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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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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没有根基——完善的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政权，一路靠追赃这种抢劫的形式来维持运转，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当年同样从草莽里发迹的朱元璋起事，老儒朱升送了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依此行事，打下了大明江山。相比对手崇祯的老祖宗，李自成明显违背了前两条。高筑墙，指的是站稳脚跟，李自成却是一点也不负于“闯”字，闯遍半个中国，轰塌城墙无数，可从来没有筑下属于自己的一道。很多年间，李自成部队都是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扔一个，打下了城池，劫掠一空后便呼啸而去，很少想到要筑墙站稳。广积粮，朱元璋是用一套有效的系统征收粮赋，李自成倒也从不愁没粮——粮食都在这一副副夹棍上呢，要多少有多少。
打下一城，把城里的头头脑脑土豪劣绅吊起来上夹棍，真正是“吃他娘，喝他娘”，当然痛快。然而吃光了呢，再换一城，打！打下来再夹！夹完了再打！
这种做法在军事上有其充分的优越性，不用守土、不需给养、灵活机动、慓悍迅疾，这就是闯王军队令大明君臣战栗的力量所在。然而，这只是种进攻时的优势，仅仅如此，绝保持不了浴血厮杀得来的战果。
李自成有没有想过，在杀尽贪官、卸下夹棍之后的城池中设立一套自己的管理制度，组织生产，建立后勤，摆脱以战养战呢？
好像没有真正想到。从建立大顺政权后，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就可以看出，李自成到那时最相信的还只是刘宗敏之类冲锋陷阵的武将，还是把一切寄托在武力上——还是没能好好坐下来和文人们商议，设计一套合理的赋税制度。
这也决定了大顺军入京后“追赃助饷”的不可避免。
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李岩投靠之前，李自成的军队与张献忠等其他起义军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烧杀虏掠基本不分对象由着性子来，真要说军纪好些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李自成在进军北京的路上几次派人与崇祯谈判，内容不是劝崇祯投降，而是想割据一块土地称王！甚至兵临北京，城破在即，还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找崇祯，而他的目的不过是：“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
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
由这些事，再结合李自成迟迟不能建立即使是初步的财政赋税制度，只能说，他的眼光，从来没有达到足以俯视整个天下的高度，甚至还没有超出陕西之外。他应该是走一步看一步，对自己最终要做些什么心里没底。
他一定没想到这么快就进了北京。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被拥进了紫禁城。甚至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西安的王座还没坐热，便上马开赴北京了。
在北京四十二天，李自成更是昏了头，从前弟兄们一路闯去，城市越打越大，关隘越夺越险，倒也刺激有奔头，如今连大明都城都已打下，一时间失去了下一步的目标——要说有，也不过只是正式登基了再说。从前是为了打倒明朝，如今蓦然成了这片江山的主子，李自成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
他所有的经验大都在于“闯”，当他突然转换身份变成守时，从前精明强悍的李闯王变成了迟钝愚笨的大顺王。
当一切迹象都证明吴三桂已经铁了心要作对到底时，他还是犹犹疑疑，亲征山海关时带着吴父、明太子等人，仍然幻想招抚，以致战机一再延误，最终大败。
有人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手下没有萧何、张良、刘伯温、徐善长之类的高级谋士。也有道理，一进京就忙着招揽门生筹备登极大典的牛金星之流确实不太够秤。但一直清醒的人也是有的，如李岩，入了北京后见情况不对，上疏谏四事，大略是追赃要分对象要有限度、军兵不宜扰民、招降吴三桂等各镇明将等。对照日后的惨败，真正是一字一血。可李自成的反应是：“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猜想一下自成当时的心情，是不是觉得这么多好兄弟，这么些年出生入死，提着脑袋随着老子打天下，如今终于打到了皇城，弟兄们快活几天不成吗？再说，那些奸诈龌龊的狗官，多夹几下有何打紧？
三百六十二年后，读史至此，不禁掩卷长叹。
明亡，是谁也不能挽救的事实，只可惜大好河山，落在了一个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做什么的好汉手里！
的确是条好汉，口口声声不纳粮，的确也做到了不纳粮的好汉！
只可怜这条好汉苦斗一生，竟不过是替野心勃勃的关外豪杰充当了一回抡着板斧的急先锋！
对于老百姓，均田不纳粮，千百年来一直是最美好的梦想。尤其是明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重如泰山，这时的李自成简直就是个救星。
按照当年的阶级理论，李自成当然能称得上是个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用这种理论分析，李自成的失败似乎是由于进京后“腐化堕落”了，背叛了农民阶级。
而我看来，恰恰相反，悲剧就在于，李自成脱不尽农民习气，太快得来的胜利使得他来不及转换为另一个阶级——官绅地主阶级——如果能把旧时的统治阶层称为这个名号的话。
谁都不得不承认，治理天下，饱读经典熟悉历史教训的官绅地主阶级（本文暂且如此称呼），要远远胜过那些满腿泥巴的庄稼汉。更要紧的是，如果他们不真心拜倒在你脚下，而是在背后煽风点火，你就永远别想证明自己的皇位有多正统，从而别妄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安心做你的臣民——只要还有饭吃，善良老实的百姓向来是跟在上层阶级身后的。你头上的光环，得这些人帮你套上去，就像西方皇帝加冕，得主教亲手为你戴上一样。
说到底，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作用往往在于打天下；而守天下，建设天下，需要依靠的是官绅地主阶级。
可以说，进了北京那一刻，官绅阶级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农民兄弟。
天下，从来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天下。
统治天下，需要团结的不仅仅是本人出身的阶级，而要有包容万民的气概。
更确切的说，李自成应该做的不是转换阶级，而是超脱阶级，用温和宽大的胸襟抚慰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
农民阶级也好、官绅地主阶级也好，弟兄们也好，大明遗臣也好，从此还不都是你的子民？北京也好，西安也好，何处不是你的江山？
打天下时，你尽可以利用阶级仇恨；而治理天下，你的任务就只能是尽可能地抹平阶级间的矛盾——哪有如此把自己的京城（就算你只把它看成行在）搅得鸡飞狗跳的？
有哪个太平天子是无休无止地用夹棍治理自己的国家的？
你大顺朝难道就永远靠夹棍过活了吗？
李自成还未能真正从马背上下来，他还是“闯王”。“马上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治天下”的道理他还是没能领悟，他甚至可能没有真正意识到北京作为大明都城的巨大意义。也许他只是把北京城看成一座粮仓金库罢了，既然打算打完了还是要回他的西安，所以这里搞得残破些不打紧——尽管他也知道，这是天下最大最富的一座。
但自他进入承天门的那一刻起，天下所有人的眼光便聚焦在了他和他的大顺军身上。所有人都在心中暗暗地掂量着他们的分量，北京城里的每一声咳嗽都会传到千里之外，传到四面八方每个人心里的秤盘上，去秤量这些满口硬梆梆秦腔的新贵，到底能不能镇住这混乱的大地。
能镇住了，你才真正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否则——
用不了几天，所有人就看清楚了，这群威风凛凛的陕西汉子，不过是一伙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一切啮得精光的蝗虫！
每朝史书，对这种蝗虫都有封号：“流寇。”
山海关溃退后的举动，更是让原先对闯王还有一丝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了。匆匆忙忙搞了个登基仪式，立即退兵，带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跑回西安。临走不忘把能烧的宫殿城门都烧了，当初连穷途末路的崇祯都没舍得下手呢。一路上见了村庄，就杀人放火出气；甚至屠城，屠的是自己的城！自己的城池此时已经成为了敌军的堡垒——四处报来，大顺地盘上纷纷叛乱，李自成设置的官吏不是成了崇祯牌位前的祭品便是作为觐见之礼被绑送给了多尔衮！
登了基祭了天也没用，只几个月，大顺政权完完全全恢复成了流寇。
没有具体目标、细致计划的流寇，是经不起几回失败的。从此阵脚就乱了，再也无法重整旗鼓。要知道，李自成当时在西安还有几十万军队呢。
也许没那么多，都说精锐部队在山海关损失殆尽了。更可能的是，口袋里有了金银的大顺军见买卖不景气，哗啦啦散了不少——咱有钱了，回家买几亩田过好日子去。反正当今没了皇帝，只要等着向下一个坐稳龙椅的人磕头，所有的罪名不就一笔勾销了吗？从前跟着闯王是有肉吃，而且只要一口气不绝就还有希望，所以即使只剩下十八骑李自成还能东山再起；现在看来闯王明显是成不了气候了，坐上金銮殿也得被撵下来——没有那样的命——跟着没前途，倒可能白白搭上了自家脑袋，还是回家的好。
不用说天下所有正密切观望着的人，就是大顺军自己看来，“成王败寇”也是最简单的真理。
而流寇的骚扰是不分阶级不分对象的，所以无论谁，对他们都一样恨之入骨。
当然也包括他承诺可以不纳粮的农民。
败退路上，在半夜听着旷野里老百姓骚扰军队休息的呐喊声，李自成能想通吗：为什么只过了短短几个月，东征途中一路箪食壶浆迎风膜拜的乡亲们，怎么就都变成宁愿烧了自己房子填了水井也要与咱大顺军作对的乱民了呢？
当李自成逃到九宫山时，他身上耀眼的光芒早已经褪了个干干净净。
出现在正埋头田间干活的程九伯眼前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独眼汉子，还带着刀箭。看上去神情憔悴疲惫不堪。
遍地流寇溃兵，时世多年不太平，各乡各寨早已自行组织起来保卫家园。程九伯停下了活计，警觉地看着这个满身血污的人。
手里握紧了锄头。
据史料记载，程九伯因杀贼有功，被清廷授与德安府经历。
医林改错——“越改越错”的巨大意义
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道光九年（1829年）十二月间的一夜。三九隆冬滴水成冰，北风吹在身上，穿得再厚实也觉得刀割一般生疼。甫交戌时，北京城里各处商铺摊贩便都歇了业，大街顿时显得空旷寂寥。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大院里却是灯火通明，一干下人源源不断捧着热气腾腾的烤鸭、涮羊肉、油爆肚仁、炸佛手卷什么的往厅堂里送，主人正在那里宴客。
上席坐着的是位清癯老者，寻常衣冠，看上去不是官场人物，神情也很是谦逊随和，但陪客的众人却甚是恭敬，唯恐招待不周。
此人便是京城里大大有名的医生王清任。那日下午他冒寒为恒家出诊，一帖药下去没多久，昏沉多日的病人便出了身汗，呻吟着唤饿。恒府阖家大喜，硬不放清任回家，定要他喝了酒再走。
席间清任三句不离本行，说的多是些行医的病例和心得。几巡酒下来，他有了些醉意，长叹一声：“我已过花甲，时日不多，只是有一心事未了，甚是不甘哪。”众人忙问是何事，他开始不肯讲，说是怕坏了大伙胃口，后来经不起一再追问才道：“我方从医，便有志愿，希望能明了人体脏腑——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瞎子夜行啊。多年来一有机会便观看凌迟行刑，甚至到乱葬岗观察被野狗刨出的死尸；到如今对内脏形状位置大致也有了些掌握，但对膈膜一物始终不能详解，年事日高，每当想到此处总觉不安，甚是苦恼啊！”
众人顿觉倒胃，但席间一人拈须微笑，慢慢道：“先生莫急，或许在下倒可以帮上几分忙——我当年带兵镇守哈密时，所见诛戮甚多，别的见识没有，对此物却有几分了解……”
话未说完，王清任已是离座而起，走到这人面前毕恭毕敬作了一个揖，口里连称讨教不绝，未了长长舒口气道：“四十二年了，今日终于有望完满……”
灯光下，众人分明看见老医生的脸颊微微颤抖着，两眼似乎有些晶莹。
次年，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终于刊行。
《医林改错》分上、下两卷，三万余言，主要内容有两方面：其一是“改错”，王清任认为前人医书言脏腑多与解剖形态不符，自相矛盾错误百出，于是他根据平生观察研究，一一绘制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形”；另一则是他对人体气血理论的独到认识。
《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几百年来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后人对其气血学说崇信者甚多，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清任的脏腑理论上。此书一出，便在医界激起轩然大波，引来众多名医的激烈攻击，说王清任是个“不自量”的“狂徒”，所谓“《医林改错》，越改越错”，流传开来甚至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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