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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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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推倒的，但因为我肚子那么大，只能侧身躺着。“这下我们死定了！”胡兰哭了。
我把脸紧贴地面，双手抱着头。人们在尖叫，我们也听不清，因为头顶的飞机声实在大响了。胡兰的手拉住我的肩膀，我能感到她的手在发抖，要不，就是我的身体使她发抖的。
过了一会，飞机声好像远去了。我感到我的心怦怦直跳，于是知道自己还活着。我抬起头，看看别人也把头抬起来了。我感到大运气，太高兴了。我听到有人在喊，“菩萨保佑，谢天谢地！”然后我们听到飞机又飞回来了。所有感谢菩萨的人现在都骂起来了。我们又低下了头，我以为这些咒骂声是我最后的记忆了。飞机来回盘旋着，人头随着飞机而忽上忽下，就像在向日本飞机磕头。
我真是又生气又害怕。我想起来跑了，但我的身体太笨，爬不起来。虽然我很想活下去，可脑袋里想到的只是死。也许是因为周围的人全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在召唤佛来引他们到另一世界里去了。
我想，我们已经死了吗？我怎么知道的？我好像觉得呼吸已经停止了，但我的思想还很活跃，我的手还能感到地面的冰冷和坚硬。我还能听到飞机声，现在它到哪去了，好像越来越远了。
念佛声停止了，但我们还待在地上，不敢出声，不敢动弹。过了很久，我才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了。我感觉到周围的人爬起来了，有人在呜咽，有个小孩哇哇大哭起来。我不想起来看周围发生的事。胡兰摇摇我，“你受伤了吗？快起来！”可我没动。我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起来！”胡兰喊道，“你到底怎么了？”
胡兰帮我站起来。我们慢慢地抬起头来，那同一片麦地现在也直起身来了。我们大家都小声说：“没血。”胡兰叫道：“没血！只有雪！”至少是她首先想到了这一点。她说了后，我也想到了。无数的大雪片盖住了大街，落在趴在地上的人们的背上。
我抬起头，看到天上雪还在落下来，每一片都有纸那么大。我们前面的一个摊贩捡了一张起来，原来是一张薄纸，他递给我：“上面都说些啥？”
纸上画了一个中国小姑娘坐在一个日本军人肩膀上。“日本政府说，”我说，“如果我们不抵抗，大家就会得到好的待遇。不用害怕。如果我们抵抗，大家就会遭殃。”
这时我听到一个中国士兵在大街上叫起来了，他像疯了似的，用脚踢那些雪片一样的传单。“撒谎！撒谎！”他嚷道，“他们在上海也说过同样的话。瞧他们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的军队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一些破布来擦干中国的血迹！”
一个老太婆开始骂他了。“别说了！别踢了！你得规矩点，要不我们大伙全跟着遭殃了。”但那士兵还是吼着。那老太婆朝他脚上吐了口痰，背起自己的袋，走掉了。于是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人开始吼起来，过了一会整条大街全被恐慌的声音淹没了。
我告诉你，那天，当这种恐慌症传染开来时，每一个人都好像换了个人。只有当你逃难时，你才会发现你心中早就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着了。我看到人们开始抢食物，偷东西，摊贩们也离开了热气腾腾的炉子。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打架，在争吵，孩子找不到大人，哇哇大哭，大家互相推搡着挤进公共汽车，当他们看到大街上人太多，车子开不动时，又全从车上跳下来了。
胡兰叫我们前面的三轮车夫把我们拉回家去。但他刚跳下车子要扶我们上去，一个大汉将他推倒在地，跳上三轮车骑走了。没等我说出“好可怕呀”，一个要饭的小男孩扑过来，要来抢我手中的钱包，胡兰把他打开了。
突然有人喊：“快跑！快跑！”大家就拼命跑了起来，一群人向我们冲来。一大桶冰鱼翻倒了，好像一只花瓶。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哭着──这哭声好惨哪，哭了好久，直到成千上万的脚步声把它淹没。
胡兰扭住我的胳膊，弄得我晕头转向，让我跟着人流往前跑。然后我们就被卷进了人流，夹在人缝里左冲右突。我能感觉到无数的胳膊和膝盖抵住了我的后背和肚子。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我们被夹在中间，只能随着人群，一起喘气，一起流动。
胡兰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不断把我往前推。“快走，快走。”她在我后面，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做祷告。“快走，快走。”每走一步她都要这么说。突然人群来到一个开阔地带，一下子散开了。我发现前后左右没人推搡了，大家都管自己各奔东西。
“走这儿，走这儿。”胡兰说。我感到她的手从我肩头松开了。
“走哪条路？”我朝后问，“胡兰！”
没人回答。
“胡兰！胡兰！”我喊道。我回过头去，拨开周围的人，但没找到胡兰。我又回过头来，还是没有。
我处在人流中，心中充满了孤独和恐慌。我的目光扫过从我身边跑过的每一个人，我左顾右盼，上下打量，不见她的踪影。
“妈！妈！”不知怎么回事，我喉咙里竟喊出了这样的字眼，“妈！妈！”好像那个早就抛弃了我的人竟能救我似的。
那天我真是太傻了。我完全可能被那么多的陌生人撞倒，踏扁，踩死，我肚子里的娃娃也可能被人撞出来。可我竟然在人群中踉踉跄跄地走着，喊着我母亲，喊着胡兰的名字。
要是你问我，到底过了多久，过了多少钟头，我才被发现，我无法告诉你。等我神志清醒过来，我才明白，原来我坐在一条长凳上，呆呆地望着手中捏着的一颗栗子，就是日本飞机来之前我刚剥开准备吃的那颗栗子。我又想笑，又想哭，我居然在性命都差一点丢掉的情况下还捏着这颗栗子不放。我刚想扔掉它，忽然觉得应该把它保管好。世界变化得太突然了，心里冒出来的最重要的念头居然是这样的。
整个城市都疯了，胡兰也不见了，可我居然在考虑要不要保存这颗冷栗子！
“嗨，大妹子！我希望你还给我留了一颗！”远处传来一个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了。
我看见胡兰从一辆三轮车上跳下来，扑向我。你想得到吗？经受了这样可怕的灾难后，她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我却以为她已经死了！我高兴地哭着向她扑过去。
“快上来。”她说着，伸出一条胳膊，把我拉上去。我丢掉了手中的栗子，然后挣扎着爬上狭小的后座。胡兰自己踏着三轮车。她递给我一根木棍，是一条凳脚或椅子脚。
“要是有人想抢这辆车，就用这个揍他们！”她喊道，“你只能这么干，明白吗？揍他们！”
“揍他们！”我重复说了句。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瞧瞧四周，背后，举起棍子，对准一个盯着我的男人。
直到快到家的时候，我才想起间她这车子是怎么弄来的。
“这世道真是乱透了。”她说，“我们一到那个空地里，我总算透了口气，瞧瞧四周，忽然我发现，那个从我们旁边的车夫手中抢走三轮车的男人就在前面，他正在蹬车，没几步远。我连想也没想，就扑上去，用力把他从座位上推了下来。他一倒下，我就跳上车，一路蹬来找你了。我看你穿着绿外套，也在找我，但我刚要喊你，就在那一刻，有个人向我扑来了。哇！他手里还挥着一根棍子，想把我打下去，把车弄走，就像我干的那样，也像我之前的那个男人干的那样，可我早就准备好了，没等他下手，我就把那根棍子夺过来了，然后我就用它把那男人赶走了。”
她朝我晃晃手，她的一个手指头好像破了。“你瞧这世道真是乱了套了。”她说，“连我都这么凶了。”
就在那天我们离开了南京。
所以你瞧，我这辈子还算幸运的。我没有真的逃难，只不过和逃难沾了个边。
第十三章 天的呼吸
几年前，我和海伦谈起过南京发生的这件事，她抱怨她的手指头时常痛，这就使我想起了往事。
我说，“还记得日本飞机撒传单那天，你偷了一辆三轮车吗？”
你瞧，我没感谢她救了我一命，当时我们光顾逃命，只想早点离开，根本没时间说客气话。五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感谢她，所以我打算现在感谢她。
海伦笑了，“我不记得了。”她说，“不管怎么说，你怎么能凭空说我偷东西呢？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我说，“可那是在战乱中，你推开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手指头也弄破了，你的关节炎就是这个破手指头引起的。后来你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家，当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
但海伦还是没想起来。对于在南京住过的那段日子，她只有一点点记忆了。她只记得在那儿吃过一次鸭胗干，后来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张她舍不得丢掉的桌子。当然她还记得王贝蒂，她以为贝蒂是她的朋友。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我来说，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对海伦来说，除了鸭胗干，就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记得的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不幸的时刻，别人不会记得这个。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当海伦抱怨她的关节炎的时候，我告诉她，花圈上绕铁丝的事我会完成的。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感谢她在南京救过我一命，她不会明白的，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逃命的。
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这就是我们能带走的全部东西，而且一个小时内就得离开南京。当时就是这样的──留什么，扔什么，一切都必须在一个钟头内作出决定。没时间变卖东西，整个城市都处在逃难的疯狂中，我真是怕得要命。
但文福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当我跟他讲市场里发生的事情时，他挥挥手把我支开了。
“你没长眼睛吗？”我丈夫吼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比你谈你买东西的经过更重要。”然后他走过去和卡车上的一个男人说话。他点了一根烟，吐了两口，然后看看表，把烟灭了，又点了一根，由此我知道他心里也很怕。
家国告诉我和胡兰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那我的新桌子怎么办？还有我的两把椅子呢？”胡兰哭了。我们刚到南京没几天，就去买了几样家具，满以为能在首都多待几天的。尽管胡兰买的桌子和椅子很便宜，质量不是太好，但它们肯定比她置办过的任何东西要漂亮。
“别为这些东西操心。”家国说道，然后把胡兰拉到一边去，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不见，只见胡兰的脸像小姑娘似的，一会儿撅起嘴巴，一会儿眉开眼笑。
“快，”胡兰换了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没时间坐在这儿自寻烦恼了。”
我想告诉她，“不是我在发牢骚。”但我们没时间争吵了。
我们打包的时候，勤务兵出出进进的，替我们拿东西：文福的空军服，我的缝纫篮，这样我就可以光拿针，两只碗和两双筷，文福和我每人一副。
那勤务兵发神经似的不停地和我们说话。“你要是光听广播，光读报纸，就一点都不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一点也不会知道。”他说，“可你只要看看城里人的脸就知道了。”
他越说，我们就收拾得越快。他说逃兵在抢东西，甚至为了抢衣服而杀人，想赶在日本人进城前打扮成平民。那些有钱或是有关系的人早就逃走了，连市长也逃走了，随身还带走一大笔款子。这个人是蒋介石任命的，因为他保证说要永远保住南京。
“我们可不是逃跑，”胡兰很凶地对勤务兵说，“二班和三班到昆明去是有新的任命，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要走。”
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个说法。难道家国就是这样跟她说的吗？昆明有什么样重要的任务呢？昆明从前是放逐贬官的地方，如果他们不砍你的脑袋，就把你送到昆明去。它差不多已经是中国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然事情也许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想起叔叔有一次说过：“困境昆明”──“陷入困境就像到昆明一样”。意思是说你被现实世界推出来了。住在昆明就像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地方一样，非常安全，我很乐意去。
收拾好文福的衣服后，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箱子。我在底层的衬里下，放了十双银筷子，那是我嫁妆的一部分。在这上面，我放了一只装满我所有首饰的小饼干盒，一小瓶母亲老早给我的香水，我在这些东西上面压了几件高级服装。然后我见自己只放了一件冬衣，好像活不过一个季节似的。多不吉利的想法！所以在最后一分钟，我又抽出一件毛衣，放进两件夏天穿的单衣。
那些瓶瓶罐罐、炒菜锅和旧鞋子就送给厨师和她的女儿了。还有那些我带不走的东西，我马上就得考虑送给谁好呢？正好王贝蒂路过，我就叫她待一会儿。
“你打算上哪儿去？”我问她，“是回南京，还是到你婆家去？”
她很快摇摇头。“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她说得又坚强又勇敢，“我就待在这儿。”
“那就帮我拿几样东西吧。”说着，我就叫勤务兵把我理剩的衣服、文福的收音机、我的黑色的小缝纫机拿来，我叫他把这些东西全放在那辆还停在我们门口的三轮车上。
“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我对王贝蒂说。这时我看到胡兰咬住嘴唇，眼看着勤务兵把缝纫机拿出去，我看到她是很想要那台缝纫机的，哪怕我们没地方放。
王贝蒂开始推辞。我打断了她，“我们没时间说这种客套话了。”
于是她笑了笑说，“那好。我要用这缝纫机为我自己和我的小宝宝挣钱过好日子。”她拉起我的手，紧握着不放。“我永远欠你的情，”她说，“就算我能还你十倍，也是永远还不清的。”
我知道她这是在说吉利话，希望我们还能活着相见。然后她很快从自己的钱包里抽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张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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