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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5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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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盗版时间越来越短，从制作到完成最快的只需一周。
第三，盗版已形成一个产业，从制作、印刷到分发、推销，直到出现在大街小巷及小书店、书铺、书摊上，前后密切配合，紧相关联。据估计，目前每一大城市都有数千上万人专事或兼营盗版书，全国人数就更多了。其结果是内地出版的图书，无论什么类别，只要发行量稍大，就会出现盗版。有人说，看一本书是否畅销的指标是，翻译的书，看其是否有平装本，内地的书则可看其是否有盗版。
出版社面对猖獗的盗版，目前退一步的做法就是第一版即印上几十万册，如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和余华的《兄弟》第一版都印了40万册，易中天谈《三国演义》的书第一版也是几十万。这是因为出版社害怕盗版，新书的利润只能集中在第一版时赚取，争取尽快赢利，不然等盗版书跟上，赢利就难了。对书店而言，大店、连锁店以及新华书店改制而成的出版集团开办的书城一般不进盗版书，卖盗版书的，是无数小书店、书摊和在大街小巷摆摊的小书贩，因为卖盗版书要比卖正版书赢利多得多。
盗版书的实际成本一般是正版的1/10，卖出价在2～4/10。为了更快获利，有的盗版者还制作伪书，将几本同一作者的书合在一起印成一厚本，随便标上一个出版社名字。因为出版社没出过这种书，因此名之为伪书，以和盗版书相区别。
盗版问题对作家的影响是不同的。盗版对于畅销书作家的版税收入损害最大，如余秋雨、余华、易中天等人。而主要在网络、海外媒体上发表作品，不是盗版的对象。
在我国的书刊市场上，作家、出版社、发行商之间，作家是弱势群体。三者中获利最多的不是作家，而是发行商，其次是出版社。作家与发行商一般不直接联系，与之打交道的是出版社。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出版社拥有稀缺资源出版书号，居优势地位；作家与其讨价还价的余地不大，只能或者接受一次性稿费，或者根据书的印数和版次取相应的版税，而无论何者往往都是由出版社说了算。只有极少数知名畅销作家可能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稿费进行较大幅度的讨价还价。畅销书作家可能将版税谈到20％，而一般普通作家的版税往往只有8％，少的只有5％左右。另外，各类书籍中，文艺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只有少数有较大的发行量。
综合这两方面情况，显然，在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作家不可能凭作品发财致富。一个作家，即便创作出畅销书，因为有盗版存在，也绝无可能像西方畅销书作家那样有钱有影响。有人指责官方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有补贴，其实那点工资补贴已很可怜，最近几年许多知名作家都去大学教书，就可说明这一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J。K罗琳若置身于现今中国，绝无可能成就她的致富神话，因为有盗版。作家王朔说，以他作品的发行量，要在美国，他就可能是亿万富翁了。这话是接近事实的，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包括余秋雨、余华和易中天等人，他们的稿费和版税实际所得，其绝对数估计不会多过一个美国三流畅销作家的所得。
盗版，于情是不讲道德，于法则是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但是有人认为，盗版书因为便宜，扩大了购书者数量，使一般人都能买得起，这样，它至少有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实际功用。有人曾以计算机软件为例说，如果我国的计算机软件都严格遵守知识产权的规定，不用盗版，那么，我国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至少要落后五到十年。更严峻的问题是，盗版书已成为一个据估计拥有几十万人的行业，这些人都是在分割作者和出版社的利润，但从实际国情出发，少一个罗琳而能够提供几十万人吃饭，权衡两者，要从中做出决然的选择，似乎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被低估的蒙元时代
王纪潮
在奥斯曼土耳其阻断东西方的交通之后，哥伦布向西班牙的君主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 1452～1516）建议，他可以从海路前往东方以重新建立西方与蒙古大汗的联系。由于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诱因之一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而他本人又曾在热那亚当水手，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因此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在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人的思想最早转向发现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它受了蒙元帝国的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页）由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尤其是蒙元时代多有好感，如罗哲尔·培根（1214～1294）认为蒙古人的成功是靠科学，乔叟（1340～1400）在《侍从的故事》（The Squie's Tale）中对成吉思汗也不吝赞美之词。此外，《马可·波罗游记》渲染东方的文明和富庶，声称蒙古大汗亲近基督教，也使一般民众心向往之。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之后，西方学者对蒙元时代的评价有了很大的转变，蒙古人甚至成了一切邪恶事物和专制的象征。孟德斯鸠说，“鞑靼民族的奴隶性质使他们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建立奴隶制和专制主义。”（《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7页）伏尔泰在他改编的《赵氏孤儿》中把成吉思汗描绘得野蛮而凶残。在当时，这些批评虽然影射的是法国国王的专制，但却开了把蒙古人比作邪恶势力的风气，影响到日后西方学者对蒙元时代和成吉思汗的评价。例如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就说，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把恐怖作为一种政体，把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17页）
对蒙元时代评价在中国也发生过转变。朱元璋以反元得天下，但法统上他仍以元朝为正统，他在1366年发布讨张士诚的《平周檄》，列举张士诚的主要罪状就是背叛元朝。所以，明初仓促所修的《元史》，因仍以成吉思汗为正朔，对蒙元时代的诸多建设没有全面否定。到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对蒙元的评价已完全负面，内在的原因是空前的皇权专制，外在的原因则是边患造成汉人的江山易主。黄宗羲就认为“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又说：“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明夷待访录》）这种看法在士大夫中具有代表性，很长时间都影响人们对蒙元时代的评价。今天国内的学者尽管对蒙元时代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例如贸易、交通、民族融合等方面，但这些正面的评价并没有超出农耕社会王朝更替的范围，他们对成吉思汗征服中的屠杀、把耕地变牧场等政策仍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蒙古统治者在社会政治领域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是对宋代的逆转。（周良霄等：《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站在农耕文化的立场上，这些批评没有什么问题，一旦跳出农耕文化来看蒙元时代，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
评价蒙元时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文化立场和种族的偏见之外，主要的障碍就是蒙元时代疆域太大，需要阅读的各种语言文献实在太多，而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在中国、中亚、俄罗斯和欧洲所建立的各个蒙古汗国的发展走向不一样，灭亡时间也不一致。如1368年元朝灭亡后，残元在塞外还存在了29年；在蒙古的“北元”政权直到林丹汗（1604～1634）死后，其子降清才告结束；原金帐汗的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失必儿汗国）分别在1556、1598年为俄罗斯所灭；在欧洲的克里米亚汗国在1783年被俄罗斯吞并；成吉思汗家族中最后的君主们、花剌子模汗国（希瓦汗国）的赛义德·阿拉汗（Seyyid'Abd Allah，？～1920）和布哈拉汗国的穆罕默德·阿利姆汗（Muhammad Alim，1881～1944）则晚至1920年才被入侵的苏俄军队推翻，若仅从中国传统的王朝变迁史上论述蒙元时代，至少有着视野不开阔的局限性。
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近年写了《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ThreeRivers Press，2004）一书，他对蒙元时代的认识与传统的史学家就有区别。威氏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蒙元时代，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放弃了征服史的叙事传统，把被西方视为“世界之鞭”的成吉思汗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重新评价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对今天世界之形成的影响。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成吉思汗的成就都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他的成功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所谓“野蛮”，犹如美国不是由富商和种植园主缔造的一样。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野蛮征服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交流、贸易以及文明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导言，重庆出版社2006版，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人类学家在研究初民社会时多有说故事的本领并不希奇，但如何克服启蒙运动，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蒙元帝国的偏见，把蒙元时代繁复难记的事件讲得娓娓动听就比较困难，因为此前格鲁塞、多桑（C。M。d'Ohsson，1779～1851）等人的著作已经成为一般读者了解蒙古史的经典，很不容易超越，而作者选择与游牧民族看上去毫无关系的“现代性”作为全书的主线来说故事，这和一般认为蒙古草原帝国落后性的书籍不太一样，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威氏此书的篇幅并不大，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成吉思汗从出生到统一蒙古各部，及其影响他性格的各种因素。第二部分讲蒙古人进入历史舞台后发动的世界战争，时间是五十年（1211～1261）。第三部分讲“蒙古和平”（The Pax Mongolica，十三～十四世纪因蒙古征服出现的世界和平）和随之而来的全球觉醒。作者认为正是这一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基础。
一、成吉思汗画像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成吉思汗是一个雄才大略，以聪明善良、公正谦和赢得百姓拥护的统治者。启蒙运动之后尽管不断有哲学家、文学家批评成吉思汗的残暴，攻击蒙古人或黄种人，但多数知识分子对蒙元时代仍怀有优美的想象，如柯勒律治（Sleridge，1772～1834）的残诗《忽必烈汗》。十八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对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已成为邪恶势力的象征。威泽弗德讨论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批评不算什么，最恶毒的攻击来自那些从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科学家，他们从分类学和进化论入手，把世界人种划分成欧洲、非洲和亚洲三类，以欧洲白种人为进化的最高等级，而将亚洲人都归于与猩猩等灵长类接近的“蒙古人种” 之下，如果欧洲儿童出现了智障和遗传性疾病，那就是蒙古人入侵欧洲强奸白人妇女后出现的返祖现象。甚至欧洲人的反犹主义，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和蒙古人通婚，他们身上有蒙古人的影响。（第271页）
威泽弗德的这个见解比较深刻，对理性的社会而言，在哲学上或文学上批评和丑化某个民族充其量是一个价值评判的主观问题，民众未必都认同，而对人种进行所谓科学上的优劣划分就足以使工业革命以来有科学崇拜情结的西方民众笃信不疑，以至于成为“黄祸论”的理论武器。在十九世纪，不仅蒙古人的游牧方式被西方社会的精英认为是野蛮的，而且整个黄种人都被西方视为低劣人种。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曾多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讨论“黄祸”问题，号召欧洲联合抵抗野蛮的蒙古人和佛教的入侵。（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在科学家和政客的合力之下，蒙元帝国落后野蛮的形象已深入西方社会，纠正这种偏见的工作多半费力不讨好，威氏不但有勇气重新塑造成吉思汗的形象，而且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把成吉思汗定位为近现代文明和全球化体系的开拓者。
作者对蒙古人早先游牧与劫掠交替进行的生活方式和在征服进程中的杀戮有自己的解释。成吉思汗的部落原居于西伯利亚北部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处，属于森林蒙古人，文明程度不及草原蒙古人，每到猎物匮乏的年份他们就会越出草原抢劫异族，这种以劫掠为生的生活方式一直被视为野蛮的行径。作者认为这倒不是野蛮，而是狩猎民族的天性使然；森林蒙古人对异族发起战斗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也不是出于世仇，目标是货物而不是杀人。他们因此有更迅捷的行动，更精明的思维和更勇猛的斗志。这“是一种抢劫的循环生活方式，遵循的是源自北部地理模式。”（第18页）在森林部落中，“抢劫”等同于狩猎，具有正当性。进化论中的文化的优劣问题被威泽弗德解释成人类学中的文化适应问题。
成吉思汗在征服中的杀戮和毁灭城市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这不是种族仇恨产物，与现代社会出现的种族屠杀不能相提并论。成吉思汗在征服过程中从来都是和平手段无效后才采取武力。格鲁塞虽认为蒙古人把屠杀作为制度，但也不是生性残忍，他们只是出于困惑，“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草原帝国》，第294页）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令人惊讶的是蒙古人没有采取那个时代的惯例对敌人实施酷刑。反之，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为实行专制都采用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恐吓民众。比如1228年，花剌子模人俘虏了四百名蒙古士兵，他们在游街示众遭到公开的羞辱之后被喂了狗；波斯的胜利者则用钉子钉入蒙古战俘的头颅。同时期其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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