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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5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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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是游民多与游民活动特别有影响力的时期，游民的江湖也于此时出现，但游民是旋生旋灭的，北宋末、南宋末、元末乃至明末都有大量的游民死于战乱。特别是明初的重建宗法、重建小农，游民基本上消失。后来虽然人口膨胀、兼并剧烈，游民逐渐增长，明中叶以后直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作为一个人数众多游民群体基本上没有消失过。宋代以后，游民增长与活动显示出阶段性，各个阶段的游民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在原书中缺少论述，“增修本”在上述这些方面做了补充。
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中的游民意识是如何影响广大民众、甚至成为民众、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们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判断是非的主要依据，从而成为游民社会化与社会游民化主要桥梁的呢？这与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是分不开的。原书虽然探讨了通俗文艺在民间的影响，但对于通俗文艺作品中的话语在民众头脑中扎根现象关注不够，本书在这些方面做了补充。书中还提到齐如山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写的《戏文警句》，那篇短文中罗列了一百多句当时流行于北平人口头的警句以为证据。
四，加强了对“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即“小说教”的论述。本书的目的在于阐述游民问题不单纯是个社会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我们讲传统文化目光都集中在儒释道三家上，对于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甚至这种影响也波及到其他阶层的“小说教”却忽略了。虽然原书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没有列为专节。“增修本”把这个问题作为专节来论述，并征引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探索。
五，从游民的社会化的角度探讨了江湖问题。原书只从游民奋斗的空间的角度分析了江湖的性质，其实江湖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处于隐性状态，与主流社会相背离的。投入江湖的不仅仅是游民，也包括了许多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这些边缘人物想在江湖中觅求他们在主流社会得不到的东西。上层社会的边缘人物投入江湖后，往往会成为江湖的中坚或领袖。这种反主流社会的江湖出现于宋代。宋代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游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但是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保障，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城市之中形不成市民社会，无论是商人、手工场主，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们不能形成保卫自己的力量。因此，一旦有社会动乱，原有的工商业、服务业破产，这些人就容易流落江湖，成为反社会的力量。
上述诸要点是本次增修时特别关注的问题，自以为在这些方面有些心得，写入书中，为读者思考提供方便。
自从1991年我的以第一本论述游民文化的专著《中国流民》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至今已经超过十五年了。1999年出版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后来发表了多篇与游民文化有关的论文、随笔及其他文字，抛砖引玉，使这个沉寂多时的社会文化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慎之先生的名文——《发现另一个中国》1999年发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后经多家报刊转载，海内外学界反响强烈。有些学者开始致力游民文化问题（有人概括为“流氓学”——我以为不甚准确）的研究，并有一些可观的成果出现，不论是在网上和平面媒体中都可以看到，而且还有一些专著问世。这是令人兴奋的。
当这个增修本问世的时候，可能正当慎之先生逝世四周年忌日，本书的修订中考虑到先生一些意见。最重要的是摒弃“封建社会”这个模糊的概念，试用“皇权专制社会”以替代。但仍嫌不够准确，因为这只注意到秦始皇以后社会的政治特征、不能概括这个社会的经济特征，还有待于历史界、理论界进一步探索。
本书最后所附杜亚泉、黄远生等先辈对于游民问题的论述，其实当时关心游民问题的远不止他们二位。梁启超认为当时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不是“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有业”“无业”的问题。这样社会的穷苦人中分成为“劳动者”和“游民”，而且还是游民多而劳动者少。在社会发展中“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他还说：“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产阶级智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乎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试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见能奉行也。试以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数月以来，高阳兵变，宜昌兵变皆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试问社会主义之名义，若为彼辈所假借，则玷此名义为何如者，而国家元气之瘵丧又何如者。故吾愿真爱国真爱主义之人慎勿出此也。”（《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1921，1，19）可见当时人们对游民所构成的社会问题的思考，梁启超对于游民所构成的文化问题多有论述，在此次增修中有所涉及，故在后记稍提梁氏对游民在社会运动中负面作用忧虑，我想不是毫无意义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本，王学泰著，即将由同心出版社再版）
家璧伯
章洁思
我站在柜台前开始等待，等待借取的书传递过来。眼前是最先进的传送带，它在不停地运转，传送。在轻微的沙沙声中，我的面前忽然映现出一个慈祥的面容，他微笑着，在对我说着话……
呵，我第一次去上海图书馆，是家璧伯指点的，距今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我刚刚开始整理父亲靳以的著作。经历了浩劫，家里的书早已不全，于是，家璧伯对我说，到上图去，我给你介绍个人，她会给你找到所有的书。于是，我也像今天一样，站到借书台的前面。那时的上图还在南京路，没有现代化的设施。我爬上三楼已经气喘吁吁，腋下的拐杖更令人注目；无怪乎多年以后，当我在新馆邂逅肖斌如女士时，一眼就被她认出。因为，她就是当年家璧伯介绍给我，说能为我找书的人。
时光匆匆，年轮流转。在前辈的鼓励下，我终于开始拿起笔来，一段段撰写对于父亲的回忆。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我刚刚写完三十年代家璧伯与父亲，还有巴金，他们三人齐心合力创办《文季月刊》的那一段，犹沉浸在他们对于文学事业倾心的氛围之中，忽然听到家璧伯去世的噩耗……悲痛之余，惊愕造物主给予自己怎样的心灵感应！
因为在那一刻，我的手中还捏着家璧伯与父亲的合影。这是家璧伯特地拿来送给我的。他对我说，他有一位翻拍老照片技术很高的朋友，照片果真非常清晰。望着照片上的两位青年，他俩并肩站着，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那是北京的四合院落：三座门大街14号，是两个杂志《文学季刊》和《水星》月刊的编辑部，也是父亲的家。那时家璧伯初次与父亲相识。
家璧伯回忆说：“我初次与靳以相识是在1935年的5月（笔者按：此为笔误，应为6月，见以下日记），地点在北平火车站，介绍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郑振铎。”他还在自己的“北上组稿日记”中，把他与父亲的初次相处，作了详尽记载：“6月6日……十时半车到终点站北平。郑振铎和章靳以联袂来接。同去振铎家午饭，朱自清在座。饭后同游古物成立所和中山公园。夜宿章靳以所租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大街十四号一座北方小院子的北屋。6月7日靳以陪我去附近北海公园进早点。……五时靳以陪我去见沈从文，后三人同去北海，沈从文邀靳以和我在北海共进晚餐，交谈京沪文坛近况。6月8日今天中午靳以正式设宴于撷英番菜馆，把我介绍给北平的文学界朋友，到梁宗岱、沉樱、李健吾、萨空了、沈从文、郑振铎等十余人……6月10日靳以伴我同去北平图书馆参观，在沙锅居共进午饭。……在靳以家晚饭后，同去吉祥戏院观《茶花女》演出。6月19日晨起整理行装。午刻假同和居菜馆设宴答谢在平部分文艺界友人，出席者章靳以、沈从文、李健吾、林庚、萧乾等，郑振铎已于数日前离平南下。午后搭车返沪，靳以送我至车站，五时起行，扬巾而别。”
短短十几日的朝夕相处，已在家璧伯与父亲之间确认了志同道合，由此延伸了他们的友谊。这友谊延续了整整二十四年，直至父亲于1959年去世。
父亲是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的。我只记得，在人来人往的慰问者之中，母亲忽然看见了家璧伯，她伸出双手，像看见自己的兄长一样，终于哭出声来。而在这之前，母亲的眼泪一直被压抑着。
后来我才知道，当母亲还是个天真烂漫的高中学生时，她就认识了家璧伯。那时，母亲正与父亲交往，有时，会随着父亲去他的住处，即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华邮一号。母亲一去，家璧伯就会特意让自己的夫人，烧几样可口的菜肴，送上楼去招待母亲。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大家当时又多么年轻啊！
说起“华邮”这个住处，家璧伯不知对我念叨过多少次，还把它写进文章。那是战乱年代，父亲主动为家璧伯提供的家。这对父亲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事；然家璧伯一提此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战期间，家璧伯的故乡松江不幸沦入敌手，他一家老老少少六七口人逃难至上海，无奈之中，偶遇父亲。在相互问候之下，父亲了解到他的处境，立即邀请他们全家住到华邮自己家中。家璧伯对我说道：“试想战时的上海租界各地难民群集，房屋紧张万分，我一家六七口的乡下人能一下子找到如此理想而不附任何经济条件的一套住房，今天回想，简直像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然而靳以不要我说一个谢字……”他还充满感情地告诉我：“……正在走投无路的我，像发现了大救星一样，我开始还半信半疑，我素知靳以一直是一位说话算话的老实朋友，当我们双方同意以后，我真想把他拥抱一下，以示我衷心的感谢。”
听了这段话，我实在想象不出印象中有点内向的家璧伯，怎会“真想”把父亲“拥抱一下”。但那是他的实情实意，他确实表露无遗。
在我的印象中，家璧伯是位做事规规整整的人，这也许与他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习惯了有条不紊有关。当他给我建议，让我去查资料，让我整理父亲的稿件刊物，他也为我提供了自己手头的收集。除了上述他给我的那张照片外，他还送我整整齐齐一叠九张照片，还有一份复印件。这九张照片，是父亲三十年代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一套丛书“现代散文新集”及大型刊物《文季月刊》（创刊号）的书影。复印件是这套丛书七种书的预告。记得那天，他握住我的手，深情地向我展示这份复印件。他对我说：这些预告的广告词都是你父亲亲手写的，你一定要好好读读。这份东西，你可要好好收藏啊。
那是八十年代，复印件、翻拍照，实为稀罕之物。他赠我这么宝贵的资料，还对我讲了这么宝贵的话，除了感激，他在我心中，父辈的分量愈发重沉。我感觉到，他正在手把着手，牵引着我，走进他们共同倾心的文学殿堂，走进灿烂的新文学天地。
一天，他又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即刻赶到当时位于淮海中路的上海旧书店，说那里正在处理一批旧书（包括抄家物资）。他已关照书店的熟人，让他们把父亲的旧版本挑出来。就这样，我不失时机地买回好些父亲珍贵的早年版本。直到今天，每当我轻轻摩挲这些陈旧的书籍时，心里都会泛起父辈关怀的暖意。
他曾为父亲写过一篇长长的纪念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8年的第2期上。这篇文章，从他动笔之前，直至完稿，他曾两次从虹口住处来到西区我家，之前之间之后还写信给我，核对有关事实，甚至还问及母亲，他们在华邨相遇的点点细节。他治学著文如此严谨，令我印象深刻。文章发表后，他发现错字，又来信致歉。……当时，我已在出版社工作，而他是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这个小辈，亲聆他的言传身教，从此不敢懈怠。
传送带还在耳边沙沙，我选的书已经送到跟前。在这书香四溢的大厅里，我转回头，见一些读者正流连在一个个陈列台前。我趋上前去，惊讶地发现，满目均是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物。陈旧的书刊静静躺在明亮的玻璃柜里，霎那间拉近了时空的距离。我感到亲切温暖，它们仿佛在替我呼唤我正想念的家璧伯。
此时此刻，这是否又是家璧伯在给予我心灵感应！透过这些年久悠远的书刊，四川北路图书公司三楼，那间朝西的小屋，家璧伯与父亲在一起办公的影像仿佛呈现眼前。他们在为刊物，为出书计划讨论正欢。他们年轻的脸满溢着笑容，他们年轻的心燃烧着热情。他们携手走来，一路走出生命的光彩。
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
吴晓樵
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是二十世纪德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她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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