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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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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煌幸桓觥！�
你们一排排站着干吗，帮我找我的似儿去啊！还不去？刀呢？好冷啊！什么季节了，这是？似儿呢？给我刀！
徐渭双手搂肩，蜷成一团，伏在草堆上号啕大哭起来。
“徐渭，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是我国明代晚期杰出的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徐渭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泼墨勾染，开创了一代画风。水墨淋漓，重写意摹生，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
明亮典雅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拍卖师正激情讲解的那幅画上。几盏射灯把有些昏黄的画纸照得似乎白净了一些。
领带勒得使人担心会喘不过气来的拍卖师，边讲解边用鹰隼般的眼光环视着大厅。他要看清来宾中哪几个是真有心拍的，是势在必得，还是无可无不可，大概会有几个人竞价——他尽量得把这个锤下得有分量些。毕竟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一边仔细观察，一边有条不紊地介绍着徐渭，口齿流利极了。
“徐渭受到后世许多大师的学习崇拜，比如郑板桥就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常叹息‘恨不早生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
座中贵客尽管对这些没有多大的兴趣，徐渭的价值也早就了然于胸，可也得装成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耐烦也不会显露——大家都是有身份的文明人嘛。可提到郑板桥和齐白石，很多人马上动了念头，算计着两位的行情，估量着今天该出多少，如果成了能赚多少。一些人的神情不觉紧张了起来。
“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现在大屏幕上展示一副徐渭的代表作，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墨葡萄图》。请各位仔细对照笔迹题款。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左上方，徐渭题有诗一首：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不纳粮——李自成的死穴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程九伯是什么人？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谁一点也不重要，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确，原本他也应该像这个星球上曾经来过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湮灭于永恒的沉寂中，就如同大海里的一个浮沫。
三百六十多年前五月的一天，无意间，程九伯一脚踩入了历史，留下了泥泞的足印。
《明史》、阿济格与何腾蛟的奏疏、清初史家费密的《荒书》、当地的县志、《程氏宗谱》等资料组织在一起，把这么一桩疑案用白纸黑字套在了他的头上：
纵横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应该就是死在了这个程九伯手里！
于是，作为杀害农民起义英雄的刽子手，程九伯当然成了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地主阶级——的代表。教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李自成败逃至湖北九宫山时，死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然而，却有很多资料证明，程九伯不过是湖北通山的一个普通农民罢了，当地族人流传中，只是个“力扛千斤”的“蛮子”，天天在山上种地砍柴，典型的劳动人民一个。更有人说，程九伯杀了闯王只是因为闯王要抢他娘送来的午饭。
于是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对一些有余力有胆量偏离轨道思考的人，这成了个有些尴尬的问题。他们最后大多只好如此圆通自己的阶级理论：这姓程的，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一定是地主的爪牙——乡勇团练之流！更有人费劲心机考证他的身世，力求能提拔九伯进入他们希望他存在的那个阶级。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程九伯不屑一顾。
闯王的结局，自他从历史舞台谢幕那天开始，就是个扑朔诡异的谜，谜底不下十种：有死于通县九宫山之说；有禅隐湖南石门夹山之说；有隐居甘肃青城之说等等。死法也各异，有受乡民攻击而死、有自缢、有死于庙中所谓神殛……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谁说锄头只能锄草松土？谁说拿锄头的手只能打拱作揖、挑粮交赋？
谁能算得清，当年随着闯王愤怒的一声呐喊，遍布黄土高原的饿殍堆里，究竟有多少把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锄头颤悠悠挣扎起来，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闯王所指呼啸着蜂拥扑去呢？
不必统计揭竿而起的十三家七十二营到底有多大的阵容，只看崇祯十三年（1640年）吧：从巴西鱼复山间突围而出时，自成一伙只有五十来人，可一两个月后入了河南，身后已经是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二十万原先捏锄头的手拿起了刀枪。
大明传承了两百七十多年的江山，就是被这些来自黄土地，平日里最卑贱最不起眼的锄头给锄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
连宇宙也要死亡，天下没有什么是可以永生的。朱元璋用锄头夺得的天下，仍旧在锄头下粉碎，这也是很合理的。
不想说这一切只是因为天灾，连崇祯自己都明白了更多的该是人祸，尽管在遗诏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将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不想为了崇祯的宵衣旰食兢兢业业十七年开脱些什么，毕竟大明是亡在了他的手里；更不想再指责崇祯的性格缺陷，如好刚尚气、苛刻寡恩、刚愎自用等等，那就像评价一个小孩去挑千斤的担子而摔得头破血流是由于他力气太小一样没有意义。
何况那副担子经过两百多年的因循堆积，已经重得别说是志大才疏的崇祯，就是太祖转世见了也只能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了。
做为任何一个王朝的生存基础，锄头，原本就是王朝轮回最有力的工具。
公元1644年，中国何去何从，有四个选择：崇祯、李自成、张献忠、福临背后的多尔衮。当时后世很多人都认为，李自成离最后的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崇祯的烂摊子已经是不可救药了；张献忠一来实力毕竟不如闯王，二来喜怒无常嗜血成性；拖着大辫子的满洲人更不用说是未开化的异族——只有李自成，已经在西安改元称王的大顺王，才最像是能结束板荡开太平的真命天子。不是各地都已传唱开来“十八子，主神器”了吗？
百万锄头已经把万里江山坚硬的冻土翻来覆去松了个遍，也锄尽了荆棘野草，就等着李家王朝开基建业重整乾坤了。
十几年的血淋淋无休止的厮杀，天下人都厌了，谁都想扔下缺口钝刃的刀枪，好好睡一觉，醒来后拿锄头的拿锄头、操笔杆的操笔杆，安安生生地过太平日子。
呛人的硝烟，在中华大地上弥漫得实在太久了。
李自成攻取北京的过程，很能说明这种心情。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真正是传檄而定。到三月初六，便已达山西宣府。当大顺军开始攻城时，巡抚朱之冯命守军发炮，然“默无应者”。朱气恼之极，欲亲自点火，却被属下默默地拽住了手。到十七日，大顺军已然占领芦沟桥。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立时投降了李自成，调转炮口反轰北京城。城里倒也有多门西洋大炮，但发炮还击时，尽管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连李自成当时都搞得一头雾水。原来是“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京城守将李国桢见大势已去，急忙找崇祯号啕大哭：“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崇祯还能怎么办呢？那日饶是他本人亲自鸣钟召集百官上朝，也已经没有一人前来。
《甲申传信录》载李自成攻北京时，明朝守军有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自然这数量有些夸大），然“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
只两个多月，便从陕西打到北京；而这座挺过了瓦剌、满清几次以倾国之力猛攻的天下第一坚城，更是不到三天就被攻破——古往今来，攻拔一国的都城，有几人能像李自成如此的轻易呢？
这一切只能说明，时势的天平已经向着李自成低下，等着他松松筋骨，活动活动手腕，一脚踏上天平的托盘，晃晃悠悠带他登上那人间至尊的顶点。
崇祯十七年，或者称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头戴毡帽骑着青白杂色骏马，在牛金星等陪同下进入北京。听着比守城炮击还响亮的锣鼓声，看着夹道欢迎的京城百姓焚香举旗欢欣雀跃，李自成洋洋得意，频频挥手。行至承天门，仰头见匾，自成豪兴顿起，令人取弓来，一箭射去正中“天”字下方。群臣伏地，齐呼万岁，李自成扔弓，哈哈大笑。
这天早晨刚下过小雨，空气很清新。暮春正午的阳光下，北京城一片欢腾。
入城后，大顺军纪到底是所谓“秋毫无犯”，还是“迅速腐化”“横行惨虐”，或者多少天后才失去控制，从来是历代史家争论不休的题目。然而有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大顺军中，除了行伍必备的军需外，还多了些非常具有大顺特色的东西：夹棍。这些夹棍十分霸道，《甲申纪事》称“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襄城伯李国桢只受了两下，就挣扎着爬回房去上吊了。全军到底有多少副夹棍谁也搞不清，但据说仅是大将刘宗敏就准备了五千副。
夹棍是配合那套大顺政策使用的：向明皇室贵戚各级官员“追赃助饷”。难为刘宗敏大老粗，硬是订下了如此细致的标准（据《甲申核真略》）：
凡作过内阁大学士的，追银十万两；
部、院、锦衣卫官员，追银七万至五、三万不等；
十三道御史、六科给事中一级的，追银五、三万不等；
翰林穷些，三万二万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少于一万；
郎中、员外以下则各以千两计；
当然，勋戚不限数，能榨多少算多少……
一时间北京哀声震天，满目狼藉。金银珠宝没日没夜源源不断地运往军营。红了眼的大顺军将见钱财来得容易，谁还顾什么标准，后来几乎是见人就夹，管你是谁，管你有没有钱，夹了再说话！刘宗敏等人更是笑呵呵地夹得每天连轴转。
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出个真龙天子来结束苦难，却不料盼来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山大王！原以为闯王到了必将是一番慰问，接着由北京城起，推而广之将个口口声声的“均田”仁政推行天下，不料一出手就是夹棍！没几日，京城四处悄悄出现了哀悼崇祯皇帝的纸条，说是大明气数未尽，煽动大家为明朝报仇驱逐大顺军——看来，李自成还不如那个孤零零吊死的皇帝呢！
后世很多人由此找到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是这酷刑追赃，导致了京城的混乱，导致了民心的丧失——对大顺自己，也导致了军队的腐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的一败涂地。尽管不能简单地说二三十天内，那支连马都饮人血上阵如狮虎般咬人的军队，就被腐得筋酥骨软不堪一击了，但腰间的大包小包，必定也使大顺军多少失去了原来的矫健。
也有一些人为闯王开脱，说是刘宗敏之流目光短浅，不听闯王劝告只会搞钱搞女人，坏了大业。但是，追赃助饷难道不是李自成认可的政策吗？“比饷镇抚司”，这可是入京后大顺政权专门为了追赃设立的机构！再说，追赃也不是从北京城开始，向来是每得一地，坐上大堂便下手的，每副夹棍可能都使得油光发亮了，执刑的更是熟练得如解牛的庖丁。这套在夹棍配合下使用的追赃制度，随着攻陷城市的档次不断调整，到了北京，天下的中心，最高级别赃官污吏的老巢，难道能便宜放过了吗？
最重要的是，大顺军向来是没有正规后勤供应系统的，几十万人的吃喝，如果不追赃，大顺军饷，从何而来？
都说李自成输在了入京之后，其实，当年李自成大军喊出“随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对于在赤土上苦苦寻找着草根树皮乃至鼠雀死尸的饥民，开仓放赈、不纳粮、均田、三年免征，绝对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口号。振臂一呼，几十万人狂吼着响应，李自成就是凭着这几条措施滚雪球一般集结了百万大军。
百万人马要吃要喝，又不用老百姓纳粮，如此情形下，追赃助饷，向昔日高高在上的蛀虫清算，这种实际需要与阶级复仇情绪相结合，最简单的方法应运而生，并有效地滋养发展了闯王的军队。
无疑，这些措施在起义的初期阶段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当李自成的实力壮大到能够问鼎中原时，他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招引饥民从军了，还得好好想想，如何在已经控制的地区重新建立一种能够合理运转的经济秩序，并随着军事的胜利推行开去，直至整个天下。
而一个没有根基——完善的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政权，一路靠追赃这种抢劫的形式来维持运转，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当年同样从草莽里发迹的朱元璋起事，老儒朱升送了他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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