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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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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天国梦想，十三年的奋斗，最终化为一江热血，滚滚东流入海。
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1867年，同治接过咸丰的天下已是第六个年头，离收复南京也有三年了。
六月间的一夜，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在书斋秉烛长谈。
说起朝里的荒谬乖张，两人心情沉重。沉默多时，赵烈文慢慢道：“如此根本颠扑——”
他顿了一下，四下环顾一番后一字字轻声说：“大清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神情凝重地看着油灯昏暗的火苗，半晌无言。
良久良久，他长叹一口气，也是轻声道：
“我只求速死——实在是不想见到如此崩析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一时间，他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包括圣人的理学。
夜正深，窗外漆黑一片，更柝一声声有气无力地打着。
官场——大清王朝的膏肓病象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的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这些奴才的竹杠居然敲到老子头上来了！”
京城大帅府里，福康安大发雷霆，满头青筋暴起，捧着盖碗茶的双手微微颤抖，发红的虎目似乎要射出火来。
下人不敢仰视，只是低声咕哝着：“他们说……他们说……您……您自己去也是一样……”
福康安怒极反笑，啪一声把碗摔在桌上，喝令更衣备轿，他要亲自去一趟户部，看看到底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他，圣上的红人，当朝最显赫的武官——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嘉勇公福大帅索贿，而且开口就是万金！
他还想看看，那些被银子迷了心窍不顾性命的刀笔小吏是如何找题目下手的——自己这可是堂堂正正的公事，核销平定西藏的军费！
“禀老爷，您不用去，他们派了一人来了府上，正候在外面呢。”
福康安大惊，小吏索贿居然敢索上门来，这是他从来不敢想象的。
福康安大马金刀地坐着，狠狠盯着那个跪在脚下的书吏。许久，他一字字沉声道：“向我要银子的，是你？”如果他的眼光像墙上挂的宝刀那么锋利的话，现在地上早已是一摊烂肉了。
瘦精精的书吏跪得规规矩矩的，看上去很是恭敬；他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还是垂着头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不紧不慢地回道：“禀中堂：我等岂敢索贿，我等不过是为了中堂您计较罢了。”
“哦？”福康安向前欠了欠身子。
“中堂大功告成，圣上欣喜是不用说的。但您核销军费多至数百万，账牍繁冗，我们书吏才十数人，日赶夜赶，也非得花上两年时间不成，如果拖这么久，到时再交部核议，能不能顺利准销可就没人敢担保了。这点事不完，您的平藏事业可终究不能算圆满。万一圣上什么时候心里不舒坦，再听人一挑拨，说核了这么久，这里头怕有猫腻，指不定就兴起大狱……我们用您的钱，是为您雇些人来，大伙为您出力，尽快了了这事，圆了您的大业啊！”
福康安牙齿咬得吱吱响，想骂人，可不知道骂些什么骂谁好。他很清楚这些书吏即使真把他这事拖上三年两载，也绝不会有任何违反大清律例的漏洞，他们有的是借口；相反他们若是想在文书里给自己编排些罪过却是易如反掌。
终于，他仰面靠着椅背，疲倦地闭上了眼，有气无力地说：
“是否定要万金——能少些吗？”
不能少，福康安最终还是给了万金；户部书吏也做到了他们的承诺：“越旬日，奏闻依议。”（徐珂《清稗类钞》）
书吏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根本不能算是官员，只是官衙里掌理案牍的下人，确像福康安所说，是奴才一辈；在时人眼里也是卑微不堪的货色，如清末李慈铭所云是“黑衣下贱之流”。可就是这些贱吏，竟一次次整得权臣贵戚封疆大吏服服帖帖，拱手孝敬。吃了书吏亏的显贵远不止福康安一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个也跑不了，而且索贿金额还看人下单，得般配各人身份。
这些小吏，有个专用的书面名词：“胥吏”。对自己的能量，胥吏们毫不自轻。曾有个书吏夸口：“这衙门好比是辆车子，来办事的是照顾生意的客人，我们都是拿皮鞭的车把式，而那些坐在堂上的大人们，不过是骡马罢了，咱让他左就得左，右就得右。”——有人据此编了曲儿：“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
听来荒唐可怕，可悲的这却是事实。名臣胡林翼就曾感慨道：“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小小书吏，居然权比宰相！后来洋务思想家、学者郭嵩焘在总结历代得失后更是无奈地哀叹：相比历代朝廷与外戚、太监、后妃、藩镇等争夺天下权力，“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更确切说，与大清共天下的，除了这些胥吏，还应该包括那些幕僚——通常称为老夫子、师爷的。尽管天下师爷不全是绍兴人，但似乎每到饭时，所有的衙门都有间房里飘出悠悠的糟气米酒香——不是有句老话叫“无绍不成衙”吗？
师爷也和胥吏一样，没有官衔不入编制，和官员仅仅是雇佣关系，但所有人都知道，运转大清朝大大小小衙门的，就是这些不入流的师爷和胥吏！
就算那些官员禀性淡泊，不在乎大权旁落，可眼睁睁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潮水般流入奴才们的腰包，眼珠子难道不红吗？若是有个把清廉些的，看着自己属下如此肆意妄为无所忌惮，难道不能拍案而起吗？
他们应该是有苦说不出吧，谁都很清楚，真要离开了这些奴才，那可是寸步难行啊。
《官场现形记》里有段话很有意思：“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三更灯火五更鸡，多年苦读，赖着祖宗积德，好不容易考中得了个官，不料甫一坐堂，竟然先是“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地方官最寻常的事务便是听讼。关于听讼，孔夫子说得很轻巧：“必也使无讼乎！”有时看着大堂下两造喋喋不休面红耳赤，而头绪纷杂机关万端，想必有不少人无名火起，真恨不能起夫子于地下，问个究竟：
到底如何才能使这些刁民“必也无讼乎”？
就算能顺利解决讼事，判牍行文又成了大难题。多年写的都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启承转合丝毫不乱，一笔在手指挥如意，自我感觉甚至能横扫千军。可如今连个公文都分六七种，什么详、验、禀、札、议、关，什么不同场合用“等因奉此”、“等由准此”、“等情据此”；况且，从来写文章都是代圣人立言，难道在公文上你也大模大样摆圣人架子不成？面对禁忌森严的法令条例，大多数人一头雾水，很多甚至会觉得自个突然成了文盲。
而听讼断狱仅仅是政务中最基础的部分，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等，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迎头套来，一时间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才子大人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圣贤书里怎么就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这一件件一桩桩、烦杂琐碎的具体事物呢？只是板着脸教训什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培养仁义道德，说什么修好身自然能齐家，齐了家自然就能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气势雄浑胸襟广大，威风极了，可这几个空洞的大字，饶是连一张小小县衙书案都平不了！
不能怪这些大人无能，实在是到了清时，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一切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便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真正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隔绝在科举科目之外，不仅于学子举业无助，更有法律上的障碍：清代制度规定，生员读书期间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黜革治罪”。
于是这门处理实际政务的技术便被普天下在衙门打杂的胥吏，还有那些科场失意的幕僚师爷垄断了。发展下去，竟然成了一套学问：“吏学”、“幕道”。拜师排辈，以亲带亲以友授友，代代相传；还分门派，各有秘本。
如果说胥吏是不得不依赖的基层办事人员，那么延请师爷便是官员主动的选择。既然自己的学问不在这上面，若想这官当得顺些，还是花两钱请人吧。有钱的不妨按需要多请几个：专审案件的刑名师爷、办理财赋的钱谷师爷、起草奏疏的折奏师爷、掌管信函的书启师爷……各人如法干去，衙门正常开张。
如此大部分官员几乎成了泥像木偶，唯唯诺诺只管签字画押，大不了润色几处文字罢了。连光绪的帝师、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翁同龢，都自嘲他每日的工作常常只是坐着“画诺”而已。
相比历代，清朝官员的总体素质算是差的。有清一朝，猜忌汉人之心毫不松懈，旗人做官容易，并且多居高位，无论有无才识。而天潢贵胄出身，享乐惯了，多出些颟顸昏庸的纨绔子弟。甚至有满人闹出不知孔夫子为何人的笑话，旁人解释说是“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后方才大悟：“直接说孔中堂孔大人不就明白了吗？”后来连光绪都看不下去了，告诫一位即将上任的汉人要担待些，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可以与这些宝贝老爷媲美的还有那些银子捐来的官，做买卖发了财买个官过过瘾，也多是些胸无点墨的家伙。这伙人办事，确实还是那些经年的胥吏师爷稳妥一点——即使混账也混账得像个官样些。
但毕竟更多人是正途出身，凭四书五经过五关斩六将厮杀上来的，就算读得迂腐了些，毕竟智商低不到哪里去。当年是为了博取功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浸淫八股，但如今工作需要，从头开始学也为时未晚啊。市面上不是有很多从政指南一类的书吗？什么《州县事宜》、《牧令须知》，刑名钱粮堂规官箴，一样样细细道来，拿出从前苦读的劲头，不也是很快就能入门，自己掌握政事吗？
但据说，很多官员真正的枕中秘笈却是痛骂官场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之类。他们很感激作者，把个官场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无穷的手段绝妙的伎俩，学好了无往而不利，真正是“吾辈之先导师也”！
他们看来，实际政务其实是次要的，只要不那么过分，交给师爷他们好了，真正要紧的却是小说中详细描摹的钻营倾轧避祸邀功之术！
是什么使得这些满口道德节操的圣人门徒堕落到如此地步呢？
汉唐时，地方官员权力很大。尤其是两汉，太守官秩为两千石，与中央九卿大致相当，做事少掣肘；而且官级少，升转灵活，即使是底层做起，政绩出色或者运气来了几步就踏到了中央，如此做地方官有奔头，干得也积极；何况在地方也不是什么屈辱的事，九卿外放也属寻常，不算降级；动乱时简直更是土皇帝，甚至有机会问鼎中原。到唐时便已开始内重外轻，视外任为贬斥了。宋则每路设帅、漕、宪、仓，四个婆婆管媳妇，可怜地方官得奉承这么多人，地位愈发下降。明清之后，政权更是日甚一日地集于紫禁城，人人视入朝为荣升，外放为黜降；最麻烦的是官级太多，九品十八级，三年一任，正常情况下，若想通过考功从基层做起，简直得日夜烧高香炼金丹保佑自己长命百岁才有可能熬成朝中大员。
然而一般人总是有野心的——或者换个说法，想上进的；可现实摆在面前，若老老实实只按那些《事宜》《须知》埋头做去，这辈子基本上就注定了劳碌命，风尘仆仆天南海北，在大清帝国的泥泞地上奔波一生了。
或者有人自命不凡，想充分发挥能力，将治下一方理得井井有条，干出番出色的事业给皇上瞧瞧，说不定提拔一下就此上了天。可制度相沿日久，越来越繁密，一个制度出漏子，再打上一个补丁，千百年层层叠叠，几乎如压着孙猴子的五行山那般沉重，一般人只能老老实实依例做去，哪有给你表现的机会——再说清廷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掌心翻跟头，一切严格依律，你还梦想翻出花样来博声喝彩？想以政绩出名上闻天听，看你闹腾早就不顺眼的上司考功时随便勾叉几下就先把你打入地狱了——谁让你谋算着想踩到你家大人头上去？此路看来也难通。
明清以来，地方吏治日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做得越来越憋气，而正经做去若想出头却难于上青天。
如此便逼着不甘沉沦下僚的官员们不得不削尖脑袋想门路，找有力气的提携一下，自个铺条上京的路子。
不需要像爱迪生寻找电灯灯丝材料那么困难，所有人早就明白，要在这波谲云诡的宦海中搭座便桥、使天堑变通途的最好材料便是银子。银子越重身子便越轻，越容易飘升起来。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大人们，见了银子顿时一抹脸皮，变得比青楼女子还轻佻温存；火到猪头烂，银子上去，威严可怕的上司毫不做作地走下堂来，附在耳边精忠报国地为你出谋划策，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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