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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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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好汉上阵常是李逵抡着两把板斧打头，如今天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在仕途上也抡起了一把把银光闪闪的大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孔夫子的教诲虽然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夫子能给予的好处至多只兑现到放榜那天，从此便得改换门庭，投到夫子同宗孔方兄门下。几次将孔方兄与一年吃不了几回冷猪肉的至圣先师比较神通后，几乎所有人都死心塌地不回头了，从此圣人一片苦口婆心，变成了小和尚口里念的经；经书里字字句句，砌成了娼妇门口庄严的牌坊……
那些看得透彻些的，就此想通了功名的实质：当官为什么？——银子！千里做官不就为了个财吗？砸锅卖铁当老婆筹集本钱，买个好所在，刮地三尺翻上几倍，再买个更大的所在，再敲骨吸髓……如此官生官、利生利，“普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最好”！
清人洪亮吉有段沉痛的话：“小时乡里有人做官，听亲友谈论的不过是其治所繁忙还是简易，好不好治理；只过了短短二三十年，乡人评价某官便是算计该缺能有多少出息，应酬所耗要有多少，如此一年最终落入囊中能有多少——再没人提什么民生吏治了。”
纵有些识廉耻的，不屑如此龌龊，但一二人之力，岂能挽得回如此滔天大浪？像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原本倒也有些棱角，勤政廉明，想整顿一下实在不堪的吏治，但几次教训后顿觉黑网无处不在，不是任何人能挣脱的，与其对抗只能是“孤立其间，刻刻危惧”；第二年就在书斋高挂一联，以示免战：“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低头认输了事。
不愿低头，又不堪沆瀣一气的，便只好做些远离实际政务的翰林、教官一类的闲职，或者干脆一试之后辞官回家，埋头故纸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官场彻底变成了烈火烹油的生意场，出入大的像庆亲王奕劻，干脆被称为“老庆记公司”。一切按买卖套路做来，谁也不能坏了规矩，有时连亲情也顾不上了，如曾国荃保举侄女婿聂缉规为上海道，“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
如此上梁，还想奢求下梁笔直不成？
“黑衣下贱”的胥吏自认卑污，从不梦想政治上出头，相比正官更少些拘束，放开手脚做起事来便也直截了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痛痛快快：户部勒索销核款项的回扣、吏部安排职位卖钱、刑部吃大案、工部吃工程、礼部吃科考——一分钱一分货，包管你这钱花得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活得滋润极了，甚至有时连本部大人都不放在眼里：像那回阎敬铭掌管户部想整顿胥吏，不是最后被他们联手整得灰溜溜滚了蛋吗？当然，对一般识趣不碍事的老爷们，他们也不会亏待了，有钱大家赚嘛。
而师爷们尽管大多读过圣贤书，识些气节，但干这活计毕竟不过是糊口救贫罢了，像有位师爷自己说的：“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于幕宾。”既然只是生意，便得摆正利害关系，时时刻刻首先得为幕主东翁出谋划策理顺上下关系——老板发财自己才有分红嘛！至于百姓，那就只好等而次之了。当然，更不能亏待自己，有机会捞他一笔绝不能手软。很多时候只要在文书上改几个字或者稍微颠倒一下行文顺序便可将个案子翻来覆去，比如将个“用斧伤人”改成“甩斧伤人”便能变故意为意外，凶手“意外”了银子肯定来得不意外……
一切只凭各人良心做去，说“衙门里面好修行”，那也只是门面话，试问银子当道的大清天下，还能剩下几斤几两的良心呢？做得久了，连师爷们都觉得太伤阴骘了，怕遭报应，有的甚至天天做噩梦惊吓而死。师爷的老家绍兴，正直之士对这项活路更是深恶痛绝，鲁迅的先生寿镜吾在其《持身之要》中就曾说：“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
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地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
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尽管升官离不了银子，当毕竟当官还是需要些真本事的，有些关节光靠银子是打点不到的。所以当官的境界也就分出三六九等，只琢磨《官场现形记》的只是凡品，一些聪慧有才气的人早就博览众书，连《红楼》《三国》甚至《诗经》《楚辞》都能品出官场三昧来。
上司的一颦一笑一声咳嗽，一个意味深长的皱眉，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这背后的奥妙，能参悟透了才是高人哪！
更不用说你得在满天飞的大人中看准门路，将有限的银子使到刀刃上产生最大的利息，这才是真功夫呢，肉包子打狗血本无归的例子比比皆是啊。说得更可怕点，如果看不清形势，一头撞到即将沉底犯事的船上，那可就是自己赶着陪葬去了，别说前程，弄不好连脑袋都得搭上。这世上，有几人能慧眼识金，烧冷灶烧出大名堂呢？
所以尽管活计大多由胥吏师爷包干了，当官的还是很不清闲，天天捧着本缙绅名录，凝神闭气，一行行看去，心里飞快地盘算计较着：哪些是对手、哪些是盟友，哪些该孝敬、哪些该踩上几脚；哪些可以开门见山直接出手，哪些则得寻些药引子——很多假撇清的可是狗肉要吃观音也要做的；还有哪些该自己出马，哪些该夫人现身，哪些该走迂回路线拉外围关系……
过年过节，更是忙得团团转，四处拜门换帖子，爱钱的送钱，好色的送女人——即使要自己老婆也欢天喜地送去，自命风雅的搞些古董字画，正需人手搞政敌的掂量清利害后便巴巴赶上门去拍胸脯捋袖子表忠心……上上下下打点完了，方才出口大气抹抹汗，喝碗茶，直起腰，大开家门坐着等自己的收成。
有空还得练练当官的派势：坐有坐样站有站样，请安跪拜更得大大方方的；上司面前得有下属的谦卑，下属面前又不能少了上司的气派——圣人不是说了，君子不重则不威吗？没有官威，别人把银子交到你手里能放心吗？
最要紧的，是半夜关紧了门窗，背对着孔圣人，血淋淋地剜尽自己残存的那点良心，一层层剥去面皮——狭路相逢，越是狠毒无廉耻，越是不要脸，胜算越大。笑骂由人，滚滚银海黑浪中，能不翻船满载而归的便是赢家。
如此做官实在辛苦，当然也得好好犒赏自己，抽空便抽口大烟，吊个相公逛逛八大胡同——话说回来，那里也是一个交际套关系的好去处呢。
当官学问如此高深玄妙，想来从中打滚上来的大人应该都是些精明睿智的狠角色，本国百姓见惯了，明白他们的厉害，可洋人看到这伙大人总是有种说不出的荒诞感觉，总不自觉想发笑。英人威妥玛在日记里记了这么件事：他到总理衙门办事，学中国人套近乎说了句“今天天气真好”，大堂上一干大人面面相觑半日无语；最后其中官级最高的一位慢慢应了句“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所有属下这才轰然响应，叫好不迭。
但洋人如果就此把中国官员看得轻了也是有失偏颇，他们是难以理解千年历练出的中国为官之道的。愚蠢可笑的幌子下，藏着多么深的心机，有着多么可怕的刀枪箭戟，别说外国人，很多时候连同朝为官的老友都看不透。清末军机王文韶，平日里装聋作哑多磕头少说话，人称“琉璃蛋”，可在革命党天天谋划刺杀满清权贵时夜行外出却特意大打“王”字灯笼；友人劝他小心引来杀身之祸，他得意地笑道：“我一生与人和平，向来没有结怨；如此特意打明灯笼，正是以便乱党看清，免得误伤啊。”
有谁能看清这些“琉璃蛋”的肚里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
民政部尚书善耆有多少经纬之才谁也应不上来，但谁都知道他有一肚子戏文。
那日衙参，一干下僚正准备报告公务，不料大堂上突然炸起一声倒板：
“太保传令把队收——”
这是京剧《珠帘寨》中的一句，字正腔圆，声音高亢，绝对是名伶水准；而这句唱词，正是出于尚书善耆之口！衙门突然变成戏堂，众人惶骇，不知如何是好。偷眼看去，大人眯眼捋须摇头晃脑正唱得高兴，大伙相视一笑，晓得今早不用办事了，很快四下散去。
此事传开，很多人倒一点也不惊讶，说原本官场就如戏场；有个唱老生的听了却大不服气：
“我们每日袍笏登场，仪从显赫威风八面，做事痛快；而那些个做官的一年到头风尘奔走东跪西拜，畏谗畏讥，还得昧着良心——
这样的官儿哪里及得上咱做得舒坦！”
（本篇部分资料参考李乔著《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
戊戌年——老佛爷掌心里的百日维新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
七月底起，京城上空便老是压着一片乌云，团成一堆翻来滚去，越积越厚；浓墨般的最深处，不时被扯开个口子，闪烁几道隐隐的电光，却没有丝毫雷声。可雨就是下不了，一日赛一日的闷热，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京城里的人多是有见识的，就像蚂蚁能预知一场风暴的来临，他们越来越惶恐不安。尤其是进入八月后，人们更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镇日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小声地说些什么，每人都一刻不停远近张望，见有生人来，忙拉高嗓门，道几句“这天，真热！”干笑几声四下散去。其实谁都猜得出他们刚才嘀咕些什么：整个京城都已经传了开来，朝廷八月将有大变。不少人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连市上的米面都被他们抢购得贵了一大截——有能力的更是早就避到乡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验证这些令人人心惶惶的消息，八月初三深夜，北门大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大军源源不断地进了城。夜里看不清，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但很快人们便打听到，这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人马——甘军——奉命进驻了皇城。
消息灵通些的还了解到，这几天直隶总督荣禄一刻也没闲着，一面急令袁世凯回津布防，一面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切断袁军入京的通道。荣禄声称如此调动是因为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需要袁世凯回防；可不少人清楚，大沽口这些天其实风平浪静安宁得很，洋人没闹什么事，再说国内倒也算太平——如此调兵遣将，到底为的是什么？
谁也不敢作声，所有人都屏息凝气，战兢兢地偷眼瞄着紫禁城。
紫禁城上空的乌云压得更低了，几乎碰到了檐角。皇城昔日辉煌的光芒尽失，连红墙也似乎变得有些苍白，像贫血人的脸色一般难看。
其实老成些的早就知道这一天肯定要来。三个月前，四月二十七日，同一日发布的三道谕旨，足以使敏感的大臣百姓嗅出了空气中浓浓的火药味。
三道谕旨都是重量级的，放在平日里，任何一道都能令中国大地震上几震，何况一日三道！
一、革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等所有职务，“开缺回籍”。在这之前的二十余年，翁一直是光绪的老师，是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而罪名不过是含含糊糊的“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二、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要知道，这是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皇帝大婚太后归政后，十来年未有的事。
三、任荣禄为直隶总督，几天后又授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兼北洋大臣，统辖驻扎在京津一带的北洋三军。荣禄，正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人。
此外还有些小小的调动，比如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统领健锐营，反正一句话，京畿所有的军队警卫，统统做了一番部署，全部换上了太后的人。
宫里宫外，明白人都已经看出来，老佛爷看皇帝不顺眼，对皇帝不放心了。
回到下达这三道谕旨的四天前——四月二十三日——直到去世光绪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他一定能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即便是当年大婚也没有这天那么令人期待。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太监一层层将这几句话传出去，直至消逝在宫外无垠的黎明中。光绪的目光随着声浪穿过宫门，远远望去，也不知能看到些什么。他突然觉得眼角有些湿润，连忙收回眼神，从一干大臣头顶掠过，停在了殿中的柱子上。这盘龙金柱使他突然记起了三年前甲午战败后的那个屈辱时刻。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独自一人发狂般绕着柱子疾走——殿上所有人都被他呵斥了下去。龙案上摊着那份可怕的《中日马关条约》，立在殿外值房内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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