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4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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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说来，这应该是郭先生慧眼识珠。先生实乃我之伯乐也。郭先生长我一十五岁，以二十年为一代的传统算法，应该是我上一辈之人。郭先生时任文联副主席、主席，故我也与众人同称“郭主席”，但心中明白人家乃是老师、恩师。数年之后，我自己都想不到会在中国文坛上也有了一点位置，且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与年龄的增长而被读者记住。再与同代文人相逢，偶见有人趾高气扬不敬前辈，心中就不悦。我觉得不论走到哪一步，都不该忘记当年提携之人。细想想，郭主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康熙皇帝），同时又有许多散文佳作发表，京津沪诸多名家，都与他交往极深。而承德作家群一时声名鹊起，亦与他有极大关系。以古来陋习，文人难免相轻，郭主席与我非亲非故，帮一把也可以，但帮得如此．尽心尽力，就显出其如大海一般开阔的胸襟。　
　　事情还不仅在《乡镇干部》上。1990年夏，郭主席又为我操办了作品研讨会（由《长城》与地区文联合办）。规格甚高，特地请来了他的老朋友、人民日报的缪俊杰先生，还有省里的几位文学评论家。缪先生是大家，不是轻易给谁写东西的，但在那之前之后多次撰长文评我的作品。他说何申的作品必将在文坛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此时我却是个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学活动的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连个省作协会员都不是。那次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不断地用作家这个称谓称我，我愧不敢当，坐立不安的。在我的心中，作家这个词与自己有着很大的距离。后来郭主席跟我不止一次地讲，从此以后就应该有作家的意识了。现在可以说，由于郭主席，古城承德多了一个作家，而文坛有了“三驾马车”中的一员。　
　　我的第一本作品集名叫《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那是需些费用的，两千元。但九十年代初的两千元不是小数。郭主席找了副专员和财政局长，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集予的序就是郭主席写的，叫《何申印象记》，写得十分精彩，许多人看罢都连连叫好。好就好在那序不像有的序是作者自己动笔，然后找大人物签个名。郭主席根本就不需要我提供任何材料，我也不知他什么时候就写出来，且写得生动耐读。2000年我的“热河系列小说”结集时，自然又要请郭主席写序。这回我知道他是如何写成。时值盛夏，作为避暑胜地的承德亦酷热难当。郭主席说他热得睡不着，就为我写序。我还知道郭主席住在老楼里，家中没有空调。我很感动，因为那是边淌汗水边写的。这就正应了那两句诗，“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郭主席为提携后人，可谓呕心沥血。　
　　郭秋良先生对承德是有大贡献的。古城承德之所以是历史文化名城，毫无疑问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有关。在承德这块土地，考古发掘表明人类生存及文化渊源俱为久远。多年以来，虽然有文人学者关爱此地，诗词歌赋道德文章也不在少数，但深研此地文化形态的论著，却一直未有得见。在我看来原因起码有三。一是旧时时世艰难，不是研究学问的时代。二是解放后有很长时间，承德一直背着“热河派干伪思想包袱，一些人也确因此而遭批判，于是“地方特色”就成禁区。在此情形下，谁还敢谈及地方文化。三是对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既发自个人的兴趣与追求，同时又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绝非一蹴而就之事。故此，历史到了新时期，就将这个重任赋予了郭先生。　
　　1995年3月，郭先生在《文论报》发表《大避暑山庄文化雏说》，第一个提出承德地域文化乃是“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理念。这个极具价值的科学理念一经见诸报刊，立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翟向东致信郭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转发了这篇文论。尔后，《河北日报》、《社会科学论坛》、台湾《飞龙》杂志、《中国当代学者论文精选》、《新时期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等十几家报刊和文集都发表、收录此文。许多名家都认为郭老提出的这个科学理念很有道理，应该深入地加以研究。然而很可惜，墙里开花墙外香，这种论说在本地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　
　　与此同时，我在写热河系列小说的过程中，深深感觉到清代文化对承德的历史和当下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将有清一代文化凝汇在一起的就是避暑山庄。演幻于避暑山庄内外的这种文化形态，既有别于北京的皇家宫廷文化，又有别于民间的市井文化，总而言之，这种承德独有的文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应该给予重视。当我仔细拜读郭主席关于“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文章时，一再感觉到那是一位智者对承德文化的先觉先悟。　
　　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理解，写了几篇较长的文章，包括《关于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思考》、《面对山庄三百年》、《斜阳下的山庄》等，还有那篇惹来一场争论的《山庄清晨有点躁》。在承德，研究山庄的人实在太多了，包括哪座建筑的屋顶有几根檩子几根椽子，在人家那里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我在动笔之前，确实反问自己，是不是要在孔圣人面前卖《三字经》，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当然，我写那些文章，还是动了脑筋。我回避了自己的不足，突出了个人的优势。即事关山庄历史及文物的细节，只点到为止，而将历史文化思想加以阐述，并与现实的情况联系起来谈，这则是我的擅长。事实证明这么写很对大部分读者的口味。　
　　不过，我也有“冒失”之时。《山庄清晨有点躁》那篇文章发表后，我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反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包括文物管理部门和一些对山庄保护心存忧虑的人；另一方面就是一些晨练练大功的人。发表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问题严重了，这些晨练者对我大为不满，避暑山庄德汇门内掀起一阵阵声讨。继而有人撰文反驳，更有甚者在大街上拦我，要和我辩论。拦我的场面很可怕，就在山庄门外，时值晨练者潮水般地走来。偏那时我有事迎面走去，忽然就有人喊我，说你写那文章大家要找你呢。这还得了，顿时就有百八十的围上来，我一看不好，趁对方布阵尚未完罢，忙虚晃一枪，遭声改日再说，就溜之乎也。此时绝非我理亏胆怯，实在是人数对比过于悬殊。　
　　这件事后来由于省报记者前来采访，又在报上登了篇挺吓人的大标题文章《承德人要被撵出山庄》，同时网上也展开了争论，这就闹得满城风雨无人不晓。实话实说，这时我很希望有人能助我一下。但即便是日后表示很感谢我的文物部门和那里的专家，当时也未敢出头。还是郭主席，以及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写了文章赞和，才使我得到些安慰。结果也不过两三年，山庄要庆祝建庄三百年了，在筹备过程中，忽然间许多人就感觉到还应该在思想上对山庄有新的认识，当初老何写的那文章上的观点挺值得深思。还有不少晨练者也对我说你当初写的确实是对的，是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山庄，躁气实际对山庄也是一种损害……　
　　回想这件事，我是想说人若想求得安稳，是有法子的，那就是少做事，或者少做与个人利益不相关的事，少讲有棱角得罪人的话，少写或索性不写别人不愿写不敢写的文章。但那又不是我的性格，我从郭主席身上看到了什么叫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核心是无我，是为社会为他人。　
　　热河泉边总是有游人在拍照，如画的景色使山庄美若仙境。郭主席对山庄情有独钟，况且那里与他家不过一箭之遥，他就常去那里走走。他徜徉于山水与古建筑之间，看似赏花观月，但我想他的心情是不平静的。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分配到这座塞北小城，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岁月无情，一头乌发终披秋霜，苦辣酸甜，朋友相聚痛饮琼浆。说来也是凑巧，与郭主席常交往者，或多或少都有些酒量。于是，每逢团团围坐之际，把盏相视，美酒好友，就有了许多意念中的境界。本来嘛，热河古城，虽曾为清朝夏都，常谓第二个政治中心和第二个文化中心，但毕竟已是如烟往事明日黄花。残破边城上的寒云，告诉京都北上人，莫念繁华烟火盛，须防夜凉添秋装。这也倒是好了，偏于一隅，往往就存得安宁。怪不得楠木殿的匾额书的是“淡泊敬诚”四个大字。康熙深明治世之道，戒烦戒躁，心平气和，方能安邦致远。　
　　郭主席好静，好大处为静。进了豪华大馆，若是人声喧杂，上好的佳肴亦不顺口。街巷小馆，倘若清静，虽家常小炒，也会赞不绝口。我后来居家写作，时间变得相对宽裕，这时最喜之事，就是找一二文友与郭主席寻个静处小酌几杯。酒酣之时，郭主席却也喜了热闹，他抽着烟，常笑眯眯地听我等神侃，偶尔也插上几句。待到他对某话题有了兴趣，也会成总地说上一段，那必是精彩之谈。偶尔有人说得口滑，半道抢话，多半是由我悄悄提醒。久之，席间话语虽多，却也有了秩序。热河苦短，武烈（河）空长。短者幽境何在？长者难觅橹樯。棒槌峰险，索道逾沟几道？双塔（山）异怪，旋梯是有几座（建了一座观光梯，大损景观，后拆除）？热河文人相聚，谈资从不计山水高低春短秋长，只管一路说将下去，直说得炭火成灰浊酒空空醉眼蒙咙，几位年少的才扶着郭主席尽兴而归。此一时又常逢明月高悬风轻柳摆，不知谁家窗里飘出悠悠歌声，最喜的是“小城故事多，充满欢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一座避暑山庄从历史到当今把承德既荣耀了，也笼罩了。这是我心中一点很独特亦很微妙的感觉。说荣耀很明了，显然是因了山庄和外八庙而得。至于笼罩嘛，则是因为避暑山庄的色彩斑斓的光环实在是太大太强了，罩得这座三百年古城，就有些迷离眩晕。保不齐就有只知避暑山庄之风采而一时却叫不出承德市的。多少影视里晃动着红帽顶下的长辫，多少“皇上”和众臣在这名苑内外表演做戏。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拍出一部叫座好看的作品，让自己成为大腕和明星。于是山庄之外的宾馆饭店就着实忙碌起来，热情的主人也慷慨地为他们备着酒席和一应物品。山庄的殿阁敞开来，青山处处可行。待到人走灯熄之后，除了字幕上留下一行工整的落款，往往还留下一张张无处追讨的欠单……　
　　经历了一次次感慨，我就在那一个冬季的早晨，在绮望楼宾馆的房间里，看见郭主席和他的一干人马正在创作《避暑山庄大传奇》。这是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是第一部由古城人自己做主的作品。待我钻入烟气腾腾的房间内，看到铺满一床的稿纸和资料，我的心就震动了。我深知这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赖有热河文气在，人间始觉重山庄。”这是当代著名作家袁鹰当初看了郭先生的文章之后写的。我深然之。如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郭先生的精神状态正应了这句名言。　
　　郭先生自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文学生涯将近五十年。而自1961年从京城大学毕业分配来塞北，他在承德生活已四十多个春秋。当年一介书生，如今享誉文坛。我和古城文艺界诸多好友经过一番商议，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组织稿件撰文拍照，终使一部版面讲究、装潢精美的十六开新书问世，书名为《高山景行播春风》。书中用丰实的文图记录了郭秋良先生文学创作之旅和几十年间承德文坛往事。我们用这部书表达对郭先生的敬意，同时也将我们文人之间的情谊深深地融入其中。　
　　责任编辑　伊丽霞　
庭院里的古槐
程树榛　
　　我生在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老村的大家庭里。小时候，我们家的庭院很大，庭院正中，生长一株古槐树。论其树龄，几乎无人知晓。听说连我爷爷的爷爷在世时，也不知古槐栽植于何年何月；传到我们这一辈，当然就更无从查考了，故人们都称之为“老槐”。虽是古木，但据一位年届九十高龄的本家爷爷说：这棵老树还有点灵性哩！在大清宣统初年，我们家乡闹饥荒，连年颗粒无收，以致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有一天夜晚，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就在一声炸雷响后，老槐的树干被削去一大半，随后，枝叶便衰萎下去，家人都以为它将枯竭而死，欲将其连根砍伐掉。未曾想，过不多久，革命军武昌起义，建立了民国，老槐又突然萌发了新的枝芽，比以前反倒更加繁茂了，蓬蓬勃勃，葱葱茏茏，到我出生时，已成参天大树了。　
　　这是我童年时代少见的一棵大树。躯干高耸，直指蓝天，我仰起脑袋都难以看到它的枝梢。每到春天，枝杈上便长出嫩黄的芽苞，未几，就绿荫如盖，一嘟嘟一串串槐花，从枝叶丛中坠了下来，飘出沁人的香味；一阵春雨过后，黄花遍地。我时常光着小脚丫踏在上边，湿茸茸地，极为惬意，脚指头冻得红红的，但也不愿回到屋里来，直到母亲硬把我从雨地里拽走，而我还伸脚蹬腿不情愿呢！　
　　使我感到最愉快的还是在夏天。那时赤日炎炎，照在地面上，令人觉得如同蹲在火笼里一般。可是，当来到老槐树下，便似换了一个天地。浓浓的绿荫，遮挡了炎阳的暴晒，徐徐的凉风，驱走了炙人的热浪；于是，白天这里便成为孩子们快乐的场所。我们在树荫下捉迷藏、做游戏，或者复习功课，描红写仿，嬉闹玩耍，其乐融融。高兴时，我还会攀着垂下的枝条，随风摇曳，像打秋千似的悠游自在。偶尔有个别淘气的小哥哥，爬到树顶上的绿叶丛中，把搭在那里的鹊巢中的鸟卵取下来，那兴味就更浓了。不过，这种行为往往遭到老祖母的斥责：“不许造孽，伤害一条性命，快送回去！”平日我们是不怕祖母的“威严”的，可是这时，却乖乖地听从老人家的吩咐，齐声督促他快点把鸟蛋送回原处，慑于大家的“众怒”，这位小哥哥也不敢违拗，驯顺地照办。　
　　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