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陔馀丛考 [清]赵翼-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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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纪》又特书弘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又武后自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明年正月为一月，《新、旧书》俱循此例，故岁首起正月，次腊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为岁终，故历年纪载俱无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岁首正月也。直至久视元年始复唐制。乃《旧书》万岁登封二年尚未复唐制，却书十一月孙万斩陷瀛州属县，而次年又书正月，不几于以一月作两月乎？昭宗乾宁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复，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复。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不又自乱其例乎？《新书》书年号处亦有不明者。《旧书》武后长安年号只有四年，其明年即书神龙元年，以是年有张柬之等讨乱，中宗复位，改元神龙也，此正合《新书》以最后所改号冠于岁首之例。乃《新书》于是年岁首反书长安五年，而《中宗纪》又特书神龙元年，岂非自乱其例，且亦以一年作两年乎？
○《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旧唐书》书法多有不合于古者。《史记》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及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登极始称帝，此古法也。《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初为唐王时，秦公世民改封赵公，乃书云徒封太宗为赵国公。又高祖进位相国时，隋帝令其立四亲庙，其时高祖尚未为帝也，乃云立皇帝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此皆书法之失者。《新唐书》于秦公之改封，则书徒封秦公世民为赵国公；于立庙，则书高祖进位相国立四亲庙。又《旧书》叙高祖先世处，即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丙，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先将武德登极追尊之号叙于此处，故于武德初难于再书，但云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而已，一似登极时只追谥窦氏，而不及祖考者。《新书》则叙先世处，但书祖考本官，而于高祖即位后乃书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窦氏。又《旧书》太宗未为帝以前，于《高祖本纪》内即称太宗，固非，及太宗为帝后，则本纪内或称帝，或称上可矣。乃贞观三年又书夏四月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皆非史法也。《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太宗皆称名，《太宗本纪》内皆称之。又高祖传位后，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高祖尚在太极殿，直至贞观三年始徙居于大安宫。乃《旧书》则于《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传位后即云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宏义宫，改名大安宫，则似传位之日即徙宫矣；而《太宗本纪》内贞观三年又书徙宫事，转起人疑。《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叙明贞观三年始徙宫，故于太宗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事自觉一览了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实武后杀之也。《旧书》但书皇太子弘薨，《新书》则书天后杀皇太子弘（《旧书。弘传》内亦不载被鸩之事，但云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寻薨，《新书。弘传》明书之）。《旧书》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按成义等皆睿宗子，是时睿宗已立为帝，则其子不应书王子。《新书》则云封皇帝子隆基为楚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张柬之等起兵讨乱，迁武后于上阳宫，而奉以复位也（《新唐书。李多祚传》：敬晖等定计后，王同皎请太子至玄武门，斩关入）。乃《旧书》云：张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诛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竟似中宗之自能讨乱，并传位之出自武后矣。《新书》则书：春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子，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又开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旧书》不言杀，则但似废而已。《新书》则书皆杀之。史思明既降后，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四月复反，旧书不书，但于是年十二月书安庆绪被王师所围，求援于思明，思明援之，复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尝反，因庆绪求援而反者。《新书》则于是年夏四月先书史思明杀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以反，而后书援庆绪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后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矫诏立之也。乃《旧书。文宗纪》云：正月，上不康，诏立亲弟颍王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竟似出于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马元贽乘武宗不豫立为皇太叔也。《旧书》亦但云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竟似武宗凭几之诏矣。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实、丌元实矫诏所立也。《旧书》但云宣遗诏立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杨复恭当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旧书》但云上暴疾，宣诏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即位，则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据实直书，何以示惩戒耶！《新书》一一著之，此皆《新书》书法之过于旧书者也。然《新书》书法亦有可议者。《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新书》不言秦王，但云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以是时秦王卧病，文静主战而败故也。然军令责在主帅，岂得委之偏佐乎？既据实书偏佐主战而败矣，则偏佐之有功者亦应据实书其姓氏，乃贞观四年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新书》则书李靖俘颉利可汗以献，而张宝相不书，以靖为主帅故也。参之刘文静书法，不几自乱其例耶？又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鲁炅与贼将武令战氵蚩水，败绩；哥舒翰与贼将崔乾战灵宝，败绩。皆非与禄山战也，而《新书》皆书与禄山战。至德元年房与贼将安守忠战陈涛斜，败绩，《新书》亦书与禄山战。贼将阿史那承庆破颍州，执太守薛愿，《新书》亦书禄山执薛愿。及郭子仪败贼将崔乾于潼关，则又书崔乾而不书禄山，则《新书》书法亦未划一也。又《新书》于致仕、丁忧、降黜皆书曰罢。刘仁轨、许敬宗等致仕皆书罢，房玄龄以母忧去职亦书罢，姚元之出为刺史亦书罢，武三思辞司空，武攸暨辞司徒，亦书罢，遂使善去者与降革无异，何其漫无分别耶？又房玄龄以丁忧去职，未几起复，《旧书》书法甚明。《新书》则于其丁忧也，但书房玄龄罢，继又书玄龄起复，起复者，不终丧而授以官也，今但先书罢，则起复二字有何来历耶？《旧书》：神龙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兵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入。帝登玄武楼临轩谕之，众散去，遂杀多祚。重俊出奔，为部下所杀。是诛三思、崇训后乃败也。《新书》但云皇太了以羽林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亡，则似三思等未被杀者，此又《新书》过于好简之过也。《旧书》：元和五年定州将杨伯玉为乱，拘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迪简谋归朝，三军惧，乃杀佐元。是为乱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书》云义武兵马使张佐元反，伏诛，则竟似佐元为乱首矣。《新书。张弘靖传》：刘总以所部内属，诏以弘靖充卢龙节度使。弘靖至幽州，不能协军情，为所囚。数日，军士稍悔，诣弘靖谢，愿改心事之。弘靖不答，众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为留后。是军吏之囚弘靖在先，立克融在后也。乃《新书》本纪书卢龙军兵马使朱克融囚其节度使张弘靖以反，则又纪、传之自相牾也。又镇州军乱，节度使田弘正遇害，军中推牙将王廷凑为留后。《新书》本纪书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其节度使田弘正以反，盖《新书》之意专归罪于据位者。然首谋作难与乘机攘据究属有间，若一概书为乱首，何以别于李茂勋等之逐帅窃据者耶？此又《新书》之错误也。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为其牙将陈仙奇所鸩，仙奇以淮西归朝，诏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六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仙奇，自称留后，诏即以少诚知节度留后。乃《旧书》于少诚杀仙奇一事并不书，但云以淮西兵马使吴少诚为蔡州刺史知节度留后，则仙奇何往耶？《新书》既书吴少诚杀其节度使陈仙奇，自称留后矣，而于李希烈之死，但书李希烈伏诛，而不书仙奇杀之之事，则仙奇之为节度，因何授耶？此则《新、旧书》两失之矣。
○《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旧书》主于详明，《新书》主于简括。即如二十一帝纪，《旧书》几三十万字，《新书》仅九万字，此其大较也。然《旧书》本纪凡生杀予夺之事皆略见其所由，而《新书》则必一一考之列传而后见，此亦两书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即以本纪观之，《旧书》于太宗为秦王时，降薛仁杲，破宋金刚，走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世充，败刘黑闼，皆详叙其武功，正见太宗年少英武，算无遗策。《新书》乃各以数语括之，虽本纪体贵简严，然登极后命将出师，皆有主帅任其功罪，自可于各列传见之，未登极以前身为总帅，不详叙于纪内，将叙于何处耶？前史于汉高成皋、广武之战，光武昆阳、邯郸之战，未尝不详叙也。又《旧书》武德元年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此大事也，而《新书》不书。是年李密旧将徐世以黎阳及河南十郡降，赐姓李氏，此为世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刚，伪总管尉迟敬德降，此为敬德入唐之始。《新书》亦不书。秦王擒窦建德、王世充，献俘京师，斩建德于市，流世充于蜀。《新书》但言建德伏诛，而流世充不书。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至京师。《新书》但书破突厥，而不书获萧后等事。是年帝与群臣论“隋文帝疑群臣不可信，故事多专决，朕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以一人之虑？惟当选天下之才，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旧书》书之，正见太宗致治之本，《新书》亦不书。十六年，诏复隐王建成为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为巢刺王，此为惭德之悔。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此为征高丽之由。《新书》皆不书。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葬其妻，令文武宫及外命妇送至便桥，此见武后权宠渐盛，《新书》亦不书。仪凤二年，遣高丽王藏为朝鲜郡王，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各归国安辑余众。此二人本高丽、百济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还，遂世有其国，则亦一大事也，而《新书》不书。圣历二年初为宠臣张易之、昌宗置控鹤府，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幸臣之见于本纪始此，《新书》亦不书。中宗即位在东都，神龙二年正月始获武后灵驾还长安，《新书》亦不书。睿宗景云元年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此国法所当书者，《新书》不书（《新书。中宗纪》谓帝崩由韦后及安乐公主进鸩，而《安乐公主传》反不明书其事）。玄宗开元十三年初置广骑，此为府兵变制之始。十七年八月五日上诞辰，百僚请以为千秋节，此后世诞日置节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贡举遣礼部侍郎主之，此为侍郎知贡举之始。二十八年以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号太真，此为纳杨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平卢军节度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此为宠任禄山之始。天宝九载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载禄山奏立功将士，请超授告身，于是权将军者五百馀人，中将者二千馀人，此见禄山权宠之极。十五载肃宗即位灵武，上皇在蜀，使韦见素、房、崔涣赍册书及传国玺至，此亦肃宗正位大事。《新书》皆不书。至德二载上皇还自蜀，肃宗奉迎，父子相见，臣民悲喜之状，《旧书》最详，《新书》尽删之。此等事不于本纪详叙，将于何处纪述耶？又《通鉴》：肃宗借回纥兵收京师，与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玉帛子女归回纥。”及收长安，叶护欲如约，元帅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守。愿至东京如约。”叶护即从命，百姓军士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此正见代宗为太子时能屈己为民，有君人之量，宜于《代宗纪》内详叙，而《新书》不载。代宗广德二年，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希烈各僭号称王，相连为逆。此何等大事，而《新书》皆不书。此皆《新书》之过求简净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旧书》本纪，穆宗以前尚稍存书法，穆宗以后竟似腐烂朝报，凡内而拾遗、补阙，外而刺史、观察，其迁黜生卒亦一一书之，真不成史体。又如李绅、李德裕以吴湘狱坐贬，《宣宗纪》内叙此案几三千字，尤属芜秽。《新书》惩其太烦，乃别为体例，只书宰相之除拜罢免，而方镇惟军乱易帅则书之，其他则否，是以纪载简严，绝无冗沓。然其例亦有时而窒碍者。如《文宗纪》太和元年诏横海节度乌重幸讨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横海节度使李寰讨李同捷，盖重幸卒，以宫授李寰，使讨贼也。《新书》不载生卒，则一横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观者不几瞀乱耶？宰相之除拜罢免，既在所必书矣，会昌元年二月以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郑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蒋伸、高璩、刘邺、王铎、崔彦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书，则并自创之例亦更多删削，未免太简矣。至于各帝诏命及唐初九锡文、禅位诏，《旧书》一一载之，累幅不尽，《新书》尽从删却，一洗繁芜，此则仿《南、北史》体例，又不可以太略议之也。然《旧书》亦有失之略而《新书》补其所未及者。高祖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与刘文静、裴寂定谋，后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晋阳宫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从。是太宗本谋不可没也，观刘文静等传可见。《旧书》于高祖、太宗本纪绝不叙及，《新书》独详之。《旧书》叙高祖起兵时隋室大乱，但云是时群盗蜂起，《新书》则历叙刘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则见当时群盗鼎沸，一则群盗内魁杰者可量为立传，其馀则第见姓名于此而可不必一一立传，是虽繁而实简也。《旧书》但以“群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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