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陔馀丛考 [清]赵翼-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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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忌给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盖犹沿古制也。六朝时又有“忌月”之说。晋穆帝将纳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议。荀纳，王洽等谓：“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则更当有忌时、忌年益为无礼。”《南史。张融传》：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音乐。《唐书。王方庆传》：议者以孝明帝忌月，请献俘不作乐。方庆谓：“礼有忌日，无忌月。”亦引荀纳等忌时忌年之说以折之。《韦公肃传》：旧制，忌日之前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公肃亦引礼无忌月之说以著其非。
○七七俗以人死每七日为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则卒哭，此不得其说。田艺衡《春雨逸响》云：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死以七日为忌，一腊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杨用修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郎仁宝云：天以二气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气至六日有余为一候；人之气亦惟七，凡六日有余而行十二经。又引《论衡。订鬼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则死者庚辛之神，盖甲乙鬼，庚辛报，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尝〔常〕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克之理，如木日鬼则金为之杀，金日鬼则火为之杀，皆隔七日也。是数说者皆有理，大抵阴阳往来，多以八日为候。如世人病伤寒者，其轻重每七日则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节不爽者。《易》曰七日来复。此固天之道也。《礼记》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其后世做七之始欤？然以七七为限，经传并无明文。王棠谓：古礼诸候七虞，以七日为节。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祭，盖因虞礼而误用之也。又引皇甫所撰《昌黎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凡俗习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阴阳家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云云。棠谓“日以七数之”者即今世逢七设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实不始于唐。按《北史》胡国珍死，魏明帝为举哀（国珍，胡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为之行丧礼）。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阉人孟栾死，灵太后于其七日设二百僧斋。北齐武成帝宠和士开，将幸晋阳而士开母死，帝听其过七日后续发。又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每至七日，灵晖为请僧设斋。此则做七之明证，盖起于元魏、北齐也。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唐《李翱集》有杨垂撰丧仪，其一篇云七七斋，翱以为非礼，特论去之。《韩琦君臣相遇传》：仁宗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后谓琦曰：“当初立他为皇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斋七即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圹司空图作生圹，每春秋佳日，邀宾友游咏其上，事见《唐书》。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后汉书。赵岐传》：岐自为春秋藏〔按：“后汉书”作“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导宾位，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此生圹之始也。《唐书》姚勖自作寿藏于万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坟曰复真堂，刂土为床，曰化台，而刻石告后世。卢照邻隐具茨山下，预为墓区，偃卧其中。李适营墓树十松，未病时，《常》往寝石榻上，置所撰《九经要句》及素琴于前。此皆在司空图之先。
○生祠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汉书》：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朱邑先为桐乡令，后入为大司农，临死，嘱其子曰：“必葬我桐乡。子孙念我，不如桐乡民。”其子遵遗令，葬之于桐，桐人果为立祠，岁时祭享不绝。《后汉书》：周嘉为零陵守，卒，吏民颂其遗爱，为立祠焉。王涣为洛阳令，卒，民立祠于安阳亭西，每祀辄弦歌之。许荆为桂阳守，卒，桂阳人为立庙树碑。祭彤在辽东，有恩信，既没，吏民为立祠。此皆死后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同。此生祠之始也。《后汉书》：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为立祠。王堂为巴郡太守，韦义为广都长，吏民皆为立生庙。又李宪即诛，余党犹据守，光武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乘单车，驾白马，往喻降之，乃共为立生祠，号曰白马从事。《唐书》：狄仁杰贬彭泽令，邑人为立生祠。迁魏州，州人又为立祠。吕治荆州，有惠爱，荆人构生祠。没，人又以钱十万徙祠于府西。《宋史》：李入相，淮阳民数千诣阙，请立生祠。《张亢传》：其祖张全义，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韩魏公在定州，数州之民诣阙，请为立生祠。事见《君臣相遇》。自唐以来，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为祠于熙宁佛寺，仪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旧唐书》狄仁杰有生祠在魏州，后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
○祠堂今世士大夫家庙曰祠堂。按三代无祠堂之名。东坡《逍遥台》诗自注云：庄子祠堂在开元，此或后人因其葬处为之，非漆园时制。然王逸序《天问》云：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神灵奇诡之状，因书壁而呵问之。则战国末已有祠堂矣。《汉书》张安世及霍光传：将作穿复土起冢为祠堂。其时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马温公谓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如成都外诸葛祠堂，盖一二而已。《光武纪》：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因谒陵而起祠堂，则亦或在墓也。《后汉书》：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既卒，夷人爱慕，送其丧归。诏书嘉美，为立祠堂。又清河王庆欲为母宋贵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为没齿之恨。《魏略》：明帝东征，过贾逵祠，诏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北史。崔士谦传》：士谦为荆州刺史，及卒，阖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时祭亭。《周书》：司马裔卒，家室卑陋，丧庭无所，乃诏为起祠堂。此则不在墓所，然其时尚沿祠堂之名。唐以后，士大夫各立家庙，祠堂名遂废。若唐世所传家庙碑、先庙碑之类，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传》：尝请复群臣家庙，曰：庆历元年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顾望，使王公荐享，下同委巷，请下有司论定施行。王曙亦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文彦博亦请定群臣家庙之制。苏颂曰：“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今不能有土田，请考唐人寝室燕飨仪，止用燕器常食。”皇中遂著令臣下立庙。是其时亦未以祠堂为名。近世祠堂之称，盖起于有元之世。考《元史》仁宗建阿术祠堂，英宗建木华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为名，则士大夫私庙可知矣。○宗祠素像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为尸。是战国时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设君室之文，则素像实自战国始。顾宁人谓：尸礼废而像事兴，亦风会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设神主，无复有素像者，其祖先真容则有画像，岁时展敬。唐、宋时则尚多素像。陆鲁望建祠，素已像于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诗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陆深《溪山余话》云：予谪延平时，路过兰溪，谒章枫山祠堂，祠中素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实不自佛家始。《史记》：帝乙为偶人以象天神，与之博。则殷时已开其端。《国语》：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写其形而祀之。《国策》宋王偃铸诸侯之像，使侍屏厕。则并有铸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语，宋玉《招魂》亦云“像设”。魏文侯曰：吾所学者，乃土梗耳。又《国策》：秦王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尝君将入秦，苏代止之，曰：“土偶与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岁八月雨降，则汝残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残则复西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削子以为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税驾也。’”则泥塑木刻，战国时皆已有之矣。又《韩非子》记桓赫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诀。至佛像，自汉武击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归。然则佛像本用金铸，其后有用土木者，则转从入中国后，以中国之法为之耳。《宋史。方伎传》：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坏，仁宗命以其真身塑像寺中。此又后世真身塑像之始。
●卷三十三○刻书书册《池北偶谈》引《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命太子宾客马缟等充详勘九经官，于诸选人中召能书者，写付匠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汉乾中，《周礼》、《仪礼》、《公羊》、《梁》四经始镂版。周广顺三年，尚书左丞田敏进印板九经。马端临《文献通考。书籍门》亦载刻书始于后唐。沈括《笔谈》及《孔氏杂说》亦皆以为始于冯道奏镂五经。又和凝有集百余卷，自镂板行世。广顺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财百万，刻九经板，又刻《文选》、《初学记》、《白孔六帖》行于世。是刻书始于五代明矣。然叶梦得又谓唐柳比《训序》方在蜀见字书雕本，而元微之序白乐天《长庆集》亦云：缮写摹勒，炫卖于市井。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笔谈》亦谓板印书籍唐时尚未盛。曰尚未盛，则已有之也。《河汾燕闲录》又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为刊书之始。刊书与抄书难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时尚未盛行，直至五代时始有之。当是隋、唐时习其技者少，刻书甚艰故耳。胡应麟《笔丛》亦谓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类稿》又谓，唐时不过少有一二，至五代始盛，宋则群集皆刻，要不谬也。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欲印则以铁范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顷刻印千百本，此即活板法也。但宋时犹用泥刻字，今则并用木刻，尤为适用耳。陆深《金台纪闻》云：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则又以活字为起于明代，盖未知宋时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繁露》云：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即今书册也。此恐未必，唐时如邺侯插架三万轴，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微之序乐天诗亦云“前后数十轴”，是其时尚用卷轴也。《笔丛》亦谓：唐末宋初，钞录变而为印摹，卷轴变而为书册。
○刻时文《云谷卧余》载杨常彝云：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加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其后坊刻渐众，大约有四种：曰程墨，则科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旧作；曰行卷，则举子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于苏杭，而北方贾人市买以去，天下群奉为的矣。《戒庵漫笔》曰：余少时未见有房稿刻本，有书贾从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课，每篇酬钱数文，持去发刻。唐荆州中会元，其稿是门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亦门人钱梦玉以东湖活板印行之。今则满目皆坊刻矣。《七修类稿》亦云：化代以前，世无刊本时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提学考卷也。（按《明史》万历十五年礼部言：举业流弊太甚，请选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此又官刻时文之始。）
○花押顾宁人引《集古录》有帝王将相署字一卷，谓署字者乃草书其名，即仿俗所谓画押。而因据《魏志》司马懿将统兵拒蜀，许允等谋因其入，请帝杀之，已书诏，优人于帝前唱“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欲帝速押诏书也，以为此帝王书押之始，是固然。然谓是时帝王之押即自署名，恐不然也。汉时长官批属吏符牒，书一诺字。《后汉书。党锢传》所谓南阳宗资但画诺。王府僚吏笺启，亦用此制批答。晋元帝践阼，心存谦抑，犹用藩王礼，凡笺奏皆批诺。诺字中若有凤尾婆娑之形，故曰凤尾诺。是画诺者实书一诺字，非后世花其名可比。然则长吏及藩王之批答僚属，犹只书一诺字，而帝王之押反自花其名乎？《北史。齐后主纪》：穆提婆等卖官，乞书诏，后主连判文书二十余纸，各作依字（《北齐书》各作花字）。则北齐帝王画押，尚但作依字，而不自书其名，岂魏时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盖汉、魏时帝王已有押诏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字“可”字之类，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是唐末尚无天子自署名之例，而谓汉、魏帝王之押即自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录》所云五代帝王署字一卷，盖五代帝王皆起于人臣，其未登极以前，本有署名之押，即位后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至唐、宋，固无不署名。（齐太祖在领军府时亦令纪僧真学己手迹，下名答报表疏。又陆亻垂戏何敬容：“苟既太大，父亦不小。”斛律金不能署“金”字，齐伸武指屋角示之。库狄干署“干”字，乃逆上画之，时人号为穿锥。皆花押署名故事。）而宋时则并有以押代名之例。袁文《瓮牖闲评》记张乖崖一札，后面云“知升州张”，押字自手而不书名。方勺《泊宅编》亦记张安道书不称名，但著押字。故周密《癸辛杂识》云：前辈简帖皆前面书名，其后押字即以代名，不复书名也。近世士大夫不以押字代名，才百馀年事耳。尝见先朝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初疑为检底，而未乃有御批，殊不能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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