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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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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几千年，中国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鱼忘筌、儒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笼罩下一步步发展起来。不用在纸上密密麻麻推演计算，也不必埋头实验室满身大汗，最高深的学问，大都是凝神闭目调息匀气，慢慢参悟出来的。
辉煌背后的缺陷，当双方文明各自成长壮大，终于碰撞时，暴露无遗。
被抛弃的鱼筌在历史长河中很快便烟消云散；后人倒也不怎么惋惜，反正他们吃到了鱼。
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性学科——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条鱼。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说不上道理，并不代表就是荒谬的。倒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次次证明了中医具有的科学性。比如对盲肠的看法：从前西医经过严密的解剖研究，没发现盲肠有任何作用，便宣布此为退化未尽的无用器官，一有病变便随便割去；而中医既然认为人体是一整体，则每一物在整个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盲肠也不例外。事实是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声明他们发现了盲肠有解类固醇的作用。
还有心的思维功能。这本是西医嗤笑中医荒唐的典型案例——早已证实大脑才是人体思维中枢，心脏不过是运行血液的动力泵罢了。可近年来心脏移植后病人的性格变异，不得不使越来越多的医家重新审视中医关于“心主神志”这句话。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中医袖着手不屑地看毛头后生们披着白大褂镇日忙活，鼻孔里嗤嗤出气：谁叫你们不信？老祖宗的学问大着呢！
而任何科学若想进一步发展，便得从经验阶段上升到实证阶段，也就是说，中医若想走出一番新天地，必然也得利用先进的技术，通过试验一点点追溯出致病原因和产生疗效的科学解释。
这对中医其实很有必要。中医的看家法宝是中药，但几千年来，所有医人对中药的认识都来自于前辈和自己的经验。从满山遍野的植物中，一一发现其治病的特点功效，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你虽然知道了这味药对某病能有效果，可在经验阶段却绝对不可能了解究竟是这株植物中什么成分起的作用。
都说中药起效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有效成分便无法提纯精炼，只好把一大包草根树皮一锅煎了，黑乎乎捏着鼻子灌下去，让其自行发挥——精华和糟粕一同下肚，安能不慢？如今中医中药在国际上发展不乐观，无法确知有效成分以进一步分析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成分起的作用，势必先得了解疾病的致病机理、病毒和药物的化学成分、人体的吸收代谢过程……
这就是中医这串长长的多米诺骨牌上，多年来被忽视的中间那一段；或者说，那只被先人遗弃的鱼筌。
又或者更直接说，那些神奇诡异的脏腑。
充分发挥中药药效，只是重新认识中医，发掘中医神秘宝库的一小部分任务。冰山底下，蕴藏着先人无数宝贵的经验和大胆的设想，等着后人去整理去归纳去证实——去真正掌握、去以一反三、去触类旁通、去更进一步……
如果仍然靠有限的经验和苦思冥想，中医的老路，可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这类建立在参悟基础上的学问，在传承过程中，流失的比例绝对远远大于创新——因为缺乏中间的推演验证，能继承多少上辈人的经验全取决于后人参差不齐的理解能力。更何况很多高人并不具备准确表达自己感悟的能力，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高明的心得就此随着斯人逝去而埋入黄土。
由探索中间这段骨牌开始的路，其实是中西医走向会师的伟大征途。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中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相互补充，经验和技术相互提携，形态与功能相互验证，功力的进展将是几何倍数增加，必能激起滔天巨浪，联手荡涤那凶顽狠毒的病魔，开创出一个健康时代；
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终有一日，地球将汇合中西优势，真正浑圆一体，共同迎接着人类下一个崭新的纪元。
王清任一把扯下了隔在中西医学之间幕布的小小一角；厚厚的幕布下面，隐藏着那段联系人体功能和实体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历代想搞清这段骨牌的人也有一些，且不说详细正确的人体结构知识对外科的重要性，毕竟达到一定高度的医家都想往前再走一步，起码也可以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以中医的解剖形态学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进步。
然而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几千年几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
直到王清任的出现。
作为一个名医，他当然知道自己涉足解剖领域对崇古因循的医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这一生事业蕴涵的重大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学上的贡献，其实远远小于在探索医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只是凭着一个医人的责任心，觉得应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些力所能及的修正；或者，科学上的敏感，使他隐约预感到从今往后，再躺在古人经验上吃老本可能快行不通了——他可能开始发觉，脏腑间存在着很多古书上的简单记载远不能揭示的重要秘密：
“前人创建医书，脏腑错误，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
于是在千年的权威、历代的圣贤重压下，他努力挺起胸，按着自己亲眼所见，一笔笔细细绘来；面对着预料中的责难，他坦然一笑：
“余刻此图，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唯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
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刊行，标志着人类在中西医会师的漫长征途中踩下了重重的一步。
这部书耗尽了老人所有的精力，刊行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王清任病危。
病榻上，王清任枯瘦的手摩娑着依然散发着墨香的《医林改错》，心中感慨万千。几十年来无数次流连秽场的经历一时间都涌上了心头，他的鼻端隐隐闻到了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腐臭之气，顿时他憔悴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
他连忙挣扎着微微摆头，目光移到手中的书上。
良久良久，他的脸色平和下来，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丝微笑——他似乎听到了病室中奏起庄严的梵乐，满天香花簌簌而下，一朵朵光明云在身边围绕。
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宁静包围了他，使他再也感受不到浊世的痛苦与疲劳。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医王清任殁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
烟祸——天朝不可避免的剧痛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1842年，农历七月底。这时节的北京还是有些热。
紫禁城里，道光皇帝却觉得有股带着海腥味的寒流呼啸着从远方袭来，鲁莽地排开紧闭的重重宫门，透过龙袍渗入骨髓。他不自觉打了个冷战。
眼前，一份文书正以陌生的倨傲形式仰躺在龙案上：行文里昂然抬高两格以表示至高无上的，除了“大清皇帝”这理所当然的唯一神圣称号，竟还有那据说只是个二十来岁女人的不可思议的“大英君主”！顺带着，不知国土究竟在哪里的“大英”也第一次与“大清”一样享受了抬高一格的待遇——
这份文书上，大清帝国，竟然弯下了僵硬的腰，笨拙地与昔日不屑一顾的“外夷”平起平坐了！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文书的内容竟然是小小的蛮夷气势汹汹地责令统领万国的天朝赔款、割地、开放口岸通商！
六十岁的道光额头青筋隐隐突起，两手微微颤抖，猛地站起身。
他很想大发雷霆，想把这份狂妄的文书撕个粉碎，想把签署这份文书的窝囊大臣抓来砍头，想号令全国，集中大清所有的能量去海边显示天威——
但文书上字里行间浓浓的硝烟味使得他颓然坐下，道光无力地闭上了眼。他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虚弱。几年焦头烂额的战争，早就弄得他疲惫不堪了。
他现在只想大哭一场，他觉得很委屈：这么些年兢兢业业节衣缩食，殚精竭虑，居然连个打上门来的小小英夷都治不了，还落了这么个从列祖列宗起从未有过的屈辱文书——后人称之为《南京条约》的《江宁条约》！
他突然记起了林则徐，当年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派他去和那些狡猾的蛮夷打交道呢？这个林则徐也当真可恶，平日里看起来稳重精干，怎么一到广州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了呢？莽撞毛躁，轻开边衅，今天这个局面姓林的逃不了干系！说难听点，就是祸首！
道光狠狠咬着牙，想起前几日有人为林上奏求情，说他在发配路上治河有功，希望能折罪启用。道光冷笑几声，命人再下一道旨令：
“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
无处出气的道光把火撒在了昔日寄予厚望的林则徐身上（当然，一个林则徐远远不够承担天子的震怒，紧急时刻一个接一个满天飞的钦差，几乎谁也逃不了严厉的惩罚），只是后人无从知道，当看到条约的那一刻，道光有没有想起一个人，一个三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声名狼藉的人。
许乃济，一个小小的四品太常寺卿，用区区几千字，引发了帝国两年多的论战，更是由此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自己那被大多数人鄙夷的名字。
相比历代前任，道光实在运气不好。执行守业安民的本职原就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还得额外对付一个陌生的对手——鸦片。这个猥猥琐琐地在天朝指缝间苟活多年的魔鬼，终于从一株不起眼的柔弱小花孳生成了遍地丑陋粗壮的藤蔓，无孔不入蜿蜒攀附，牢牢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狠狠攫噬着炎黄子孙的精血脂膏。
肮脏的黑烟随着海浪一波波蔓延，终于到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严严实实地笼罩了整个帝国；国库中的白银如洪流决堤一般喷涌而出，失血过多的朝廷开始头晕目眩；当富庶的天朝变得随处可见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烟鬼，甚至国家军队中也充斥着数不胜数的枯槁憔悴、弱不禁风的双枪将……
天朝之主道光，自然是每晚辗转反侧满身冷汗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大臣，更是心急如焚地寻找着拯救天朝于滚滚黑烟中的济世良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苦思多年的许乃济，终于呈上了那封著名的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奏折里，许乃济指出朝廷的严厉禁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为了抵抗鸦片外来，防止白银外流，唯一的解决措施是弛禁——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令，准予进口，按药材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提出了具体建议：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官员士子兵丁仍旧严禁；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
许乃济认为，如依此实行，则“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可以想象，被鸦片困扰得焦虑不安的道光见了这份奏折时应该是眼前一亮的——他当即朱批：“所奏甚是！”同时马上把这个奏折转到了鸦片走私的第一线：广东。他想听听与那种魔土打了多年交道的大臣们的意见。
据说当时的广东大员对许奏是十分欢迎的，但没等他们的附议传回北京，许乃济已经是四面楚歌狼狈不堪了。
许奏一出，天下正直之士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为代表，向许乃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你说以货易货，而我大清并无如此之多的茶叶生丝易换源源不绝的鸦片，最终还不是得用白银吗？
你主张禁止白银出口，如能做到，为什么不干脆堵截鸦片入口？
你既然不禁鸦片售卖，则不能禁人吸食；说是只禁官兵，你难道不知官兵皆从平民中来吗？
最重要的，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却听其流行，堂堂天朝，哪来如此政体？你这不过是为了白银嘛，咱华夏天朝，亿万斯年，何时只重银子不顾黎民？
总之：“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最后，这些慷慨激昂的卫道士昂首挺胸，从根本上驳斥了许乃济的观点：什么禁烟愈严流弊愈大，纯属胡说！——你说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不过是纲纪问题罢了。我们就不信了：泱泱天朝，难道就选不出几个清廉得力的干吏，就治不了这点点鸦片？！——你许乃济居心何在？是不是与奸商勾结了，准备大发一笔鸦片财？
酣畅淋漓的奏折把可怜的许乃济围攻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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