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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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她坐的不是什么凳子，而是房间角落里的一个马桶。这马桶用处不少，一点没什么遮拦，你无法冲洗厕所，也无法把它盖上，因为根本就没那东西。大家就坐在那儿“方便”，像一大锅难看的汤。
　　房间的另一角地上铺着一张草席，大小仅够三个人挨在一起。我们不得不轮流睡觉，三个人睡草席，另外两个就坐在水泥地上。
　　整个晚上我就那么站着，整个晚上我都担心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吉米。我想象着他到处在找我，找遍了公园，找遍了电影院。他是个好人，非常善良，很能体谅人，但他不够坚强。他从来没有经受过磨难，所以我很担心。我希望杜阿姨能帮他找到我。
　　到了早上，我的腿实在受不了了，簌簌发抖。一个女看守来提我了。她叫着我的名字：“江雯丽！”我连忙大声回答，“到！到！”
　　我还以为她们要放我了呢。恰恰相反，看守给我戴上一副手铐，好像我是个重犯人似的。然后就把我推进一辆卡车，跟另外戴手铐的女人在一起，她们的脸都很粗，像小偷似的。说不定他们把我们带到乡下去枪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像一群被绑起来的牲口，送到市场上去，汽车每拐个弯，大家就互相碰撞一下。
　　然后卡车停下来了，原来这是省级法院的大楼。我一进法院大门，就看到了他：文福，像个胜利者那样笑着，高兴地看我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我的头发乱糟糟，衣服皱巴巴的，皮肤上还残留着昨晚的臭气。
　　然后我听到有人在轻声议论，“她就在那儿！”然后我看到了杜阿姨、花生，还有吉米，他脸上又高兴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事情正像我希望的那样，杜阿姨到我父亲的住处，要求知道我的去处。于是她就知道这都是文福一手干的好事。
　　法官告诉我犯了什么罪，我被指控偷走我丈夫的儿子，又让他死了，偷走了我丈夫家值钱的东西，抛弃了我的中国丈夫，和一个在战乱中相识的美国士兵私奔。
　　我气得发抖，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些全是谎言，”我平静地告诉法官，“我丈夫早就把我休了，那还是在抗战期间，当时他用枪顶住我的头，逼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我说我没从我父亲家中偷走任何东西，我只拿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说，我怎么能被指控为抛弃我的丈夫面和另一个男人私奔呢，既然我的丈夫已经休了我，而且眼下正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说，另外一个男人现在就是我的丈夫，我们已经正式登记为夫妻了。
　　我看到吉米在点头，有人在给他拍照。然后我听到屋子里又响起了议论声。我看到还有些人在那儿──就像电影院里的观众，人们因为没事可于而来看热闹。他们对我和吉米指指点点，然后又议论纷纷。后来杜阿姨告诉我，他们在说，“瞧她多漂亮啊，就像个电影明星。”“听她说话的样子，就知道她是个好人。”“她要跟着私奔的男人根本不是外国人，谁都看得出是个中国人。”
　　但这时文福微笑着对法官说了，“根本就没有离过婚，我妻子搞糊涂了。或许我们很久前吵过架，我说过要是她再不守规矩就休了她。”
　　他把我当成傻丫头，好像连是不是真的离过婚都不记得了！
　　“要是我们真的离过婚，”文福说，“离婚书在哪儿？证人又在哪儿？”
　　就在这时，杜阿姨站起来了，“在这儿！我就是证人，还有我的侄女，她现在在东北，她也是证人。”杜阿姨真是个好女人哪！一下子想到了这一点。这不是说谎，一点也不。她听到过我们的吵架，也看到过那张纸。屋子里的人们听杜阿姨这么说，一下子兴奋起来了，他们高兴地议论起来。
　　文福冲杜阿姨狠狠地盯了一眼，然后转向法官，“这女人说的不是真话。她怎么能作为一个证人在离婚书上签字呢？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个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法官从杜阿姨一脸的不高兴中看出，这是事实。
　　“那张离婚书你还在身边吗？”法官问我。
　　“去年我交给律师了，”我说，“但我们在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后，这个男人，文福，把律师办公室的东西全砸了，把他的所有文件全撕了，把我的离婚书也撕了。”
　　“她在撒谎！”文福咆哮起来。大家马上又议论纷纷。我又一次坚持说文福逼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杜阿姨说她看不懂休书，但她知道里面的内容，“我在上面按了手印！”
　　但现在法官要大家安静。“类似这样的案例，”他说，“不管大家是否同意，我必须凭证据作出判决。没有人拿得出离婚书，所以就等于没有离婚。既然没有离婚，丈夫就有权利指控妻子带走他的财产和儿子，妻子也没否认她带走这两者，因此，我判决江雯丽两年监禁。”
　　法官在文件上写下了他的判决。人们喊叫起来。文福笑了，杜阿姨哭了，吉米和我四目相对，哑口无言。我完全给搞懵了，脑子乱成一团。我根本没想到要为文福的谎言而再回到监狱去。我以为他只是想羞辱我一番，送我在监狱里住一夜，让我生气。我以为我是在做梦：看守把手铐给我戴上，有人在给我拍照，法官在文件上盖大红印章。
　　突然，文福走到法官跟前大声说，“也许我妻子现在已经接受了教训，只要她说声对不起，我就既往不咎，她就可以跟我回家了。”
　　他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冲我微笑。
　　所有的眼睛全都转到我身上，看我说些什么。我想他们都在等待我跪下来，请求宽恕。我想连杜阿姨和吉米都在希望我这么做。但我心中充满了仇恨，哪里还会考虑他们的希望呢？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文福的笑脸，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能够想象到他会怎样笑我，他会怎样强行上我的床，他会怎样每天给我痛苦，直到我的意志完全崩溃为止。
　　“我宁可睡监狱里的水泥地，”我听见自己大声说了出来，“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男人的屋子去！”屋子里爆发出一阵惊讶的骚动和笑声。你瞧，结果，受羞辱的还是文福自己。他们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笑了。
　　三天后，杜阿姨来看我。我们坐在小小的接待室里，一个女看守坐在角落里，监听我们所谈的一切。
　　杜阿姨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我看到里面有两条短裤，一块包裹布盖在我的衣服上，免得弄脏，一把梳子、一把牙刷、一双筷子，还有一个小小的观音菩萨像。
　　“把这件衣服摊在床上，”杜阿姨解释说，“这样你的床就干净些。把观音菩萨挂起来，让你心中有一块净土。”
　　然后她伸出她的衬衫袖子，从里面掏出一张折成四折的报纸。“瞧他们于的好事，”她小声说，“所有大报都登了。吉米·路易说他们写得太坏了。”
　　我打开报纸，读了起来。吉米说得一点不错，木可怕了，好像是下等流氓写的。我的脸都气得发烧。
　　“美国罗曼司以死亡和悲剧告终。”我读着。我看到自己的照片，看上去很坚强，像个革命党。“‘我宁可坐牢！’坠入情网的女人喊道。”
　　旁边是文福的照片，他的眼睛转向一边，好像在看我的照片，他的眼神既愤怒又得意。下面是文字说明，“‘她的自私杀死了我的儿子’，这位国民党的英雄宣称。”
　　最底下是吉米·路易的一张小照片，他低着头，好像害羞了。“这位美国特工说，‘我还想把她要回来。’”
　　我把文福编造的所有谎言全都读了，说什么我放弃了受人尊敬的生活，背叛了我的父亲，让我自己的儿子死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疯狂地想和美国人睡觉。文福知道报纸想听什么。
　　杜阿姨望了望女看守睡眼蒙眬的样子。“小人，”她轻轻地说，“我是个笨女人。我本该早就在那张纸上签字的。真对不起。”我们俩叹了口气，彼此了解了对方。
　　“吉米·路易在哪儿？”最后我问道，“他什么时候来？”杜阿姨低下了头。“哎，小人哪，”她说，“我干吗老给你带坏消息呢？”
　　这张照片上照的是你父亲回美国时坐的轮船。瞧下面写的什么？
　　“海上山猫号”。瞧见底下的画上圆圆的窗户没有？那就是他待过的工作人员舱。
　　瞧，有多少人在这上面为他签了名？“最美好的祝愿。李文成。”“最美好的祝愿。玛丽·艾玛格瓦。”“最美好的祝愿。雷沙·汉森。”“诚挚的问候。琼尼·豪。”“以基督之爱。马克斯玛·阿斯庇拉。”
　　这一位写得最好：“亲爱的吉米，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风流登徒子。后来和你交往多了，我才觉得这么想真对不起你，因为你是这条船上最好的好小子。我很爱你。你的小雯妮有你这样一个丈夫真幸运。祝你好运。你的真正的朋友，玛丽·莫伊。”
　　你父亲对船上所有的人哪怕是陌生人说，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他在护照上写了“已婚”就回家了。这是杜阿姨告诉我的。
　　她还告诉我说你父亲不会再待在上海了。
　　我被关进监狱后，文福跑到美国领事馆去给吉米找麻烦：“瞧你们美国人都于了些什么？破坏我的家庭！”接着他又跑到报社说同样的话。当时正有许多传闻，说美国特工回国前强奸中国姑娘，勾引中国女人。
　　于是领事馆的人就告诉吉米不要去看我，等事情平息下来再说。
　　但事情反而越来越糟。报上的小道消息传了好几个星期。每隔几天就出来一段新故事，文福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过后他又说了什么，过后我又说了什么。还有照片──我在监狱中和二十个女人坐在一张长桌旁的照片；文福和他的女人牵一条小巧玲珑的哈巴狗，得意洋洋地在散步的照片；吉米在战时拍的照片，他站在飞行员身边；还有淡若小时候的照片。
　　有时报纸把我说成一个既有魅力又有坏心眼的女人；有时报纸把我说成一个天真的女人，说我进监狱是冤枉的。杜阿姨告诉我，我成了上海年轻姑娘心目中的名人。一天她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两位姑娘在谈论我，她们说，真漂亮，真悲惨呀。
　　但领事馆的人可不管我漂亮不漂亮，悲惨不悲惨。过了一阵子，你父亲的工作也丢了。那儿的人告诉他，回家吧，别再惹麻烦了。他不能来看我，可又待不住。你猜他怎么着？他只好回旧金山老家去了。
　　当然，他给我来了许多信，寄到杜阿姨处，还寄来美元，以便她能在上海待下去照顾我。杜阿姨不管有没有钱总会照顾我的。但他这么做，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中国纸币太不稳定了。
　　所以，杜阿姨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三四封吉米的来信。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不管怎么样，他两年内一定要来看我。他怎么爱我呀，什么也阻挡不了他的爱情。他怎么样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祈祷，我快快回去和他团圆呀。我觉得他祈祷得那么多，快要变成一个信徒了。我想这就是他后来加入教会的原因。但我觉得他没告诉别人他的妻子入狱了，是她的另一个丈夫把她送进去的。那样说出去不好听。
　　监狱里的人对我很好。我觉得，看守和其他女犯人都相信我，我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为什么我不应该待在这儿。我觉得她们全都尊敬我，因为我也尊敬她们。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现在我也和她们一样了。一位姑娘说，“我要是有你这种性格，我就不会在这儿了。”另一位姑娘老帮我洗衣服。我没要她洗，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我也帮她们做事。我请杜阿姨带块木板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马桶里的臭味盖起来了。我找到了清洁房间的方法，把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了。有两位姑娘要我教她们读书写字，我就叫杜阿姨带些旧报纸和粉笔头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画笔划了。我们上完课后，就把这些报纸撕了，作卫生纸用。
　　我还叫她们行为举止、说话怎样得体，就像在昆明的时候，我教那位舞女敏姑娘一样。我跟你讲过她的事吗？咳，说起来真是太难受了。一天我在撕报纸的时候看到了她的照片，报上说，“金嗓子小姐弃世，芳龄三十三岁。”我惊讶地看着她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她起了个金嗓子的艺名，跟我向她建议的一模一样。我惊讶地得知了她的年龄。现在我又找到她了，可惜她死了。
　　她已经成了上海一个有名的夜总会的歌手。不是什么大名气，或许是小有名气。我想，因为她死得惨，他们才把她的照片登出来的。
　　这事发生在冬天，一个很冷的晚上。
　　她正沿着江边码头走着，穿一件漂亮的无袖舞裙，没穿外套。路上的行人全都盯着她，也许是码头工人和渔民。然后她就唱起歌来。
　　他们觉得她很怪，但唱到后来，他们出于礼貌都鼓起掌来。她鞠了个躬，挥挥手，退下了，好像在夜总会里谢幕似的。她微笑着说，谢谢，谢谢。然后她就跳过围堰，跳进冰冷的江水中。
　　报上说，她的心破碎了，这是某个认识她的人说的，但报上没说原因。我读着报，想到了自己。我曾以为她和我一样，只是比我更坚强。要真是这样，那我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几天。
　　实际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有的是时间想。我和其他妇女每天坐在工作椅上。我们一天工作八小时，不能请假。我nl做小火柴盒，剪呀，折呀，贴呀，翻来覆去都是老一套。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想到要有人做这些小盒子，把火柴装进去，也从来没想到这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是用一些人的痛苦换来的。这工作实在太乏味了！
　　于是我就考虑能不能用另外的办法来干这工作，在粘胶水前先把最上面的一层折好，要么就把它们全叠起来，让我的脑子没法闲下来。脑子一闲下来，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
　　我记得有一次收到吉米一封信。我把手头的活计放下，停了几分钟，这样我就可以把信念给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干活的妇女听。每当我收到一封航空信时，她们都很兴奋，因为她们连一般的信都没收到过。当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