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悠悠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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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的动态告诉对方。
　　“为什么要避开我呢？”莱萨公使自然会联想到拖延批准中俄撤兵协定之事。
　　庆亲王不善于说慌，容易喜形于色。再说，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踏入政界以后，。庆亲王就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他比其他愚昧的皇族出色一些，原因之一就是有自知之明。
　　如果他会见莱萨公使，很可能会露出破绽，因此借口公务缠身，由那桐代为接见甚至没有去外务部视事。
　　处理这类问题那桐是非常胜任的。
　　每当他把那对细小的眼睛眯缝得更细时，谁也猜不出他在想什么。
　　他厚着脸皮说：
　　“据说是字句上的问题，有几处用法不当，被军机处卡住了。”
　　那桐回答了莱萨公使提出的关于批准中俄撤兵协定的问题。
　　莱萨通过翻译进一步询问。
　　“我只不过是听说罢了。……总之，涉及到军机处的事，我们这些人也弄不清楚，只一是间接听到一些而已。”
　　西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凡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几名军机大臣在皇帝亲自垂询下议事决定的。而外务部和其它六部一样，仅仅是行政机构，只不过是按照军机处的决定办事而己。
　　军机处，就是军机大臣平时聚会的场所。每日早晨军机大臣在乾清宫议事、休息。这个被称作军机处的地方，实际上是个休息室，并非正式的衙门。
　　这时，那桐随机应变将责任推到有名无实的军机处去。
　　莱萨公使气得面红耳赤、怒不可遏。但不管对方怎么说，那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
　　莱萨愤然离去。不多一会儿，庆亲王的使者陶大均来访。
　　“昨天夜里，王爷（指庆亲王）说今天晚上开会的地点照旧，还在烧酒胡同。天津方面也有人来。听说参加会议的人为了那件事（指丢失二十五万元一事）还带了巡警来呢。”
　　陶大均悄悄地说。
　　昨夜，庆亲王避开俄国公使莱萨，到那桐家里，商议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丢失二十五万元的事。陶大均正是为此事来通知那桐的。
　　“那个……那个带来的巡警到底是谁啊？”
　　那桐问道。
　　“我不大清楚。听说是一个曾留学日本、英国，学过侦探术的人。……叫张绍光。”
　　陶大均回答说。
　　“哦！是庆宽的雏儿啊！”
　　那桐点了点头。
　　庆宽是紫禁城内专门从事密探工作的买目。西太后以及紫禁城里的权贵，都曾利用庆宽去侦察自己的政敌，然后将其杀害。这种人不仅搜集情报，还承担暗杀工作，被人们视为不可捉摸的危险人物。
　　那桐一听到来了个侦探时，首先联想到庆宽。
　　“大概是那类人吧。”
　　陶大均说。
　　“为什么找这样的人来呢？”
　　那桐问道。
　　庆宽是从事策划的谋士。这类人有特殊的权力，然而，也只是暗中行事的人物。
　　重视体面的清朝大官那桐，认为侦探属于卑贱的下等人，是不够资格与士大夫同席的。
　　“唉呀！”陶大均歪着脑袋说，“我也无法理解。王爷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个张某，对他特别感兴趣呢。”
　　“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像变戏法那样嘛……连这种身分来历不明的人都经常……”
　　那桐耸耸肩说。
　　不管怎么讲，今晚的会是一次秘密会议，不该随便让人参加。那桐是一步登天发迹的人物，他对与会者的资格问题，要求特别严格。
　　“听说振贝子对那人好像作了保的。……”
　　“是吗？少爷是保证人啊……”
　　那桐两手一摊，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无可奈何。他知道，只要是大公子振贝子说的话，庆亲王总是言听计从的。
　　“关于这事，好像天津来的人也表示赞成。”
　　“哦！你说项城啊。……”
　　说到此处那桐缄口不言了。
　　“天津来的人”指的是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衙门在天津，外国人称之谓天津总督。项城本是袁世凯的出生地点，中国人常以人的出生地为其别号。
　　当时在日本，凡是当官的，都希望到中央政府去占一席位。从中央转至地方叫左迁，由地方到中央叫荣升。
　　清朝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将中央的官吏称作“京官”。京官大概指的是优秀者，至于地方官则低人一等。
　　不过，后来由于太平天国之乱，情况起了变化。
　　为了镇压反叛，不少地方官培养和发展了身己的军队，例如曾国藩组织的湘军，以及曾国藩部下李鸿章组成的淮军。他们拥有兵权，讲话就有份量。
　　到了清末，京官和地方官的实力已经颠倒过来了。
　　直隶总督，是管辖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直隶省（今河北省）以及山东、山西的地方官。当时能与之匹敌的，是掌管　
富饶之地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
　　袁世凯是直隶总督，为北洋军阀的创始人，拥有全国最精锐的军队。
　　袁世凯是此次与日本方面交涉的实力派人物之一。
　　袁世凯常因公赴京。但这次来京并非为外交事务，估计是应庆亲王之邀来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
　　参加会议的全是清朝政府的一流政客。虽说如此，那桐内心并不愉快，从事侦探工作的张某也参加这次会议，这使他感到极为扫兴。
　　“让那个来历不明的张某……”
　　说到此处，他砸砸嘴把话停了下来。
　　“不过张某会立即退席的啊。”
　　陶大均劝解地说。
　　“不管怎么说，文保泰死得那么惨，不把这件案子查清楚，诸位先生都不会安心的。……”
　　“那么，那个姓张的，有没有讲过要解开这件案子的谜呢？”
　　“噢，这点我还不清楚，好像他要汇报调查的情况。还有，万一今晚开会的事被泄露出去，那就说文先生的朋友为　
了弄清他的死因才开会的。”
　　“嗬！连防止泄密的事都考虑到了，想得真周到。哈哈哈……”
　　那桐终于笑了起来。
　　听说那个姓张的侦探只是单纯地汇报调查这件案子的经过。然后立即退席，并不参加讨论。他心想，庆亲王这么做　
，大概是怕万一有人泄漏出去，将来可以借口说这个会只是为了研究文保泰案件。看来，这也是一种策略吧。想到这里，那桐的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
　　会议决定在晚饭后召开。
　　那桐回到金鱼胡同，吃罢晚饭，稍事休息，再按规定时间出席会议。
　　这时，侍女领班拿来了一封信。
　　“老爷，这是刚才芳兰托人送来的。她说见不到您也没关系，反正要说的事情都写在信上了。”
　　那桐拆开了信。
　　信中文字写得很小，可是笔锋完全像个男子。
　　信上写道：“昨晚，文家一个叫老刘的男佣人，在院子里不知被谁打死了。终年四十一岁。”
　　“哦！”，那桐边说边将信揉成一团，一扔进火护。
　　他做事极其谨镇，来往信件一概不予保存，阅后立即处理。芳兰信里涉及老刘的事，或许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他看　
来，白纸黑字留在身边总是不太妥当。这也是那桐的处世方式，事无巨细，都以小心谨慎为妙。
　　他想：老刘是什么人呢？
　　他常到文家，文家的男佣人差不多都是四十岁左右。他从未听说过谁是老刘，也不认识这个人。
　　老刘的死本与那桐无关。
　　可是，那桐左思右想，脸上显出少有的忧郁表情。
　　“不，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平素那桐那张鸡蛋形的面孔很少流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的。
　　倘若老刘之死与文保泰之死有关，自然牵连到那桐。
　　芳兰信中既然说“不知被谁打死了”，就是说谁是凶手至今还是个谜。
　　“怎么怪事都出在文家呢！”
　　那桐自言自语地说。
　　那桐到烧酒胡同去了。
　　这里既是他们的俱乐部，又是经常聚赌密谈的场所。出入口和庭院很多，但都是独门独院。
　　烧酒胡同面临北小街，在弓箭营之南。
　　策太郎就住在这个胡同一家租来的民房他当然不知道清朝的大官们今晚在这里开会。
　　表面看来那桐等人密谈的地方与一般民房并无两样。院内低垂的柳枝伸出白墙，随风摇曳，显得格外娇娆。
　　到达门口时，那桐顺手拽着一根杨柳，左右看了一下，推门进去了。
　　两个负责接待的女仆正在等待着。
　　“大家都来了吗？”
　　那桐问道。
　　“差不多都到了，只有王爷还没到，估计也快来了。”
　　其中的一个女仆回答说。”
　　那桐这时才心定了下来。
　　他想，今晚的会，除庆亲王之外，其他人都位于自己之下，比自己晚到，是绝不容许的。——这种暴发户的思想下　
意识地浮现在他的脑际。

十、要人密谈
　　张绍光肤色洁白光滑，明亮的眼睛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诱惑力。
　　他只有二十八岁，外表看来也很健康，然而却有着心病。
　　孩提时代他就惹人喜爱，这一点他是知道的。
　　直到如今，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引人注目，可以说是有人缘吧。
　　过去张绍光家中还是有些资产的，先后供他到英国、日本等国家留学。他归国后，家道中落，父亲又卧病在床。
　　张家之所以败落，是由于父亲性格顽固乖僻所至。
　　每当想到父亲，张绍光首先浮现在头脑里的就是“顽固”二字。其实所谓顽固，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他想：“父亲顽固，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意念，不阿谀奉承。……”
　　实际上，这正是他的美德。也由于这个原因，他无法和本地官员搞好关系，还被扣上“诽谤当今圣上”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当时，张绍光的母亲担心正在留学的儿子会为此担忧，影响学业，未将此事告诉张绍光。
　　为了营救丈夫，张绍光的母亲花了大量金钱。张家的经济日益拮据，很多田地也随之转入他人之手。
　　在狱中，张绍光的父亲受尽折磨。回家后，患重病卧床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的张绍光，怀看对未来的憧憬回到了祖国。不料，刚刚踏入故土就受到极大的刺激，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这就是他的心病。
　　然而，他丝毫未露声色。
　　埋葬亡父之后，为了抚养母亲和妹妹，他来到了北京。
　　他在国外专攻法律，可是在清朝，法律是最不受重视也最无用的。由于清廷中人的肆意妄为，地方军阀借助武力横行霸道、贪污受贿……他们凭借这些手段经管一切事务，在这样的国家里，近代法律便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当别人问他在国外学的是哪一类学科时，他回答道：
　　“我是专学侦探术的。”
　　张绍光不是口才出众的社交家，不过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侃侃而谈。但平素多半是缄口寡言的。
　　他讨人喜欢，倒不是因为他会奉承人，而是由于他的沉默寡言。
　　在国外学的法律，归国后既然无用武之地，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性格另谋出路。
　　通过关系，他拜访了一些有权势的人。然而，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接见他，只不过是看在介绍人的情面上而已。但在交谈的过程中，对他逐渐产生了好感。于是，便对他说：“有事你就来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到后来，简直把他当作亲人了。
　　为了找工作，张绍光到处拜访，实在厌烦，可是他又不得不这样做。
　　一段时何后，他改变了做法。在拜访的要人中，他进行了选择。当他被人引见给振贝子之后，便暗自下决心说：
　　“好！我一定盯住他不放。”
　　正在行时走运的庆亲王的贵公子——振贝子是个聪明人，对待下属也还过得去。张绍光心想，在目前的状况下，依靠他还可以勉强混下去。
　　当然，他并非没有苦恼，因为这位贵公子是个出名的讨厌汉人的人。然而，张绍光认为振贝子的大满族主义只不过是偏见罢了。
　　不论清廷如何遗憾，在满族里面确实难以找到才华出众的人物。从人口比例来说，在全国人口中满族是少数。他们统治了中国长达二百数十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满族人一直受朝廷的优待。他们无须工作便可得到俸禄，过着优裕的生活。这样一来，即便是能够被培养成萌芽，也会枯萎。
　　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艰苦的环境里，反而会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此外，满族中世袭的骑兵将校，不会骑马已不算稀罕的事了。在满族的高级将校中，只在每年一度的“秋季大检阅”的阅兵式上穿穿军服的，也不乏其人。
　　这时，满族和汉族的区别业已形成。清朝最盛期乾隆皇帝当政时，曾屡发圣旨告戒满牌子弟应做到下列事项：
　　△不许模仿汉族人着衣方式。
　　△勤奋学习满文不得怠惰。
　　据说颁布上述圣谕，是满族子弟已讨厌本民族的那种半游牧民族所特有的庸俗不雅的衣着，而喜爱穿汉族的优雅宽敞的服装；另一种原因是，能说满语者也愈来愈少了。
　　事实上，满族已被汉族同化了。朝廷制止上述现象的发展，不过是满族至上主义的观念所致。
　　振贝子讨厌汉人，然而，张绍光是一个才华出众颇有魄力的汉族人。在振贝子的心目中也就不觉得这个汉人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了。
　　振贝子曾想让张绍光作自己的幕僚，但被他谢绝了。他说：
　　“我感到现在这样比较自由，也有利于我多学习一些知识。”
　　振贝子听了张绍光的话，更加赏识他了。
　　“他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是汉族人中少有的杰出人物。”
　　在父亲庆亲王面前振贝子对张绍光大加褒奖。
　　张绍光并不重视升官发财。他很敏感。他感到时代正在变，认为不必急于到达官豪吏身边去任职。
　　张绍光开玩笑地说自己在国外学的是“侦探术”，振贝子信以为真，还向主管巡警的官吏们介绍，说张绍光是搜查犯罪分子的权威人士。甚至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各位如果有什么疑难案件，可求助于张先生。”
　　张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