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红尘 作者:平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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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青楼女子的生活，却并不让她风情万种，她甚至没有一般女子的娇媚可人。

　　她的同班同学、老画家刘苇（倪贻德夫人）说，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方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被她赏以耳光。

　　看她的自画像，和她留下来的照片大体是一致的：狮子鼻、厚嘴唇，平庸的相貌。

　　如此种种吧，使她几乎别无选择地，倔强着，坚强着，执拗着，并这般强壮起来。

　　在她的传奇色彩中，有两个男人不可忽略。这两个男人对于潘玉良，一个像山，一个像水，如同经过命运或者天意的挑剔和筛选，给予了一个女人一生流连盘桓的底蕴。应该说，无论过去还是今天，一个女人能够脱颖而出，都不知要经过多少男人的手。对此，潘玉良也只能像绕不过风一样需要男人的手托着她。不过，她却不是因了千媚百态，或者花枝招展。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这是一曲古调的《卜算子》，潘玉良在轻拨琵琶为芜湖新上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弹唱的时候，才17岁。她并不知道这个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桐城才子，会像天意一样在这一天改写她的一生。此时她叫陈秀清，当地乡绅富豪为了讨好潘赞化，从怡春院选了她来弦歌助兴。

　　然后是潘赞化看着凄怨悲凉的风在这弦歌中弥漫，像忧伤的阳光慢慢地洒遍自己。这个长她12岁、又有了妻儿的男人，用他可能的一切方式开始爱护她。1913年，在陈独秀先生的证婚下，他们结成夫妻。新婚之夜，玉良改姓潘，叫潘玉良。

　　从此后潘玉良一直以潘赞化的夫人为其本分，却又始终因小妾的身份而在当时保守的中国世俗社会中难以立足，最后只得远走法国，长眠异土。

　　因为自己的一刻一缕的感受和心情，为中国增添了一名世界性的艺术家，这无论是在最初的偶遇中，还是在后来他们一起或近或远、或是喧哗或是宁静穿越的时光里，这恐怕也是赞化先生所意外的。而对于潘玉良，赞化先生就像一座山，一座可依可靠可安心并注定要培植她的男人山。据记载，潘赞化本人在外形上端庄浑厚，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一个革命者，参加过蔡锷将军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时任旅长。他还是陈独秀先生的老友，主张男女平权。

　　一个正直的、有同情心并也有能力去呵护女人的男人。

　　想来，他早期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助，更可能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但是，他为潘玉良所做的种种，就是放在几十年过去了的今天，也是要让人肃然敬佩的。在那个年代冷的眼、暖的眉中，潘玉良的岁月因了这个男人多了许多无辜的疼，也多了更多女人们一生所求而不能得到的宠。　　


　　赎出潘玉良后，赞化先生便请了教师教她识字。后来，拗不过玉良在最初时的一己之趣，让邻居洪野先生教她绘画，直至帮助她进入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再后来，赞化先生从上海把她送过重洋，让她满怀憧憬地踏出了求学欧洲的第一步。到达法国后，她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1923年，她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这期间，她与徐悲鸿同班，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绘画，一时间日暖云轻。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这期间，为了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她在黄山、庐山、扬子江等地的峰巅峡谷写生，风餐露宿。在从事美术教学和研究上的同时笔耕不辍，先后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再后来，是1937年，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主要是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与她不能相容，不愿让丈夫为难的潘玉良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个人画展的机会再赴欧洲，此后就客居巴黎。

　　有另外一个男人，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个别的知己。这个男人名叫王守义。王守义出生于河北高阳县农村，有说曾做过潘玉良的学生，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巴黎开中餐馆。潘玉良在她的后半生与王守义相依为命，冷夜不惧寒意，是在她第二次去法国后。

　　她再到法国时，正值欧战前夕，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战争时期，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的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潘玉良境况窘迫，王守义的接济使她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潘赞化去世后，潘玉良和王守义同居，直到去世。王守义对于潘玉良，是一种水的滋润。庭院深深中的那种小榭流水。这样的滋润，是可以叫女人安静的：放了心很踏实地来过自己一分一秒的生活。　


　　王守义还是潘玉良从事绘画和雕塑时的助手、追随者，或者仰慕者。他懂得欣赏潘玉良的品德和才情，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她，在她的孤独和寂寞里邂逅了很多的温暖。这是潘玉良的一种幸福。这幸福的模式也是很多女人想要的：平淡而真实的归宿。有风的时候，这个男人会牵着女人的手放进他外套的口袋里，然后相视一笑。

　　大致上，潘玉良就这么经历过来。然而，在这经历里，我体悟着她的沧桑却又不能解语的，是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潘玉良所走过的每一步，该都是在以最拼命的方式迈出。虽有人同行或转眸向她，她自己也只能无奈看着有刺扎进足心，通到心里如流水汹涌。她是认了这份苦却不服输的，因而，每一步也就如赤着足行走一般，其中滋味，也就只有心能体悟。

　　有一张潘玉良于1931年5月在天津拍摄的照片，是当时记者采访时拍摄的。看过后就不能释怀。潘玉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随徐悲鸿夫妇来到天津，当时她已是大画家，照片当中的潘玉良却是没有姹紫嫣红的欢愉，显然的孤寂和忧郁隔着时空，依然流露着苦涩。

　　她就是这么活在这样的内心里活了一辈子吧。

　　在一天天的日子里，她又是极能耐苦的，耐苦而没看到她说苦。在巴黎学画时，她一度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忍饥挨饿几近失明。为了多临摹一些大师们的作品，她极少在星期天休息。天还没亮，她就起来，带上画具，往罗浮宫去。常常是口干舌焦，腹痛恶心，饥不择食地啃一块冷面包。第一次赴欧洲留学，虽说有潘赞化周旋，但她是自己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为了不错失这次留学的机会，她忍痛扼杀了腹中的胎儿，在习画的同时初步掌握了法语。

　　而此之前，作为上海美专唯一的女生，后来又被好事者打听到她的青楼出身，所要面对的流言飞语漫天飞舞，其内心的苦楚也是可以想见。她的晚年很凄凉。巴黎是高消费的城市，她为人忠厚诚实，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她更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卖画极少。到了晚年，年老体衰，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1977年7月22日，在贫病交迫之中，默默地离开人世。　　


　　能找到的她所有的照片，或者她的自画像，没有见过她灿烂地笑着的。而以她生前就有的影响和成就，她该是可以如此骄傲地笑的。

　　先为雏妓，后为小妾，她的内心其实一直自卑、敏感、怯懦、孤独。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她经常描绘的题材。我想，她是刻意的吧，有她对生命过程的诠释，也有她后来对命运莫测的宿命理解。

　　一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怠，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

　　耐苦并不说苦，是一种意志力，源于她的极其要强。她因为青楼女子的经历一意要证明自己，也一意要在男权社会里扬眉吐气。这是女性的一种自爱，也是弱者的一种坚韧，这样的坚韧和自爱潜移默化，是她一生的自我定位。认识潘玉良的人回忆说，在巴黎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

　　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　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在潘玉良事业的鼎盛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的诽谤攻击。

　　玉良不为所动，还之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隐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在我的这个夜晚里暗夜纯白。我看到，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游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也流弹如雹或者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享用。

　　当然，所有人的各种际遇都是难以预料的吧，就像此刻之前，我没有料到会因为某个偶然去寻这个几十年前的女子一样。

　　而这个时候，我在一个世纪流离的时光里见过了太多的流逝和褪色，仍会惊异于这个女子带给我的繁花似锦。在我已经难以承受记忆中的完美被时光磨损时，我喜欢这繁花似锦中的温暖，而且是长久的温暖。就如春季的阳光，和煦地照进窗口，暖意却直抵午后，以至向晚。

　　从雏妓到画家，在中国近现代画史里一枝独秀被记忆着的女子潘玉良，此刻让我在时光之海里远渡。近一个世纪前的熙熙攘攘，就这样在我的手心里像泪花一样地盛开，所有流离的时光这时都聚拢起来，让我是那么近的、可以像河的此岸对着彼岸一样去领略她慢慢跋涉的身影。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逆流的林海音：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

　　北京冬天的夜晚是空寂的。随着夜深，只见好大的寒意，窗户的玻璃上渐渐地贮起了冰凉的花，天和地都寂下去，物是人非一般。　

　　我坐在有暖气的屋里，穿了一件有些怀旧的花布棉衣，在故去的点点滴滴的时光里追寻林海音先生。棉衣所用的花布料据说是由一些植物印染的，花在布上很朦胧，衣服也就很安静，一如我现在的心情。
　　这种氛围很适合怀旧。尤其是林海音先生是在北京生活过很多年的，这样冬日里不去睡眠的夜晚，她许也是有过的。在这以前，我在斑驳的岁月里，以近乎迷离的味道，面对或擦肩，追寻一些在时光的背后顶天立地的女子渐次辽远起来的身影。沉醉不知归路。
　　忆旧总是让人伤怀的，光阴里的岁月都如同经历过秋风。这样去体验一些我没有过的生活和无缘面对的人，就如同“银汉无声转玉盘”，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模糊起来。
　　这样的情形里，林海音先生却如初春里开得满树满眼的花儿，一枝一串的，带着很密很厚的阳光的气息凭空里漫来，灿烂和妩媚，把一切都舒展开来。
　　林海音，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籍台湾苗栗，父母早年在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三岁随父母返台，五岁来到北京，　19岁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担任了《世界日报　》记者，21岁时与该报编辑、出身书香世家的夏承楹结婚，在北京生活25年，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2001年12月1日在台北辞世。
　　在北平成长，在台北发亮发光。林海音，一位儿女绕膝、贤妻良母型的职业妇女，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一个职业编辑，一个专业出版人。一个一口京腔儿、“比北平人还要北平”的老北京。一个在每个角色上都做得很成功的美丽亲切、乐观奋斗、雍容温雅的中国优秀女性。在台湾，她被誉为文坛“极为优秀的掌门人”。在大陆，她被赞为“两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鸟，两岸文学界祖母级伯乐式的核心人物”。林海音的一生，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一个有着进取的内心、积极入世的普通女子的成功生存实践，构建了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有着背景和契机的某种偶然性，但与个体关联，却是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了个人的性格性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必然性。　　

　　最早知道林海音，是看吴贻弓导演拍的电影《城南旧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京城，一个外来的小女孩英子，她还没有受过社会的薰染，用纯洁的眼光看着世界，看生活在底层的一些北京人的命运跌宕，还有运煤的骆驼队。骆驼的队伍过去了，驼铃声“当、当、当”地响，“长亭外，古道边……”悠远的画面里，那首清丽而感伤的《骊歌》吹散得如此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