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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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老阿婶一提到我母亲的名字，就不由得两眼泪汪汪。
　　后来，我不哭了。我竭力不去想我母亲，竭力打消我曾有过的念头，希望我母亲总有一天会来看我。于是老阿婶就想出了新的威胁我的办法，使我害怕。一次，她把我和花生带到上海一户人家，她指指一个正在扫地的姑娘。
　　“瞧这个可怜的姑娘。”大婶婶用一种怜悯的口气说道。那姑娘穿着一条又短又破的裤子，两条瘦腿全露在外面。她的目光呆滞，毫无表情。然后老阿婶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奴隶，因为她母亲死后她不好好做人，被她父亲卖到这儿来了。
　　还有另外的威胁。当老阿婶觉得我还不够怕的时候──当我不肯很快磕头求饶，不肯请求原谅的时候──她就会在我头上打一巴掌，“这么硬，这么不听话！谁家会要你做媳妇呀？兴许我该把你嫁给那个老奥皮匠／
　　她指的是那个挨家挨户给人补鞋的乞丐，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他所修所卖的旧鞋子的臭气。我知道我们村里所有的母亲都威胁她们的女儿说，谁要是不听话，就把谁嫁给奥皮匠。要真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奥皮匠早就有二十个老婆了。
　　我觉得老阿婶这么说，不是对我特别凶，也不是在撒谎。我这么说倒不是出于大度，威胁小孩子是我们这样的大家庭的传统。老阿婶小时候，她母亲可能也是这么对待她的，找一种无法想象的可怕的生活方式来警告，再找一个好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好孩子做榜样。这么做就能叫你的孩子循规蹈矩，这么做就能把他们笨脑袋里的自私思想赶跑，这么做就表示你对他们的前途很关心，教育他们在家里也要守规矩。
　　但这也是我那天在暖房里感到害怕的原因。花生让文福亲嘴，这事有多坏呀！她这么干可能会断送我自己的前途，所以，后来花生再叫我送信给文福的时候，我当然一口回绝了。
　　“你自己送去吧，”我说，“我不再做你的红娘了。”花生先是哭着求我，后来就破口大骂。打那以后，她就不再理我了。我以为我的麻烦总算到头了，我怎么知道反而惹来更大的麻烦呢？
　　我后来才知道，文福也生气了。他在大路上等了好几个钟头，等我把花生的信送去。第二天我也没送去，第三天又没送去，他等不及了，于是就找了一个真正的媒人，不光送信，也来提亲。
　　你明白吧，文福决定娶花生为妻，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花生，而是想借婚姻进入她的家庭。实际上，他跟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男人没什么两样。那个时候，结婚就像买房地产一样。在这儿，你看中了一所房子想住进去，你就去找房地产公司。那时在中国，你看中了一家有女儿的大户人家，你就去找一个知道怎样做成一笔好生意的媒人。
　　他找的媒人是个老太婆，大家都叫她苗阿姨。她名气很大，能把最好的姑娘配给最好的小伙子，这样他们结婚后就会生下一连串的孩子。几年前，老阿婶的两个女儿的婚事就是她给安排的。现在我想起来了，苗阿姨也就是那个帮助老阿婶赶走了姓林的小伙子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伙子，但我本来是应该嫁给他的。可我还没来得及抓住我的希望，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
　　“这桩婚事没有钱，”苗阿姨告诉老阿婶，“不错，林的父亲很有文化，可那有啥用啊？他连一个小官也没得做。再看看他太太吧──生最后一个孩子都快四十了，真不害臊。”
　　但这不是苗阿姨不喜欢林家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好多年前他们两家有过纠纷。花生无意中听叔叔提起过这事。林家和一个当地的姑娘订了婚。“可就在婚礼举行前几个月，”花生说，“林家的儿子跑了，娶了一个上海姑娘──为了爱情，就为了这个！当然这家里的人硬要那位上海姑娘做小老婆，让那个本地姑娘做大老婆。可这成何体统呀？那男的实在讨厌他的未来的大老婆，就故意讨个小老婆来气气她。”
　　然后花生笑起来了，“多年前的那本地姑娘不是别人，就是苗阿姨。她又气又尴尬，不得不又等了三年，才有人考虑娶她做媳妇。”
　　就是这同一个苗阿姨现在经常到我家来喝茶，和老阿婶新阿婶聊天，张家长李家短的，谁生病了，谁收到海外亲友的来信了，谁家的儿子跑走当共产党去了。
　　我和花生当面都叫她苗阿姨，可背后，我们都叫她喵喵，因为她就像一只猎，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别人的隐私。
　　我想，苗阿姨肯定已经把我们家的所有秘密全告诉文福了：叔叔有一笔大生意，但又丢了好些合同啦。新阿婶是叔叔的小老婆，很受他的宠爱啦。老阿婶是他的大老婆，大家都不得不讨她喜欢啦。花生最小，是全家的宝贝啦。我是花生的堂姐，是在我母亲失踪后，马上被送到这里来的啦。我母亲究竟是被土匪绑架还是杀害，是淹死在海中，还是被埋在土里，没人知道啦。我的亲生父亲富得能给他的小儿子一整个工厂和河口，一幢最富丽的房子，因为他在上海还有很多很多财产啦。我知道文福肯定问过这些问题，因为后来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就在我拒绝再给他们当信差后不久，苗阿姨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把文福的父母亲给带来了。他们来的那天下午，花生兴奋得不得了，以至于给他们奉茶的时候，把茶也给泼了。她格格地笑个不停，新阿婶责备了她两次，不让她给叔叔端茶了。但我发现文福的母亲对花生傻乎乎的行为并不注意，倒是一直在用挑剔的目光打量我。
　　她问我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自己做的。她检查了我衣袖上的针脚，然后说我的针线活不错，不过还要改进。她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苍白，是天生就是这种颜色，还是有什么病？为什么我这么文静？我在咳嗽吗？我很容易疲劳吗？
　　第二天，老阿婶和新阿婶到岛子另一头的文家作了一次回访。花生兴奋得不得了，她已经在盘算该穿什么样的西式婚礼服装了。又过了一天，老阿婶宣布了和文家订的婚约──但不是为花生，而是为我订的。
　　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没人来征求我的意见，因为这个决定不是我作出的。
　　当然，我没有拍手，感谢我的婶婶们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前途。可我也没有跑进自己的房间里，拒绝吃饭，脸色发白，威胁说要死给她们看，有些姑娘在她们的父母给她们选了坏丈夫后就是这么干的。
　　如果你问我，她们告诉我说我要嫁给文福，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只能说，就像有人告诉我说我中了头奖，又有人告诉我说要砍我的脑袋，介于这两者之间。
　　宣布了这个决定后，我仍然坐在桌子边，脸上毫无表情，脑子一片混乱，不知说什么好。花生撅着嘴说，“干吗非得让雯雯出嫁？”
　　她问道。
　　新阿婶误解了她女儿的抱怨，以为是出于好意，“别那么自私！
　　她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但她现在必须嫁人，离开我们。她最大，她年纪刚好，比她丈夫小五岁。以后呀，你也可以到她的新家去看望她。”
　　我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竭力想象文福做我的丈夫会是什么样的。我看到我自己跑到路口去等他。花生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他现在是和我亲嘴，不是和花生亲嘴。他笑着，做着鬼脸。他告诉我，我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玫瑰红的，像我身上穿的衣服那样。他给我一封情书，我好像已经感到我的心在跳，准备把信打开来。
　　我看花生，还是撅着嘴，一言不发，她在鼻子里出气。哼！哼！
　　就像一条龙尾巴撅起来了。她不知道像我一样把感情隐藏起来。干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把自己的真情隐藏得那么久，那么好，直到现在还不承认。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对花生让文福亲嘴这事生气呢──现在我明白了，我想要他来亲我。
　　不，这不是爱情！我说的不是那种爱情。这是一种傻乎乎的希望，这是一种学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的希望。
　　你不信？海伦舅妈给你讲过这段往事吗？是的，她想讲的，我不让她讲。我知道要是她告诉了你，她会把一切都搞糟的。她会告诉你，“你母亲坠入了情网，真浪漫啊。”
　　可你知道她的为人。某件事明明是假的，她却以为是真的，某件事明明是真的，她却认为是假的，就像她脑袋里的那颗瘤一样──她根本就没什么瘤。我跟她这么说了，可她不信，她以为我这么说只是出于好意。“我干吗要出于好意呢？”我问她。“因为我快要死了。”她说。跟她这种人你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所以我要亲口告诉你这个故事，而不要让海伦来告诉你。你得相信我，因为我是你母亲。我不爱文福，从一开头就不爱。当然，我很高兴，但这只是因为我觉得结婚是一个新机会。也许我有点糊涂，错把高兴当爱情了。
　　宣布亲事后的那几天，我一直低着头，做出一副顺从的样子，留心听两位婶婶的开导。她们告诉我，文家怎么怎么好啦，我怎么怎么运气啦。老阿婶说，尽管我母亲名声不好，我的公婆还是同意我去文家做媳妇。她们告诉我，文家在海外生意做得很红火，文福能帮助我父亲和叔叔把我们家的丝绸和棉花全卖到外国去，他已经答应了。她们说，文福的母亲很能干，是个裁缝，又是个风景画家，还烧得一手好菜，家里的事全是她一手张罗的。她能教我许多东西。房子嘛，当然不如我们啦，不过还不错，有一大群佣人，甚至还有一辆汽车！
　　我越听越信。我想象著文福用汽车把我接走，我很高兴终于要和我的旧生活告别了。我梦想着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那里没有一个人会发牢骚。我想象我未来的婆婆对我好得不得了，简直令人没法相信，她只会表扬我，从来不会责备我。我想象着我自己还不觉得渴，佣人们已经在为我倒茶水了。我脑海中跑过了许许多多孩子，模样全差不多，扯着我的裙子，一个接着一个，逗我发笑。当婶婶们告诉我说我要嫁给文福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个算命女人跟花生说过的话。
　　现在好事都要落到我头上来了，我当然为花生感到难过。但她开始指责我，说我背叛了她。在婚礼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还是不得不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一进房间，她就往地上吐口水。半夜里，她踢我的腿，把我推一边去，掀掉我的被子，咕哝说我比那些叮死牲口的蛆虫还要坏。
　　“你听听你妈怎么说的，”我说，“我最大，我得先出嫁，我得听话。你要是想改变这个决定，自己跟你妈去说。”
　　当时我要是仔细思量一番，就会明白：我的婶婶们根本就没考虑我最大、花生最小的问题。花生是全家的宝贝，他们给花生安排的一切都要比别人好：衣服最好，表扬最多，零花钱最多，求运气时做的法术最多，生病时抓的药最多。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并没有虐待我，他们只是对花生更好。所以，我干吗那么傻呀？我早就该明白──既然她们要把我嫁到文福家，那么说不定就不是什么好事。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使我觉得所有这些好事全都会泡汤。我的婶婶们跟我说，她们要把我带到上海去看我父亲，我的婚事要征得他的同意。她们给我看了他的来信，告诉我们必须去一趟，就这些，连一句祝贺的话也没有。那时，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这封信是托熟人送来的，而不是通过正式的邮局寄来的，所以我把信掂在手上觉得事情很严肃。
　　你用心想想我当时的感觉如何。打我父亲把我送到这岛上来以后，我差不多有十二年没见到他了。我们到上海去的时候，我的婶婶们从来不带我去看我父亲。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信，也从来不到崇明岛或到我的寄宿学校来看我。所以我不知道他见到我时会生气呢，还是会高兴；我也不知道我见到他时该害怕呢，还是该高兴。
　　那天早上，老阿婶、新阿婶和我早早地洗了澡。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闪闪发亮的丝绸衫和外套。我们买了去上海的轮船的头等舱，两个钟头就到了上海港。我们刚下船，一辆长长的黑轿车和一个司机早已等在大门口，把我们带到九龙路我父亲的住宅内。一切就像一个幸福的童话故事。
　　但我们一踏上通向住宅的过道，我就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的服装太刺眼了，大招摇了，反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然后门开了，我站在我曾经住过，但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来的通向屋子的大门厅里。
　　这屋子比我们在河口村住的屋子要大十倍，也要好十倍。或许，根本就没法做这样的比较。这里的所有东西你都想碰一碰，可你又不敢迈开步子，怕碰坏什么东西。我身边有两个华美的高架于，里面放着两尊小小的白雕塑，一尊塑的是一个猎人在追一头鹿，另一尊是两个穿英式服装的女子在走路。一声咳嗽，一声擤鼻，一句话听上去都太响了，肯定会把这些塑像震破。
　　我瞧瞧我的脚下，恨不得弯下腰去把新鞋上的灰尘擦干净。于是我就盯住白色的大理石地面。
　　忽然我记起来了，我母亲告诉过我，大理石上的花纹是河水从岩石上流过留下的痕迹。在我眼前的大理石地面上，各种不同色彩的光影令人眼花缭乱，我母亲曾说，就像同一条河中不同颜色的鱼的倒影。
　　于是我就抬头去找这光影的来源──原来一层楼梯口顶上那扇很大的玻璃窗，把花啦、树啦、草啦、天啦全都映在上面了。我看到了那个螺旋形上升的楼梯，竭力回想我的手触摸着那光滑的红木扶栏下来的感觉。
　　就在这时我看到我父亲正慢慢从楼梯上走下来，一步一顿，像神一样从天而降。
　　我想起了他的派头，他总是不慌不忙。我想起了以前我老有一种在等待，在害怕，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但是现在他正踏上最后一级楼梯，眼睛盯着我，脸上没有表情。
　　我可以肯定，我也正这样望着他，就像一个幽灵盯着另一个幽灵。哦，也许，他从我脸上看到了我母亲，他恨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