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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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故事”，我期期以为不可。《百喻图》中每一则，虽然都有现实中某事的触发，但绝非某事的摹写，它是许多同类事在头脑中综合发酵的结果。本事注或许能投合索隐者的心理（如今日之某类“红学”），但于作品的理解则鲜有价值。　
　　据说今天已进入“读图时代”，有人戏谓陈文丁画得风气之先。其实我们无此先见，当时不过觉得寓言、漫画，形虽各异，意实相通，左图右文，相得益彰。合作的愉快，产生了由此及彼的联想；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刺激，也使我们欲罢不能。于是《百喻图》由一百至于二百，又有了《唐诗图》《世相图》和《竹枝图》。二十年间，丁陈合作之文图，大过半千之数。　
　　待到编完最后一卷《竹枝图》，长长舒了一口气。《百喻图》《唐诗图》《世相图》《竹枝图》，同丁聪先生二十多年的合作，尽在于斯了。　
　　我成长的时代，是一个赞歌盈耳的时代。起初是大家倾心竭力地唱，许多人（包括我）是发自内心地唱，以为我们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有类于《礼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一个从此告别了积弱贫穷落后的时代。可是后来看着看着，觉得不然了。虽然赞歌依旧盈耳，但唱的人已经觉得勉强，只是看到不肯唱的人一个个成了“人民的敌人”，只好继续敷衍着唱。再后来，敷衍着唱也不行了，因为那苦难的后果实在无法以强颜欢笑遮掩，于是开始了大约十年逼着唱的时代，即便到了山穷水尽处，还要一样地大唱“就是好，就是好”。谁不唱就是异类，就要被清除，而那段时间被清除的也实在太多，包括许多我素所敬仰的前辈。　
　　物极而反，于是，有了1976年的改弦更张。　
　　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经验，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古圣孔老先生毕竟不凡，他知道人大概只有到了三十岁才开始能有独立的判断，而到了四十，有了比较多的人生经验，才会把世情看得稍微明白一些，所以叫做“不惑”。在那之前是最容易被煽惑的年纪。时圣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反其意而用之，所以“十年浩劫”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正是未届“不惑”、被大力煽动起来的“小将”。　
　　以“不惑”的眼光看世事，赞歌固不可无，但天天赞、月月赞、年年赞，听不到赞歌就心里发慌，实在不是强大而是虚弱的表现，倒是经常有人在旁边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以使人保持清醒。清醒乃有自信，这是成功的条件。　
　　有了因听不得批评导致倾覆的教训，按说，改弦更张后，就应该立下一个保护批评者的规矩。赞歌不用保护——喜听赞歌乃人情之常；批评则需要保护，因为为政者大多把批评当作“噪音”或“杂音”。自始皇帝起，便不喜逆耳之言，因而迁怒于说这种话的人。迁怒便要整肃。整肃到了极致便会鸦雀无声。今天被一些人大加忽悠的所谓“康乾盛世”，从舆论看，正是鸦雀无声的时代——那并不是一个值得赞颂的时代，所以没有多久，便渐渐露出下世的光景。乾隆时期已经是个空壳子，嘉庆以后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可惜，改弦更张之初虽有保护批评者的建言，但因为忙着其他，这个十分紧要的事倒忽略了。大概在逼着唱的年代终于结束之后，政治空气为之一新，理论务虚会就很有些畅所欲言的气氛，所以乐观者也便以为从此再不会重蹈覆辙了。这种乐观是否埋下了无穷的后患，还要走着瞧。　
　　畅所欲言，带来了思想解放。这个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七嘴八舌终于使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可见一齐动脑筋要比依赖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有效得多。七嘴八舌，自然物论不齐，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反对的，也有不管世事只说些不咸不淡闲话或爱恨缠绵怨语的，但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思想界，就像七彩缤纷才是真实的自然界一样，不像舆论一律那样的虚假。　
　　物论不齐，本是常态，惟其不齐，才有判别、有争锋，有比较，有抉择，也才能在思想的碰撞中闪现耀眼的火花，点燃起照亮前程的火炬。为政者的本领其实并不在一切都要由他们来发明，而在于能通过一种制度，把整个民族的思想潜能充分调动起来，然后从中筛选出适应于当前需要的元素，组成可以实施的治国方略。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喜欢把一切成功都算到某一个人——比如“圣天子”——头上。起初或许是众人的谦逊，也或许是有心的逢迎，但后来便成为一种通例，谁不遵守，就会被清除。于是，一切好主意算在一个人账上，渐渐变成了只有一个人才可以说“好主意”（哪怕只是个馊主意），众人则只能唯唯诺诺，听任这一个人胡调。随着传统的走俏，我很有些担心物论又会渐渐向着一统天下的路上挪去。　
　　变革的潮流倾向未来，因袭的传统又迷恋过去。就现在的情势看，物论不齐的局面恐怕谁也无法全然改变，舆论一律的场景又确实令一些人十分艳羡。所以，中国的舆情就像万花筒，不停变幻着模样。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就产生于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　
　　我们的共同想法并无新奇：文章还是合为时而著，尽管时兴的思潮好像是要为自己而著，或者不知为什么而著。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何必示诸他人。如果还是要拿给人家看，便有了“为时”或“为人”的动机。至于不知为什么而著的话，我是不大相信的。写作的冲动不会不知所以而旺盛起来。　
　　为时、为人，当然不必定是什么“经国之大业”。在我们现存的体制之下，“经国之大业”不是人人得而议之的，即便偏要去议，也常常只是无人理睬的“独语”。我同丁聪先生能够做的，不过是凭着我们的视力和识力，把那些窃以为有害于前行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用文字、用漫画凸显出来，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大抵一种不好的现象，只有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才有及早控制的可能。如果谁也不去关注那些应当消除的现象，侈谈只要忘情世事或者安贫乐道，就可以守住内心的平静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过是利益既得者虚伪的说教。这种说教——或借洋人之名，或借古人之名——今天颇为行时。　
　　丁聪先生长我二十多岁，什么险恶的风波都经历过了。我自然尚少历练，但起首时毕竟也已过了不惑之年，于世情虽未参透，也可以大致不脱其形。唱赞歌的人已经太多，社会缺少的倒是愿意关注并揭示社会缺陷的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我们清楚，这选择很难讨好。拥权者嫌烦，对号者愠怒，利己者讥嘲，闲逸者以为多事。唯热望社会进步改良者，时时传递一丝温暖——就是这点温暖鞭　
　　夸耀社会的美妙不宜于专断，一人说美妙未必美妙，“精英人士”皆曰美妙也未必美妙，必须多数社会成员都肯认同才是真正的美妙。同样，揭示社会的缺陷，也不宜于专断，一人说是缺陷未必就是缺陷，“精英人士”皆曰缺陷也未必就是缺陷，必须社会多数人都认同，才真正是缺陷。所以，对于所揭示的世相，我们只是提请读者思考，而不急于断下结论。思考的人多了，认同的人多了，才有可能纠正社会或文化的阙失。这看来不够激烈，却似乎是较为切实的办法。因为我们看到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猛人虽有过不俗的表现，但最终的结果并不美妙。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写作上也就不愿掇取实事，痛下针砭，而宁愿只是从同类事例中抽取类型、给予勾描。《百喻图》《世相图》《竹枝图》《唐诗图》同样体现着这样的意图。我们希望这些勾描不是煽起读者的激情，而是引起冷静的思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是过于激情澎湃了，但兴奋得快，消沉得也快，那原因就是思考的欠缺。回顾多少烈烈轰轰的运动，其实不过是为政者“民可使由之”的老例。这情形始终不曾有多少改变，好像一个民族无须思考而只要听从煽惑而随声起舞就可以强盛似的。回首“文革”“满街红绿走旌旗”之世，有几个看得清那些疯狂的行为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为了适应不同报刊的不同要求，我们的合作虽然都是图文相配，但也不断变换着配合的形式。　
　　《百喻图》是文言体的寓言故事。借了古人的躯壳，揭示的仍是当代的灵魂。其中似乎并没有“隔”，因为现代人的灵魂中本来就有古老的遗传。就物质的进展而言，今古可称悬绝，但就精神而言，实在去古未远。许多过去习称是外来的“苍蝇蚊子”，其实正是古老的家法。我们对外来思想的拒斥可谓根深蒂固，即便近代以来喊得山响的自由、民主之类，一到国人手中也早已成为“中学为体”的老方儿了。　
　　《唐诗图》是借题发挥，借助于唐人诗句，联想当前社会游荡着的幽灵。这倒并非生拉硬扯。艺术的研究者尽力追寻作者当时的灵感，但他永远不能达到，而欣赏则无须借助研究的结果也可借自己的经验作出个性化的诠释，或许这同作者原初的意思全无关系，但一样从中得到欣赏的愉悦。　
　　《世相图》恐怕是我们作品中与现实勾连最紧的一组文字了，写作的时间也拉得最长。在十余年间，我们笔墨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的稍有收敛或改进，有的则愈演愈烈、大有不可收拾之态。这又证明了文字、图画本身的软弱。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创造或颠覆一个政府或一个制度，实在过于夸张。夸张的目的并非抬高了文字的功能，倒好像是为了借文字转移对事实的注意和责任的追究。但是，就像一本流水账有时也会成为经济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对于社会、文化的观察与思考，除却希望引起当代人追根寻源的探求，也希望为今后有兴趣于这一时代研究的人提供一些比当今大量程式化叙事更具有个性化的材料。靠那些程式化的叙述，有如靠官修二十四史一样，很难弄清一个特定时代的真相。　
　　《竹枝图》是文体最杂的一本，原是为了适应不同传媒因报刊性质、阅读对象、版面控制而提出的不同要求，结果终结意图虽同前面几种并无不同，倒促成了某种意义的文体实验。　
　　对于文字的婉而多讽，多数读者能够理解，他们从字里行间，常常能读出作者的寓旨，报以会心一笑。但也有读者“不谅人只”，以为大声疾呼何等痛快，何必含而不露费人疑猜？诚然，可以有直截了当指陈时事的文章，也应当有怒发冲冠、血脉贲张的议论，但那是另一类文字。这个世界上总要多一些不同样式的文章，才不致过于单调寂寞，又何必强求一律呢！　
　　“陈文丁画”到了谢幕时分。在此，向一直关心我们创作的朋友、编者、读者深深鞠躬致谢了。　
　　　
　　（“陈文丁画”系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9月版，《百喻图》45。00元，《唐诗图》35。00元，《世相图》（上下册）88。00元，《竹枝图》39。00元）　
抵抗通吃
郑也夫　
　　《抵抗通吃》是我最新的杂文集，文章大多写于2004～2005年，大致相当于甲申乙酉两年中，所以开始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猴舞鸡鸣——申酉杂文集》　
　　我少年时代深受鲁迅的影响。老实说，这要托毛泽东的福。别的书都烧了、禁了（虽然我等不逞之徒劫后费尽心机，寻找、传借，乃至从四旧收藏处偷盗），几乎只给我们剩下鲁迅的东西。那是有圣旨保驾的：“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过后，在一次聚会中回答罗稷南先生问“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惊人答复：“要么是继续在监狱里写作，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的钩沉因黄宗英的文章，而不再是孤证。因鲁迅走得早，便登上了圣坛。而这位叛逆者的文字是否孕育新的叛逆者，领袖似乎没有虑及。于是有了五四思想与“文革”少年的单线隔代遗传。领袖诱发了我们读鲁迅，而我们最终被鲁迅吸引当然是因为他锋利的言辞，决绝的性格。在那个文化沙漠里，遮天蔽日的谀词中，鲁迅是稀罕的、怪异的、唯一的。少年的饥渴与稀缺的食粮遭遇，点点滴滴到心头。　
　　因领袖的倡导，我们少年时便投到鲁迅门下，叛逆精神沛然而生，对奴颜和媚骨有着特殊的厌恶和敏感，对嘲讽和奚落有变态般的快感和激情，何况可堪嘲笑的东西触目皆是。如是，我为自己的文集起一个快感十足的名字《猴舞鸡鸣》。　
　　还记得甲申猴年和乙酉鸡年的春节，媒体时代的节日，吉利话铺天盖地，重复万遍。从猴子身上本来是难找吉利话的，但中国人何等智慧。说的稀松平淡的是：金猴献瑞。说得富丽堂皇的是：马上封侯。说得凶神恶煞的当数：杀鸡儆猴——且不说偷换了该成语中的“儆”字，讨猴高兴，就该杀鸡？真乃“当惊世界殊”——又用到领袖的诗句了。鸡年的吉利话则有：金鸡报晓，闻鸡起舞，一唱雄鸡天下白——这是领袖巧用唐人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今日知晓这句毛诗者要胜过知道李诗者万倍。　
　　其实，猴鸡与委琐人格的联姻要远胜于搜肠刮肚方才得到的几句吉利话。小肚鸡肠，鸡毛蒜皮，鸡吵鹅斗，鸡零狗碎；猴头巴脑，沐猴而冠。我以为，万般不幸的是，这些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　
　　我曾经“鸡血喷头”（鸡年别骚扰人家狗）地大骂中国足球界，但是我不止一次说：不是他们最糟糕，是他们最曝光，中国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老友丁学良说：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他在那里供职）要比北大清华都强。这和香港足球打败中国似乎一样，其实大不一样。因足球有偶然因素，而大学的气候非十年之功。且足球输了算什么，大学落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