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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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主乐坏了，他告诉胡兰该从哪只篮子里面挑。有些是金边的，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用很便宜的铁皮做的。我看到有几副腿掉了，镀金也磨损了，露出下面灰不溜秋的金属。
　　“这些眼镜都是旧的。”我对店主说。
　　“当然是旧的，”他说，“如今哪儿弄得到新的？所有的铁器都用在打仗上了，不要说这些东西了。”他转过头去对胡兰说，“太太，瞧这儿，这一副特别好，英国造的。你戴的这副，便宜是便宜，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是日本货。”
　　这话对胡兰和淡若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他们正忙着在篮子里东挑西拣的。可我看到篮子里的眼镜感到很恶心。胡兰挑中了一副圆眼镜，没有架子，只要夹在鼻子上，把金边的腿挂在耳朵上就行了。这副眼镜式样已经过时了，一点也不好看。我告诉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有学问的人，她听了这话好像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她不断地把眼镜取下来，戴上去，东瞧瞧，西望望。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问。
　　“一筐红辣椒。”我回答。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指指很远的路的尽头。
　　“一个卖木炭的。”
　　“还有那后面呢？”她好像在测试我的视力似的。
　　“一辆军车，外面站着士兵。”
　　她不停地望着市场上的东西，有时戴上眼镜，有时取下眼镜。但是我们走近时，我发现淡若的眼睛老盯着那些站在军车旁的士兵。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孩能看到什么呢？
　　都是些小伙子，从他们穿在身上没下过水的军装来看，他们是新兵。许多人看上去很自豪，很兴奋，检查着新鞋子，他们马上要登上去的军车将把他们送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还有着淡若那份年轻的真诚。
　　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发布了响亮的命令。那些年轻的士兵马上立正，尽量显出严肃的神情。两秒钟以内，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他们全都跳进了卡车的后车厢，背靠木头挡板站好，目视前方。
　　这时我看到了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姐妹，全都哭喊着，从马路对面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围着头巾，穿着五彩缤纷的裙子。她们从山上下来，为他们送行。有些新战士笑着，挥着手，还是很兴奋。但我也看到有一个士兵看上去很怕，他的大腿在发抖，他想忍住不哭，免得人家拿他当小孩看。汽车开走了，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他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你能看见那个吗？”胡兰又问了，她指着一篮子蘑菇，那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马上也把那些士兵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上午，胡兰简直成了蘑菇专家。既然什么东西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很快就挑出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虫蛀的，有烂疤的，浸过水的。但幸亏蘑菇很多，品种也很多，全是新鲜的。昆明这地方，蘑菇一年四季不断，全生长在城市周围阴凉、起伏、湿润的坡地上。
　　我挑了一些柄长头大的蘑菇。我记不得这种蘑菇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用盐水泡了，放在热油里炒，又嫩又鲜，你会连头带柄全吃下去，一点也不会浪费。那天在市场上我很想吃这东西。我想着晚上把它们用热的胡椒粉炒一下，再泡很长时间，直到泡得发黑为止。我一面想象着这些香喷喷的发涨的蘑菇，一面就把手伸向了胡椒罐，就在这当儿，突然，警报和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当！当！当！
　　注意！注意！响个没完。
　　每个人都像我和胡兰在南京飞机撒传单那天一样，撒腿就跑。我抱起谈若，把别的东西──蘑菇和胡椒罐全丢了。另外人也一样，把他们的东西全丢地上了。然后我们推揉着喊叫着，朝四面八方跑开了，一直往城门口跑去，因为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跑到最近的城门口，到城外去！
　　“最近的！最近的！在哪儿？”大家都叫着。
　　胡兰把眼镜往脸上一推。“从这儿走！”她喊着，指向南面。
　　“这条路最近。”我回头喊道，指指北面。
　　“没时间争了。”
　　“所以我才说往北。要是跑得快，还来得及。”然后我就不再跟她争，管自己朝北门跑去。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胡兰追上来了。我们跑着，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又投炸弹，又扫机枪。我们从地上可以看到它们来了。我们知道这些飞机飞那么高，能够看见我们跑。它们能看到我们胆小的样子。
　　它们可以决定炸城区的什么地方，扫射什么人。
　　我能看到飞机越来越近了。要不是我把全副精力全用在奔逃上，我早就冲胡兰吼了，“瞧见没有，它们是从东面来的，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
　　然后我们两个都看见飞机一下子转了个弯，掉头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我们停下了脚步。过了几秒钟，我们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接着一颗。地面抖动了一下，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没死。我看到城区南面升起了烟尘。谈着拍起手来。
　　警报解除了，我们往回走。周围的人们都在以兴奋的口气谈论著，互相庆幸着，“运气，运气，运气。”不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市场。
　　这里比刚才更忙了，这些死里逃生的人都拿定了主意，要多买一块肉，或多买一双鞋子，或买一些他们现在不再觉得昂贵的东西，或许下一次警报再拉响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在人世了。
　　我和胡兰来到刚才那个摊头，买我们向往已久的蘑菇。摊主告诉我们，他一点没受损失。他的所有东西还在原地，没被偷走，也没被炸掉。我们祝他运气好，他给了我们优惠价。大家都变得大方了。
　　“她儿子好聪明呀，’湖兰说着，指指淡若，“还不到一岁呢，可警报一停，他就晓得不哭了。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打雷呢。他把头转过去，等闪电，大家都喊叫着，可他倒拍起手来了。”
　　胡兰这么说淡若，我感到很骄傲。我把他举到空中，听他格格的笑声，“多好的一个小飞行员哪。”
　　“多乖的孩子哪！’湖兰说。
　　“多聪明呀！”
　　“多聪明呀！”
　　我们走回家去，一路说着淡若，说着我们的运气，还有我们在轰炸后的市场上得到的优惠。
　　那天晚上，我们用丰盛的晚餐和喷香的茶来庆祝第一次轰炸。杜阿姨和佣人们全开怀大笑。当警报拉响的时候，她们在自己待着的地方至少数了十次警报，当说到第十次的时候，这故事变得好笑起来，我们全都笑出了眼泪。
　　“我刚把马桶拎到楼梯口，”一个佣人说，“当！当！当！──然后砰！砰！砰！这臭东西撒得满地都是。”
　　“你吓坏了吧？”杜阿姨嚷着，“我当时手里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只鸡呢──过一会鸡来追我了！”
　　胡兰说，“我们站在那儿，正在争论该往哪边跑呢。我告诉你，炸弹就在你头上，你的脚都不想争了。”
　　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感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种幸运的感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热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出眼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干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
　　“老从东面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飞机经常来，一星期大约来三次，总是在早上。我不知道日本人干吗选择早上，好像没道理。它们好像只为完成任务，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庆。对我们来说，轰炸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听到警报声，我们还是怕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先把东西安顿好，记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后找得到。杜阿姨则要弄清楚煤炉上正在烧东西的锅子有没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来一看房子烧光了，还有什么意思？”
　　胡兰总是抓起她早就搁在门口的塞满食物的口袋。淡若伸出双手扑向我，准备出门。然后我们很快就走，神情严肃，好像去参加一个葬礼，一路上希望我们到达时这个葬礼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葬礼。
　　我们有时到北门，有时到南门，有时穿过早就被炸毁的地方，几幢房屋成了废墟，周围所有的屋子仍竖立着，只是草屋顶已经没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了帽子。
　　我们一到城门口，立刻就跳进一个坑，或是躲在树背后。然后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帮人聊天，互相交换看法，比方哪儿能买到最好的面条、最好的纱线、最好的咳嗽药等等。
　　我总是选对了城门。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们都有可能被炸死。
　　但是那么多天，炸弹从没落到我们头上，连旁边也没有。我就想我天生就运气好，能避开炸弹。我总是选对了大街，选对了门，选对了藏身的地方。
　　一天，我们吃完中饭后正打盹，胡兰就说我们该上市场了。淡若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交给杜阿姨。我们先到了菜场，找新鲜的毛豆，碧绿的，吃起来很甜，很难得，虽然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一些。
　　当然，我很幸运，还有钱买这种东西。许多人都穷得连最普通的食物都买不起。但在战争期间，如果你幸好有钱，你是不会想到省吃俭用的。一有机会就尝鲜，就像你们的口头禅“吃，喝，结婚”。哪怕明天就完蛋，总还有东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钱花得如流水。有时我都懒得跟摊主讨价还价。他们都乐于跟我打招呼，一见我就喊，“太太，太太！刚摘下的豆子，刚产下的鸭蛋。”
　　我们走到卖鱼的摊位前，胡兰告诉我，她刚收到家国的一封信。
　　她抽出信，给我看信封。
　　尽管家国一直在教她读书写字，她学得不用功。所以结婚四年后，上了四年认字课，她只认得市场上的标价，和所有代表她喜欢的食物的字，像“鱼”、“排骨”、“面条”等等。
　　当然，在家国面前她小心掩饰这一点。她假装什么都看得懂！如果我看了市场上贴着的通告什么的，她就要问我上面说些啥。当天晚上，我就会听见她对家国说，“嗨，我今天在市场上看到有关铁路的通告，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家国肯定以为自己是个好教师，胡兰是个好学生，才给他太太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以为她自己能看懂。
　　但她当然看不懂。她把信递给我，借口说今天她的眼镜不够好，看不清信上那么小的字。完全是胡说。家国一笔一划写得很仔细，像学校里教学生写的那样，像他教胡兰写的那样。
　　“‘亲爱的太太，’”我大声读了出来，“‘我老早想给你写信了，但一直拖到今天才动笔。今天我回想起我们在绿湖边的谈话，我们在离别前说的话多痛苦呀！’”
　　“哇！”胡兰连忙把信从我手中抽走，“他没说这话！”她笑着，好像这封信是在开玩笑。她瞧着信，想看看凭自己的眼镜是否能看出意思来。
　　“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读了？”我问。
　　她慢慢把信递还给我。
　　我很快扫了一眼，然后又读了下去。这次读得慢一点：“‘我希望你眼泪不要哭干了。我的心肝都为痛苦而燃烧，虽然我知道，作为你的没用的丈夫，我给你带来的痛苦更大。’”
　　“不要念下去了，不要了！”胡兰喊道，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手就来抢信。我慢慢把信还给她，她转过身去，很快把信塞进钱包里。然后转过身来，神色很紧张。
　　我们静默了几分钟，我觉得没话好讲。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在还信以前，我已经很快地把后面几句扫过了。我知道了秘密：家国很后悔他没对妻子尽到丈夫的责任。现在他发誓，只要他还活着，就要做个真正的丈夫。他希望到明年，她就能做他孩子的母亲。
　　当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俩婚后一直像兄妹那样生活，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吗？为什么胡兰没有孩子？难道家国对她没有欲望？难道他一直忠于她的死去的姐姐？要不，他就像文福，看上了别的女人？
　　一下子我更加了解她了。每当我抱怨文福对性的要求大强，她就责备我；每当我把淡着抱在膝头，她就妒忌地看着我。我马上原谅了她，后悔自己总把她往坏的方面想。
　　可我还是妒忌她。她的婚姻没有性，我的婚姻没有爱，她还是比我强。我弄不懂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谜，那么多事情她都隐瞒着。
　　“你千万不要以为家国做了什么错事。”胡兰严肃地对我说，“只不过稍为争了几句，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都忘了是什么了。”
　　“我当然不会那样想，”我说，“我一直觉得家国很通情达理，待人很和气──”
　　就在这时候，警报响起来了。
　　胡兰皱起眉头说，“怎么可能呢？”
　　“天不早了，已经快到傍晚了。”说着她就往回家方向走了。
　　我叫她回来，“别傻了！别人不会在家的。他们已经跑出家门，正朝城门跑呢。”
　　我决定我们该怎么着。胡兰走北门，我走东门。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一路上互相找对方。我的想法比较实际，我说，如果天不晚，我们就回到市场去买鱼，还赶得上做晚饭。我们笑着分手了。
　　我一路匆忙走着，一路还作着各种各样的决定。我拐进一条小巷子，因为那样就可以抄点近路。我一路上不断张望着，心想万一能碰到杜阿姨和淡若呢。然后我又盘算着，回市场时该买点什么呢，当然，买点豆腐皮，回家炒青菜。
　　我正在盘算晚饭的时候，飞机声响起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有点纳闷，它们干吗不掉头飞到市区的另一头去。飞机声越来越响，我脑子更乱了。不知不觉走到大街中间，我简直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