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2期-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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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通过李栓科他们的首次北极考察，中国加入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只有12个国家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它决定捕鲸的数量、北极的航道、北极资源的可开采的数量——但加入这个组织，必须首先让这个组织认可你的国家是对北极科学考察研究有实质贡献的。李栓科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首次科学考察成功了——被认定为对北极有贡献，由于这一贡献，他为他的祖国争取到了话语权。
　　“我做的课题是北极环境调查——我们通过取样分析破坏北极环境的物质来源——最后我们发现北极冰面污染最厉害的是重金属污染。”
　　这一结论和西方国家不尽相同——造成重金属污染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国家的冶金厂，我们东北的十个普通工业也赶不上一个发达国家的冶金厂的污染，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环保概念是环保他们家门口的，他们把废气直接排到高空，这样重金属颗粒就会漂浮到大气上，最后大气循环通过降水掉到冰面上。所以他们虽然环保了自己，但污染了别人。
　　
　　为科学争夺话语权
　　
　　1964年11月4日出生。
　　1980年9月人北京师范大学，1984年6月毕业，同年9月入硕士研究生，师从周廷儒院士，1987年获硕士学位，6月人中科院地理所。
　　1989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1993年破格晋升刷研究员。
　　1994年获中国“第二届优秀青年科学奖”。
　　1995年任首次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
　　1996年破格晋升研究员。
　　2002年获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奖
　　2004年获中国第八届优秀青年奖
　　1997年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2000年10月兼任总编至今。
　　这是李栓科的简历——他没有耽误一点工夫，就走到了科学院研究序列的最高点，前途像一片彩霞一样，铺陈在他的天空，绚烂多姿，但是他就在这个最高点上做了一个转弯——他要去做一本杂志。这一举动不是没有风险的，他自己也意识到，离开容易，但再回来就难了——自己的离开就意味着原来的研究位置被人家替代，你没有回头路了！即使想回头，但科学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几年时间不做研究，没有迎头追上的可能。积累十年，一朝放弃，不是不可惜。但是，李栓科主意拿定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想得很清楚——自己才三十四岁，摔倒了还能再爬起来，如果到了四十三岁，再去做，恐怕连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像许多商业的机缘一样，李栓科和李勇的投缘是从一顿饭开始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顿饭，1997年秋天，燕莎附近的凯宾斯基啤酒坊，李栓科喝得豪情满怀——李勇，50多岁年纪，头发略白，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非常平和的一个人，喝一点酒，很休闲的打扮。他英文很好，平常喜欢阅读英文刊物，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以他非常感兴趣李栓科的想法——这个年轻人想办——本中国国家地理！李勇当然清楚这种类型杂志，他看准了李栓科，当时他担任天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栓科那个时候急于找人投资，他已经组建了团队，但缺乏资金——反正李栓利朋友多，朋友帮他介绍了李勇，两人一见都有点“恨晚”的意思。
　　很快，天气转冷，冬天到了，下着雷，在一个涮火锅的地方，最后决定下来了——李勇出资100万，李栓科做。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不久合作出现了问题———虽然直到今天，他们二人还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毕竟他们都是真心想做这个事情的人，虽然直到今天，李栓科还非常感念李勇——要是没有那宝贵的100万！对于一个商业来说，资金周转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啊！但是，当初的合作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栓科意识到这种失败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经营团队的理念差异——“我们是一直花。国家财政，忽然转向市场化，我们是有欠缺的；而他们是成熟的商业团队，所以我们两个的合作，就如同一个商业上的成年人和孩子，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理念对，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做杂志；但他们是做生意，对媒体成长过程没有足够准备，他们认为要很快收回投资。所以我们后来把他们的投资全部还给了他们，几年以后，我们的杂志就成长起来了，完全可以自负盈亏。”
　　与许多长期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不同，李栓科一进入到商业领域，不但不觉得繁杂，相反他觉得异常兴奋，而且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据说，他第一次冒出做杂志的念头，是他发现许多采访他的媒体记者对科学的一无所知——在科学界根本不算是新闻的事，对于新闻记者听起来却很新鲜；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家在日常生活的缺席，所以导致科学在公众生活中完全丧失话语权——那种丧失有的时候让李栓科觉得忍无可忍——媒体有什么权利告诉公众一个错误的科学概念？比如说“沙尘暴”——“大家知道所有的媒体讲沙尘暴是有害的，把家园搞脏，环境难以忍受。这是被很多媒体妖魔化的，沙尘暴其实对我们还有好处，比如它给海洋系统带来营养物质，否则小鱼小虾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食物。如果没有沙尘暴，全球变暖将更厉害。当然沙尘暴也带来害处。不过，就整个地球对人类社会来讲，沙尘暴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我并不是说沙尘暴不需要治理，当然需要治理，问题出在怎么治理。媒体告诉我们一个错误的概念——植树造林种草可防止沙虫暴，但有些地方就是因为植树造林才造成沙尘暴。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在地球上，有些地方该是沙漠的必定是沙漠，不可能把沙漠改造成绿洲。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谈话的这张桌子这么大一块地方，如果只有一杯水，那么是可能慢慢滋养桌子周围的一块绿地的，有了这么一片面积的草，这块地就不会起沙，就不会变成沙漠，不会有沙尘。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种了一棵树，这一杯水养一棵树就变得很困难。结果，由于这棵树的种植，不仅仅使桌子这么大范围的草死掉，而且周围的草可能也要遭殃，最后地面起沙，不仅地面完了，这棵树也会死掉。自然规律对于人类而言就是自然规律，有些地方不能种树，你种了，最后结果可能更糟。比如说全世界范围内，江河的中下游地区，全世界都是沙漠地带，为什么只有中国长江中下游给我们一块绿地，因为青藏高原抬起来了，它把西风气流分割，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没有形成沙漠，而是鱼米之乡。也正是因为有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新疆才有大沙漠。自然规律是我们人类要去研究顺从的，但是绝不可以破坏自然规律，该种树的地方一定要种树，该是沙漠的地方它就是沙漠，这是启然的公平之处，我们一定要懂得尊重自然。”
　　当李栓科发现如果要让媒体知道这一点，除了自己办一份媒体以外，再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于是他把目光投注到《地理知识》上——那是科学院的一份科普刊物，发行量2万份。李栓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为这份杂志写稿子，他兴奋呀，写呀改呀，但是等文章刊登出来，发现已经被删改得估计只有标点符号是他的了！长期写科研论文和考察报告的李栓科，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一篇让普通读者读得明白的文章！
　　虽然《地理知识》有很长的历史，而且一些老人兢兢业业做了几十年，并且直到李栓科接手还有一些忠实的“地理迷”做读者，但李栓科决定改革——他有一支全新的团队，他认为现有的《地理知识》从概念选题都落后，是“科普”的概念——什么叫科普？那就是说我比你知道得多，我要普及给你，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的制作标准不可能得到商业认同——他提出改名一要叫《中国国家地理》，要突出“地理”这两个字。“这涉及怎样认识地理。地理并不是按照数理逻辑建立起来，而是按照思辨建立起来，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古老又非常有生命力的科学。一般来说，认识地理有三个层次，一是最朴素的地理概念，二是上升到地理的实践方面，三就是版图、地理理念和地理哲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出行者来讲，出行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出行？一定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独有的自然的魅力和人文的精髓的东西吸引了你，这样你才去。因此，中国国家地理主要是以地理思辨、地理哲学为媒体的立体命脉，‘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描述和展示，不仅是美，更重要的是思辨。”
　　可以想见李栓科改革的难度——这是必然的。但李栓科居然做到了——让那些老人们高高兴兴地退出。当然科学院对他的强烈扶持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公道的人。
　　李栓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总结自己：“大学四年教会的是一个学习的方法，研究生三年教会的是学什么，而我热爱的地理科学，则教给我一种多解性的思维方式。地理和生物、物理、化学不同，地理里有山川湖泊还有动物植物，不仅有风雨雷电还有火山地震。所以对于地理来说，这个学科体系本身非常庞杂——你必须学会把握问题的核心。比如地震，每场地震导致的后果都不一样，地震穿过城市和穿过无人区，那是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深入到这种科学中，你需要综合思辨的能力，你需要感知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学科的特征就是原因多解结果多解。比如我们在北极，忽然看见眼前冒白烟，是冰裂，如果你要找到所有冒白烟的可能性，恐怕你自己都掉到北冰洋里，你之所以立刻判断出来并且撒腿就跑对了方向，那是你从众多原因里积累出来的，这里面有运气的因素，但也有你的科学积累。”
　　也许正是这种“多解性”的学科训练，使李栓科转到商业上以后，并没有太大的不适应。他甚至发现科学研究和商业活动的相似处——对于科学家来说我们只知道杨振宁，谁知道他的实验室里有多少同样优秀的科学家？海尔也是一样道理，我们知道张瑞敏，谁记得住那些出色的员工？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需要挑选样本，设计程序，每个过程讲道理，理论要一环扣一环；而一个商业活动的成功，也是如此，要很严密，每一步都要经过推敲。他们从这个层面上讲是一样的。
　　所以，当李栓科成功转型为一个商业领袖以后，几乎不用任何人告诉，他就懂得——所谓管理团队，一定不是靠“管”出来的，团队是要靠凝聚和激励的。你要给团队一个看得见的商业目标，每一步的成功，都要紧跟着下一步的激励。像一个孩子一样。
　　当然商业和科研有很大的不同。“从大的层面上讲，商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每一级贯彻的是上—…级的理念，商业领袖自己的人格魅力、眼光对商业成功很重要；而科研是自下而上的，真正说话是少数人，一定是上一级集纳了下一级的研究，从无数个样本和实验中，发现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一个科研领袖必须要有敏锐的眼光，必须善于挑选，善于综合，从中发现科学亮点，这就是科学发现；而商业领袖则不同，商业领袖是他一个人的理念要靠成千上万的员工实现。”
　　过去，李栓科为做一个科研领袖而努力，如今，他非常享受做一个商业领袖的愉悦感——过去沉浸在科学领域，打交道的总不过是科学家，虽然在科学考察的时候，比如像参加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那次队伍里有好几百人，其中有向导有民夫，但毕竟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科研，但现在不同了——做一个商业领袖，他每天要见的人完全不同类型——有投资商、有银行家、也有在某个学术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每天都感觉到许多新的事情——每天都很忙碌，这种忙碌是一个成功媒体人才有资格拥有的。
　　李栓科是一个从来不会掩藏自己对成功的喜悦的人——他坦率地承认，的确有很多人羡慕他，这一点只要从他们望向他的眼神就可以知道。
　　“我喜欢接触人。每见一个不熟悉的人，就能看到很多东西。以前完全不明白的投资，都是这样学会的。如果你现在问我，我最大的享受是什么，过去我可能会说南极北极，回来的时候那些光荣啊，但现在我可能首先会想到是《中国国家地理》——把一个纯科学的理论变成社会的话题谈资，这是对我十年趴冰卧雪的最大回报。我现在追求的就是把一个地理概念变成流行时尚。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社会存在一定影响力的人，我想我的杂志应该是他们一个喜欢的读物。”
　　当你接触了李栓科以后，你会对脑海里那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科研人员形象有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那些人应该是戴着眼镜，身体羸弱，在荣誉面前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但李栓科恰恰相反——估计他只会在户外烈日下戴某个牌子的太阳镜，他阳光健康，身材挺拔，在荣誉面前除了兴奋没有任何不自然。他穿着讲究，有专业知识，懂情趣会享受，说话做事充满自信，他敏锐但不敏感，他有尊严但不过分自尊，你在他面前根本不用担心你会激怒他，他就是那么温和、斯文、有耐心，他才没有知识分子的迂腐、愤世嫉俗以及清高。他就像高原的风，爽朗，清澈，不含一丝杂质。朋友们常常说，如果中国科学界需要一个形象代盲人，估计李栓科是第一候选。


近作六首
■　　李　瑛
　　生　活
　　
　　年轻时，生活
　　牵着我的手
　　将一把种子撒在我心头
　　一粒是希望
　　一粒是爱
　　一粒是孤独
　　一粒是痛苦
　　并低声嘱咐我
　　无论哪一粒
　　都要好好爱它们，尊重它们
　　让它们呼吸，伴你生活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
　　比它们更值得赞美
　　
　　而今，几十年过去
　　把心打开，它们依然
　　晶莹如水，燃烧似火
　　一颗颗开出绚丽的花朵
　　希望教我追求
　　爱给我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