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陔馀丛考 [清]赵翼-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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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后坐用床榻，则妇人之跪不便，故无复引身长跪之仪，而仅存拢手肃拜之礼，此所以有拜而无跪也。周天元特诏妇人如男子拜，是其时妇人久无跪拜之礼而知。而谓起于唐武后欲尊妇人，故不令拜跪，究属臆说也。（《宋史。王贻孙传》：太祖尝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贻孙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为证。赵甚重之。亦见《玉壶清话》及《爱日斋丛钞》。）总之，席地而坐时，妇人拜必兼跪。坐用床榻后，妇人有拜无跪。以古诗“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诏彼此参看，自可了然也。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稍作鞠躬虚坐之状，此亦有所本。宋太祖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妇人不跪”。又明肃太后垂帘，欲被兖冕，亲祠太庙，薛简肃问：“陛下当为男子拜乎？”议遂止。是宋时妇人固亦无俯伏拜跪之礼。而《爱日斋丛钞》云：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为稽首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虚坐之势。然则拳曲虚坐，亦自宋时已如此也。惟是妇之于舅姑，及命妇之于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礼为敬者。《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隋时皇后受册，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误》云：今郊天祭地，止于再拜，乃妇谒姑嫜，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姑嫜跪而受之，当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则唐时妇初见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状，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拜跪谢君王。”则唐时宫人于君后亦拜跪矣。盖家庭则舅姑，宫廷则君后，皆属至尊，自宜加礼，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则仍肃拜也。
○古人跪坐相类朱子作《跪坐拜说》寄白鹿洞诸生，谓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与不着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脚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则古人何以不尻着地，而为此危坐哉？盖童而习惯，遂为固然。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盘膝则不惯；北人多盘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惯也。（近日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谓：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谓盘膝坐。则又误。盘膝坐则向栩、管宁榻上何以有膝髁痕耶？）
○高坐缘起古人席地而坐，其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县，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学攵，登榻坐，学攵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钅至《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乃坐。张端义《贵耳录》：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代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再拜、三拜、四拜、五拜古人拜，虽臣之于君，亦只再拜。《孟子》所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顿首，则以求救之切，本非常礼。至后周天元帝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于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误》谓，郊天祭地，止于再拜。是唐时郊庙尚只再拜。前明《会典》：臣见君行五拜礼，百官见亲王、东宫行四拜礼，子于父母亦四拜礼。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亦风会之不得不然诸也。（按《乐记》有”百拜“之语。古人之拜，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繁数如此。注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张灯朱弁《曲洧旧闻》云：上元张灯，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光天中东都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然唐诗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语，自是唐故事。
○润笔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此润笔二字所由也。然《北史》袁聿修为信州刺史，有善政，既去官，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人敛缣帛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诏许之。则又在郑译之前。故洪容斋谓作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而王《野客丛书》并谓：陈皇后失宠于武帝，以黄金百斤奉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悟主。此为润笔之始。其见于史书及载记者，唐《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受馈遗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未有邕者。故杜甫《八哀诗》李邕一首云：“干谒满其门，碑榜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织成。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唐书》：李华不甚著书，惟应人墓版传记及州县碑颂，时获金帛。柳公权善书，公卿贶遗巨万。主藏奴盗其所藏怀盂一箧，识如故。奴妄言叵测。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惟笔砚自秘之。李商隐记刘义持韩愈金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如与刘君为寿。”刘禹锡《祭韩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为裴度作福光寺碑，度赠以车马绢彩甚厚。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盖唐时风尚已如此。《玉壶清话》：李翰为和凝门生，同为学士。会凝作相，翰草制罢，悉取凝旧阁图书器玩而去，留一诗于榻云：“座主登庸归凤阙，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欧阳公请蔡端明书《集古录序》，以鼠须栗尾笔、铜丝笔格、大小龙团茶、惠泉等物为赠。君谟笑其清而不俗。后闻欧得清泉香饼，惜其来迟：“使我润笔少此种物！”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参以古法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试卷其一也。张孝祥书多景楼扁，公库送银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合诸妓宴会，以红罗遍赏之。张端义《贵耳录》：席大光葬母，乞吴传朋书，预供六千缗为润笔。人言传朋之贫可脱矣，一夕而光死。此又可见宋时士大夫风尚。盖作文受谢，宋时并著为令甲。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曰例外，则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与欧阳公书曰：“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襄作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可乎？”亦见待诏书碑受馈之有例也。《祖无择传》：词臣作浩命，许受润笔物。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乃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之不悦。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赍赐上所常御笔砚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一，金华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研滴虾蟆一，贮粘｛麦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人二，荐研紫柏床一。周益公《玉堂杂记》：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赐砚尤奇。以宫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许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唐时虽未必有定制，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彩绢三百匹，亦特奏闻。穆宗诏萧亻免撰《成德王士真碑》，亻免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以区区文字馈遗，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卖文及虽受馈而仍他施者，韦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其父，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返再三，讫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又柳比善书，顾彦晖请书德政碑。比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司空图传》：图隐居山中，王重荣父子雅重之，尝因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听人取之，一日而尽。《容斋随笔》又记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为作铭。其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义也。”《东坡集》亦有得润笔钱送与王子立葬亲之事。又元时胡汲仲贫甚，赵子昂为介罗司徒，请作其父墓铭，以钞百锭为润笔。汲仲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耶！”是日无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却愈坚。尝诵其送人诗“薄糜不继袄不暖，饥肠犹作钟球鸣”之句，谓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粮方也。”《明史。李东阳传》：东阳谢事后，颇清窘，有求碑志者，东阳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无鲑菜耶？”东阳乃勉为之。亦可见其清节矣。然利之所在，习俗渐趋于陋。唐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者。《侯鲭录》记王仲舒为郎中，谓马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可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册一帙，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事见《戒庵漫笔》。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诗：“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又欧公《归田录》记馆阁撰文例有润笔，及其后也，遂有不依时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馈者之陋也。
○避讳避讳本周制，《左传》所谓“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是也。然周公制礼时，恐尚未有此。虽《金》有“以旦代某”之语，然《金》之真伪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诗曰“克昌厥后”，戒农官之诗曰“骏发尔私”，皆直犯文、武之名。虽曰临文不讳，然临文者但读古书遇应讳之字不必讳耳，非谓自撰文词亦不必讳也。而周初之诗如此，则知避讳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盖起于东周之初。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鲁以献武废具敖。考数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时已有避讳之例，岂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时尚未有禁，及后避讳法行，乃不得不废官及山川名耳。孔门以后，习礼者益加讲求，如《礼记》所载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之类，可谓情义兼尽。然朝廷之上，犹未有听以私讳避官名之制。故汉时孔安国为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讳，不肯连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无私讳驳之，遂不许。至晋江统疏曰：“故事：祖父名与官同者，皆许改；若身与官同名，不在改选之例。但身没之后，子孙难以称其位号，宜听其一并回避。”诏从之。则是时已著为令甲矣。《宋史。贾黯传》：律载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有罪。则并有不避讳而议罪之律矣。雍熙中，诏除官若犯私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则更有因私讳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观之，盖自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讳著为律文也。其见于史传者：《宋书》范蔚宗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陈书》孙奂欲以王廓为太子詹事，后主曰：“廓父名泰，不可为太子詹事。”《唐书》源乾曜迁太子少师，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国子司业。萧俨拜太仆少卿，以父名不拜，徙太子右卫率。李涵为太子少傅，吕渭谓其父名少康，当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国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直昭文馆，以父名昭恳辞，乃改集贤院。吕希纯擢著作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讳而改授官者也。（《宋史》：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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