呢？杨秀玉是亲历了那个阶段的，当时他们的做法就是将滴器挂高，用三卷绷带连上，一直连到房顶上，这样才有足够的压力。换药的时候，护士要跟图书馆借梯子，爬到2米5的高度去换药，而由于是开放式滴器，一旦有空气进入，患者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必须24小时盯着。但就是这样，最后这个患者治好了，康复了，照样做车工，照样操作精密仪器。
也许，只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杨秀玉所谓的“精神”——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很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了，而奇迹也是这样发生的：原来凡是绒癌基本必死无疑，后来早期患者能够有11％在切除子宫后幸存下来了，到再后来，不仅可以保留原发器官（子宫），而且还能在治愈之后生儿育女。杨秀玉亲身置身于这一医学进步的过程之中，这之间的每一分成就的取得，不仅凝结着宋教授的毕生心血，而且也有着所有白衣战士的无私奉献一那个时候，绒癌组的护士由于长期接触化疗药物，白血球都偏低，但是她们谁都没有说过什么。大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团队，这样一种精神，才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攀登上医界高峰吧？
一个医生的成就感
有一天，一个穿金戴银的中年女子跑到协和医院找杨秀玉，一见到杨秀玉就热泪盈眶，她说她现在有钱了，要报答杨大夫。杨秀玉记性很好，凡是她治过的病人，她基本都能记住。她很快想起来了，这个病人是一个曾经给她惹过麻烦的病人——很多年前，她得了绒癌，丈夫陪她来北京治病，因为没有钱，丈夫去北京站倒火车票，结果被派出所抓到。派出所民警倒也很人性化，给协和医院打电话，找杨秀玉。
当时杨秀玉正在病房忙，听说有派出所来电话找她，吃了一惊。派出所在电话里问她有没有一个叫黄××的病人？她说有的。派出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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