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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5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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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特别宝贵的是，《洛阳本》让我们认识了《宣元至本经》结尾部分的基本特征。”
罗炤先生还认为，《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景教碑》作者景净所造的景教伪经。林悟殊在《唐代景教再研究》一书中也曾如此推测，认为此经很可能是景净“模仿汉译佛经自撰的”，非翻译所得。但当时资料有限，未敢确言。随着洛阳经幢的出土，我们看到《宣元至本经》的概貌，罗炤教授便在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宣元至本经》是景净所造的伪经。他指出，景净伪造经文的初衷是与其传播基督教的思想相统一的。“对于世代居住中国、汉化程度很深、不懂叙利亚、波斯和粟特文景教经典的外籍景教信徒来说，此经也有利于他们承传、巩固其家族的传统信仰。”而且，我们在敦煌的《尊经》中可以看到，它是位列第二的景教经典。洛阳的景教徒甚至把它刻在石幢上，树立于墓前。罗炤教授认为：“这都说明了《宣元至本经》在唐朝景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景净伪造此经的愿望圆满地实现了。”
第三，景教经幢的宗教价值其实是与其历史意义纠缠在一起的。关于景教在华的信徒，经幢含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此经幢是不完全规整的八棱（面）石柱。第一面雕刻“祝曰”和“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 清净（下残）”两行文字；第二至第四面及第五面第1行雕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以下简称《宣元至本经》）；第5面第2行至第八面雕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简称《经幢记》），《经幢记》中提到景僧清素弟兄与从兄少诚、舅氏安少连及义叔上都左龙武军散将某某等人，于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八日于洛阳县感德乡买地，为其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修建茔墓。与此同时，又于墓所神道旁侧树此幢石。并记载了主持并参与、见证此事的景教神职人员：“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氏。由于自东汉至唐朝的惯例，中亚、西亚的来华胡人，均以本国汉字国名的第一个字为姓。罗炤先生认为，我们可以知道“法和玄应与玄庆本人或祖籍是米国人，志通本人或祖籍是康国人。”从历史上来看，康、安、米、曹、石、何等国是粟特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建立的城邦。荣新江教授补充道：“长安的景教徒基本上是以粟特人为主。”“洛阳的景教徒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景教教士的俗姓一一刻在具有神圣意义的经幢上西安的《景教碑》上也有众多景僧的题名，但没有一位标注他的俗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罗炤先生提出来的疑问目前还没有答案。
同时，景净伪造经典的事实所反映出的唐朝景教的自主性历史时期正好可以与八百多年后再次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事业相比照。耶稣会的传教虽然得到罗马教廷的大力支持，但却受到教廷的严格监督。不必说伪造经典，即使是耶稣会士在传教事业中的某些技术性的变通和几个重要译名方面的处理，都遭到梵蒂冈的严厉谴责和处罚。
罗炤教授不仅提出许多启发性的研究意见，还大胆对《宣元至本经》中“匠帝”与“上帝”的译名作了比较。他认为，匠帝之名更加接近于《圣经·旧约》中希伯来语JHVH（神）的本义。
景教经幢在2006年5月间被盗墓者挖出后，转卖到上海，因而具体的出土地点尚待考证，也期待残经幢的幢顶、幢体下半部和幢座能尽快发现。同时，按照《经幢记》，它出土地点的周围应该有一个景教徒的墓地，所有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廓清，都还有待考古工作的新进展。
不重视农民：托洛茨基的一个莫须有罪名
施用勤
上世纪八十年代布哈林热以来，新经济政策被誉为“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捍卫这个经济政策而垮台的布哈林也备享哀荣，被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高层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惟一正确地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的人。而布哈林理解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可以归结为重视农民。他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论战时的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他的新经济政策观。
因为我国经济改革从农业开始，放弃了人民公社即农业集体化，与布哈林当年反对集体化相合。布哈林就更加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追捧。
坚持“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就是坚持列宁主义。所以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就成了对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因此国内一些学者觉得斯大林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为了强调其普适性而没有指出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没有概括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因而过于空泛，应该加上“重视农民”才对。近年来有些文章和专著都谈到了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关于列宁主义定义之争，肯定了斗争开始阶段，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含有重视农民的定义。他们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发表在1923年11月30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此文后来收进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该文认为列宁完成的新发现有四条：1、第一次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变成了实践；2、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3、找到了农民这个同盟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功绩；4、布尔什维主义“发现了”农民的作用，无产阶级因而有可能在世界革命中起伟大作用（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列宁重视农民的作用、发现农民这个同盟军，与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平分秋色，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有人认为对此稍加修改，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就更加确切了（《天鹅之歌》，第111页）；有人认为再加上新经济政策就更全面了（参见：《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并为后来季诺维也夫放弃这个基本正确的列宁主义定义而感到惋惜，认为他之所以不能坚持这个正确定义，一是因为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暂时的‘战略退却’”；二是他坚持世界革命，认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同上，第26页）。
然而，由于这些作者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是布哈林所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1926年以前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标准，1928年以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标准，所以他们不能合理地解释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中的许多历史疑点，如列宁晚年的斗争和他身后的党内斗争的急剧变化。甚至在列宁主义定义问题上，也只能就他们所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来加以描述，但无力揭示隐藏在这个定义之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从季诺维也夫——其实是政治局多数派共同的——列宁主义定义，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演变的真正原因。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障眼法
在列宁晚年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两场斗争，一场是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另一场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列宁最后结论是，威胁党和革命的命运、导致党的分裂的隐患是斯大林，建议党的代表大会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这两场斗争中，他倚重的惟一一个党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
列宁因失去语言能力不能理政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就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把罢免斯大林变成排挤托洛茨基。这些自称是列宁的“学生们”在列宁尚能理政时就在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公然对抗，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不仅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而是千方百计地封杀列宁的“遗嘱”和他的晚年文章。当他们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列宁“遗嘱”时，也极力袒护斯大林。1926年，当季托联合反对派共同要求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时，布哈林竟然为保护斯大林而做伪证（参见严秀：《布哈林为斯大林保驾护航的教训》，载《随笔》2001年第3期）。这样的人怎么会为捍卫列宁主义而斗争呢难怪托洛茨基嘲讽说，他们是在利用死去的列宁反对活的列宁，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反对列宁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为了个人的野心私利，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背叛了列宁，保护了斯大林，为排挤坚持反官僚主义、维护党内民主斗争的托洛茨基而肆意践踏党内民主，最终使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沦为斯大林独裁工具的党，最后，他们自己也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不过，当年的多数派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早在1922年秋，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此后又形成“五人小组”并扩大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参见：《斯大林研究》，1992年第2辑，第1～16页）。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自己的矛盾在小组内部调解，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4辑，第221～223页）。一旦成为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严格禁止列宁的“遗嘱”和他晚年文章的发表和传播。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八十多年，列宁的“遗嘱”和晚年的文章已经收入中文《列宁全集》第2版，研究列宁晚年进行的两场斗争的专著也已经翻译出版后，再对此保持沉默，或继续坚持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就说不过去了，哪怕是打着捍卫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但是，国内某些研究者似乎还没有发现这个矛盾。在他们看来，当年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仍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只是重心有所不同，原来是捍卫列宁主义，现在主要是新经济政策，原来的功劳主要归于斯大林，现在是把它加在布哈林头上而已。
不过，当年多数派在把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把“重视农民”纳入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就是他们使用的障眼法。如果他们知道当年的障眼法对今天的学者还能起作用的话，肯定会十分得意。
其实，当时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重视农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的，并不是季诺维也夫一人，而是联共（布）高层（托洛茨基除外）的共同工作。斯大林反对这个定义，提出他的列宁主义定义，那是后来的事了。早在1923年10月19日政治局多数对托洛茨基10月8日信的答复中，列举后者的第5条罪过就是：在农民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止一次地犯根本性的错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基本可以归结为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第十次代表大会前，指的是托洛茨基在其1920年初的“新经济政策”提案被否定后，为摆脱经济危机而让工会为经济建设做更大的努力，从而引发的“工会问题”辩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指的是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的经济方针），有可能导致最危险的麻烦。在多数派给托洛茨基第二封信的答复中，引用了布哈林主笔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打倒派别活动》中关于列宁重视农民，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一段。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中“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最后一句话指的是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这段话把多数派在第一个答复中对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指责具体化，充分暴露了他们强调列宁主义重视农民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指责托洛茨基轻视农民。
首先，布哈林《打倒派别活动》的文章就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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