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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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家天下传到刘彻手里，各个阶层都从满目疮痍中慢慢恢复了元气。他敏锐地注意到脚下又有些力量在蠢蠢欲动，渐渐难以控制了。　　　
　　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尽管前些年平了一回，但现在又有些不安生了。像淮南王，悄悄积聚力量觊觎大位的同时，招徕了一群乱七八糟的士人，搞出什么《淮南子》蛊惑人心为自己造势，这已不再是放任无为的黄老之术能驾驭的了。　
　　
　　思想繁杂人心无主，对统治实在是很不利的。董仲舒当年对策时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理论真正是太及时了。他宣扬思想上的统一：“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受命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子民统一于大臣，大臣统一于皇帝。　
　　
　　当然，刘彻没忘，董仲舒这套理论还有关键的一句：“天子受命于天！”但他认为，天子，正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统一于皇帝就等于统一于天。　　　
　　天，只有一个。当然，天子也绝对只能有一个。　　　
　　这种理论如果灌输下去，谁，还敢与天，与天之子作对？从此江山不就万世稳如泰山了吗？从此何怕分崩离析诸侯割据？　　　
　　刘彻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执行天意的权威有丝毫怀疑。　　　
　　他需要的只是让董仲舒打造一副庄严精致的枷锁，一层层把他的臣民给锢在其中，老老实实锢在自己脚下。而从未想过自己也伸长了脖子，钻入那个金字塔顶最高的圈中——皇帝在天人理论中，绝不能像董仲舒设想的那样：归到受天指挥的“人”的一类。　
　　
　　董仲舒，这个迂腐得可爱的董仲舒，竟想拿着那副锃亮的劳什子，踮着脚尖往朕头上跃跃欲试了。谴告？万不能让他开了这个先例，不然发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真会自认为是天意的传达者，理直气壮地对政务指手画脚啧啧不休的。　
　　
　　什么上天警告，那不过是行事的借口和装点门面的文字游戏。但这样的借口，只能是他刘彻自己的借口，绝不能是任何一个臣民挑战君主的依据！　　　　　　　　　
　　　　　　　　
　　于是，刘彻和厚道的董仲舒师徒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了董仲舒。因为他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董仲舒的错，只是这一次对天意的谬误传达，而不是说高高的天上从来没有天意，更不是说天意不用听从。只是，要听从的不是自大的儒生的歪解曲释，而只能是天的化身、天之子——至高无上的皇帝——所受命所理解的天意！　
　　
　　刘彻不仅不杀董仲舒，还要听他的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要把他捧得高高的，把这位为他刘家万代江山设计了一整套治理方案的前朝博士，送上“儒学宗师”的宝座。　　　

　　董仲舒毕竟是个明白人，从此，终身再“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不敢言灾异，并不代表承认自己错了。　　　
　　董仲舒并没有删去已经完成的《春秋繁露》中的灾异天命。他坚信终极的裁判权还是在那高高的天上，而不是在人间皇帝的手中。那个永远无法看清的诡秘而神圣的所在，每时每刻都有一双威严的巨眼俯视着大地，俯视着大地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依据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公正地做出奖励或是惩罚。　
　　
　　山崩地裂、洪水酷旱、狂风大火，这些可怕的灾害，就是老天严厉的手段。他整理天人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是想通过高高在上的天对帝王无限制的权力进行一点约束，使君主的统治不至于太暴戾荒唐。　
　　
　　为了证实这种至尊的力量，董仲舒花了很多精力，用玄妙而诡异的阴阳、五行，甚至人体的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一一在莫测的高天上寻找着对应。事实上，这种想象中的神秘力量，对后世也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异常天象、不幸灾祸时照例连篇累牍的“罪己诏”（尽管往往是倒霉的丞相们因负着“调鼎阴阳”的责任而背下了黑锅）、挖空心思证明龙位正统的“谶纬祥瑞”，都是君主们或多或少敬畏天命的表现，更不说在“天命”的幌子下发生了多少血淋淋的明争暗斗厮杀阴谋。　
　　
　　流传到民间更是发扬光大，两千年后，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就说过长毛对付大炮的妙法：“（叫老妈子）脱下裤子，一排一排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放就炸了”，这就是神秘的天人关系的具体应用。其实这种法子董仲舒自己也用过，把男人藏起来，让女人在旷野大叫狂舞以求雨，说这样就可以“闭阳纵阴”。　
　　
　　据《汉书》说，这种做法董仲舒“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董仲舒认为这种惩罚所依据的那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应该就是孔子阐述的大道：孔子就是上天的代言人，而儒学几乎就是天理的同义词。　　　
　　看起来他好像成功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成为了国策。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却是亡在了这位儒学宗师手里。　　　
　　就像任何男人被宫中所用之前，都得先成为太监一样，再伟大的思想一旦被君主们采用，也都先得把它阉割了。何况儒家那些原始的、活泼泼而却有些分散杂乱的思想，从睿智的孔子手中流出后，原本就已经在各个大师的手里净了身。一代代宗师整理、汰埋、修剪，按各自理解构筑着一套套精致的体系，慢慢使原来简易的思想失去了质朴的本貌，慢慢披上了神秘的轻纱。　
　　
　　董仲舒自己更是狠狠地对落在他手里的儒术进行后人缠小脚似的缠裹，他要用三纲五常把大汉的臣民捆扎得牢牢固固的；再加入他从墨家阴阳家那里取来的自己认为合于儒术的部分——从“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终于有了他的“天人感应”。　
　　
　　有古籍说仓颉造出字来那夜，有人听到了鬼哭。那么，不知汉武帝颁布“独尊儒术”诏书的那个夜晚，孔子坟头有没有异响？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有诗云：“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无论思想也好，人也罢，处在下位努力向上攀登时，他的活力总是最大的。但等到占据高位，心满意足了，有能力压抑对手时，他的发展也就到了极限，接下来就该是下坡了。这就是孙武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当儒学被提升到能与天感应、类似宗教的状态时，它的根其实被已经拔离了地面，成了死的学问。没出息的后人只能在董仲舒和汉武帝划的圈子里使劲钻牛角尖，对经书典籍中一个字注上几万言是常有的事——就像小脚发展到后来，讲究什么“瘦、小、尖、弯、香、软、正”的名堂。　
　　
　　董仲舒当时就应该感到了沮丧：他一定能觉察出朝廷治理天下时用的儒术，与他尊崇的儒术并不太一样。最好的例子就是公孙弘。这个同样研究《春秋》的老对手，在当年的对策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危险的苗头：居然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控御臣下的“术”！这岂不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邪说吗？然而这个董仲舒鄙夷之极的狡猾的所谓儒生，居然凭着这套说法平步青云，对策时被天子擢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深得皇上欢心，前途一片光明。更可怕的是，时下朝廷里，那些酷刻残忍的文法吏事，也学着公孙弘，全挂上了儒家仁义礼智的外饰。　
　　
　　董仲舒愤愤不平，这分明走的是“霸道”的路子嘛——真正的儒家应该行的是宽厚正大的“王道”的。　　　
　　确实，一百来年后，大学者刘向就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王道大行”的时代。　　　
　　即使是被儒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周文武的黄金时代，也还是在儒家典籍上留下了“血流漂杵”的痕迹，太公更是传开了用兵如神的威名。“天下大同”的王道，从来只存在一代代儒生们美好的幻想之中。无论是谁，把王道抬得再高，霸道，才是每一位雄主选择的真正道路。　
　　
　　雄主，是不会被任何一种别人的思想所束缚的。　　　
　　刘彻正是雄主里的雄主。　　　
　　董仲舒自以为是天地间之至言的天人三策，不过只是摆在刘彻面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对策中的一份而已。　　　
　　刘彻既然选择了天人三策作为他的经国大纲，就一定得牢牢把政策的主动权捏在手里。在他看来，高倡天人关系的儒家，其实也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不过是统治思想的权术罢了——不过刘彻承认，这比焚书坑儒实在是高明多了。　
　　
　　当刘彻看到连高徒都不能领会这一代大儒所阐述的天人灾异那一刻，心里一定在暗暗发笑。但这一定是他预料中的：　　　
　　自以为是、党同伐异的儒生们，对来路不明的理论，向来是如临大敌，不驳个体无完肤绝不罢休的。　　　
　　两千多年以后，那场荒唐而狂热的浩劫里，董仲舒作为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封建毒草”，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祠抄了，像砸了……　　　
　　其实回想我国悠久的历史，他其实是有大功的：毕竟无论什么时代，人心稳定才是发展的基础。董仲舒抬出老天作为大一统后盾的儒家理论，在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客观上起了整理稳固各阶层思想的作用，真正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思想界，或者应该说是第一次成为思想界能压制其他所有理论的唯一主流，将那些喋喋不休乱七八糟，蕴涵着离心倾向的危险言说镇得从此再也抬头不得。再夸张点说，正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广泛传播，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却始终能走回统一的路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几乎可以与混同天下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仅仅只有稳定，是不能长久迅速地发展的，经过几千年层层加铸的三纲五常，像枷锁一样，一日一日压得这个源远流长的古国弯腰驼背透不过气来。　　　
　　但这能怪董仲舒吗？就像婴儿学走路用的学步车，开始确实是能有效规范孩子的姿势，加快他们学走路的速度的；但不管孩子长到多大也不取下，甚至长了胡子还套着学步车，那只能是使孩子畸形残废。这能责怪发明学步车的人吗？　
　　
　　倒是后世的统治者们，对这套行之有效的精神枷锁死死抓住爱不释手，打磨上油保养维护的正是他们。　　　
　　匈奴已远遁，诸侯已尽削，百姓都听话，花白了头发的刘彻志得意满地在柏梁台上独坐。　　　
　　台侧危耸的铜柱上，同样铜铸的仙人高举着承接露水的金盘。　　　
　　他捧起了去世多年的董仲舒留下的《春秋繁露》，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提到天上是否真有神仙。　　　
　　刘彻现在实在很想知道那神秘的苍天之上到底有些什么。　　　　　　　　　
　　
　　改制——王莽的“大同”梦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以“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实为四十三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八九千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的手掌还能控制多大的地盘，臣下也很清楚——就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也绝望了，居然想劫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弱智的宝贝外，好像还没有谁像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瑵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同声吟诵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