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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4期-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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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您贵姓？留一个片子到这里，我好回话。”
“你告诉她有这么一个大个儿到过船上，穿这样子大靴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丈夫》）
我一笑，对沈从文的用心心领神会。
沈从文说：“有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寨。他们用另一种言语，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在这个世界一隅。”（《月下小景》）如果把这一切命名为“现实”，那么，这样的“现实”无疑会令我们感到新鲜、惊奇、迷惑、愤怒——这并非言过其实。汪曾祺回顾：“《边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又读》）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集中表达了这样的愤怒。这篇著名的檄文最初发表在1948年3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中，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名列“反动文艺”排行榜的首位，并被郭沫若称为“桃红小生”。1949年，它又以大标语和壁报的方式在北大校园重现，并继而被改编为恐吓信。这使沈从文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此时的他，已被定性为“反动黄色作家”，也就是说，他不仅“反动”，而且“黄色”。
这缘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我们已经习惯了将“现实”视为主观现实的客观载体，“现实”中的所有空间都必须接受政治意图的涂抹，传统的、原始的、自发的乡村被取缔了其合法身份。无论多么遥远、荒蛮、边缘的乡土，都必须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管辖。
在西方，历史时间产生于18世纪。据巴赫金介绍，“18世纪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占据绝对优势的是循环时间”，（《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但18世纪是时间感获得巨大觉醒的时代。鲁迅是最早将线性时间，即历史时间带入乡土的作家之一。他为乡土大地标定了明确的历史时间，即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由封建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年代。
他率先对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进行否定，并纳入“改造”的议事日程。在他（们）眼中，乡土及其代表的农业文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藏污纳垢的大本营，诸如人身买卖、一夫多妻、缠足拖辫、生殖器崇拜、灵学、吸食鸦片、劫掠残杀等等，“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随感录四十二》），乡下人——无论是闰土、祥林嫂、华老栓、七斤，还是阿Q——身上的“奴隶意识”像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从不舍得丢弃，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我谈“堕民”》），麻木又愚蠢，可怜又可憎。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鲁迅是根据进化论的原则，把乡土视为野蛮和落后的收容所，“无教育的农民……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迎神和咬人》）进化论是生物学上“一种乐观而空泛的学说”，现代生物学已经提出有力的反证，但对于民族危困之际寻求解药的知识分子来说，将它引用到社会学领域，并奉为真理，恰好吻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具有极强的心理按摩作用。而他们对于以乡土为主体的传统生态和传统价值的否定，是从整体上进行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从国家秩序到宗族秩序再到家庭秩序，都始终是一体的，因而，他们不再承担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合理成分”的义务。汪晖认为：“当鲁迅把民族的自我否定作为价值的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他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必然形成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他不再费力地去寻找民族内部蕴含着的肯定性素质，不再在民族的远古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找契合点，更不会以今人的所谓‘创造性转化’去重新阐释民族传统，‘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平和之论不复出现——民族的过去与现在，旧的和新的，都由于与‘新思潮’（价值理想）相背离而遭到否定。”（《反抗绝望》）
鲁迅以麻木、愚昧、顽固、残忍为乡土作出的定义，参照的背景是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科学、启蒙、进步等知识分子话语。也就是说，原始的乡村已被他强行纳入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中，他的脸上洋溢着启蒙者的自信。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进行的第一次重新阐释，它修改了乡村的含义，使它丧失了独立的身份，成为知识话语的一部分。自此，乡村自身的系统消失了，自先秦至晚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田园瓦解了，它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版图的一个局部。知识分子把彼此孤立的乡村拉入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中，并把摆脱落后、追求进步，视为乡村的唯一使命。于是，乡村不得不与城市，甚至与西方文明直接对视，并根据世界的口令调整自己的步伐。在资本主义强制推行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主义者显示出无法掩饰的惊慌：“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随感录三十六》）“‘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随感录三十八》）
鲁迅去世后，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普适化，乡土大地开始浩浩荡荡地进入革命的时间序列。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以后，乡土大地才陆续经过贾平凹、莫官、李锐、张炜、毕飞宇等作家的经营而恢复原有的色泽。）乡土经历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升级过程。我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像《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这类文艺作品，早已宣布了革命主题对自然空间的绝对占有。从《白毛女》、《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中国作家赋予乡土全新的附加值。乡土成为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拼搏的战场，一直被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历史叙事所笼罩，自然界的万物，包括青山翠竹、虎啸龙吟、林海雪原、蓝天红日，都承担着意识形态赋予的重任。原生态的乡土经历了一个遮蔽过程。尽管梁斌、柳青、浩然这些作家对他们作品的历史价值怀有很高期望值（柳青曾一再强调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但是，我们现在重读他们的作品，发现那些图解政治的部分干瘪无力，恰恰是描绘乡土精神的部分，则格外驾轻就熟，生动传神，作品中对自然的直感性描写俯拾皆是。在描述阶级斗争的间歇，《红旗谱》对乡村生活有大量铺陈，比如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春天的原野上看瓜、打梨狗、赶年集、逛庙会、过除夕等民俗，运涛和春兰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大贵、春兰在棉花地里扑鸟等等，循环时间叠现在历史时间之上，流露出人类生活中某种稳定的部分，即巴赫金所说的“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与沈从文一样，梁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空间意识的作家，即使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下，他的空间意识也没有丝毫犹疑。他认为：“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出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漫谈的创作》）“我要把故乡的人物、性格、风貌、民族及地方风光，活跃于纸上。”（《我为什么要写》）天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对小说《创业史》也抱有同感：“觉得作家不是在写文章，写的不是故事，只是真的生活的细心地雕磨和挖掘，有时候显得在做文章，忽然来了，如写烟锅上忽明忽暗像天上的繁星；有时候一口气下来很凶，像巴尔扎克的小说，厉害极了。”
沈从文在写作时，脑子里并没有一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启蒙、革命等等），用它们来解释他眼中的乡村生活。“这些‘类动物’的水手的生存境况，尤其是他们身上所谓的生命力，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快乐震撼了作者，使作者反观到自身‘进步’生活观念的空洞。”（格非：《与假定性叙事》）他是一个回避参照系的人，永远听从于内心的指令。他拒绝把他的田园演绎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否则，他笔下的顺顺便会成为“水上把头”、“龙头大哥”、“团总”甚至“恶霸地主”。实际上，《边城》中的顺顺，不过是码头管事，有一点“资产”（顺顺的“资产”只是“八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又时常为人们排难解纷。《丈夫》中的水保，“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又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式。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宫，他做了许多妓女的干爹。”（《丈夫》）很难把他们划入阶级敌人阵营。他们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和生动的。对于理论家们的批评，沈从文的答复是：“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习作选集代序》）显然，某些先验性结论无法囊括广袤的乡土，田野以它自身的完整秩序抵挡着意识形态的入侵。张锐锋说得深刻：“（尽管）红色席卷了乡村的外表……（但是）农民们并不会被这样的生活所迷惑，他们深知自己的使命和生活的本来面目，不会因此忘掉村庄的土地、庄稼和度过漫长日子所必需的粮食。”（《深的红》）自然之中蕴藏着比任何先验性的思想更加强大的法则，它是一个古老的迷宫，容纳了人世间所有深刻的命题。
三
鲁迅为中国乡土宣判了极刑，这是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现代性的基点上回望乡村社会的。有趣的是，当鲁迅站在西方现代性的立场上驳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他既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也不隶属于传统文化，汤因比把这种“十三不靠”的身份命名为“联络官阶级”，“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历史研究》）针对乡土，鲁迅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出走”。与他相反，作为中国边缘部落的纯种后裔，沈从文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归来”，这直观地体现在他1934年所写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中。三部书稿记录了他的归乡过程，宇里行间表达了当时已成为城市人的沈从文对于故乡的认同：“我爱这些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湘行书简》）故乡如同胎记，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的表情、伤痕、梦境和歌声，吸纳他的激情、青春和血，把他投入河流和与河流一起奔流的时光里。他已经变成一条船，河流是它终生的籍贯，只有在河流中，它才不朽，一旦离开，它将变成一只风干的标本。他最后40年文学事业终止，除了外在压力外，他内心河流的枯竭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作为一个城里人，他已经被与故乡分割开，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存在，无法接受来自河流的恩典。归乡，于是成为他长久的冲动，使他不得安宁。
当然，归来的前提必然是出走，离开家乡的确曾经是沈从文苦心孤诣的目标，这一方面缘于湘西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使在地方军中服役的沈从文随时可能面临死境；另一方面，由于他曾在军阀陈渠珍办的报馆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改造》、《新潮》这类刊物，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新的世界与新的文明在不断地对他进行煽动。雷蒙德·威廉斯在他有关英国文学研究的名著《乡村和城市》中认为历史的场景已经发生转移：“历史的转移是从农村田园式的‘过去所熟知的社会’转移到‘充满黑暗和光明的城市’。”（《乡村和城市》）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激烈的城乡分化之中。沈从文认为，与其在故乡坐以待毙，不如到新的世界闯荡一番。他的远行凭借的完全是年轻人的冲动，冲动的背后，有一定的盲目性。他到北京以后陷入窘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走得不远，因为他的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湘西。对于鲁迅而言，除了百草园，故乡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情的回忆，对于故乡，他表现出绝决的背叛的姿态；但城市所代表的所谓“进步文明”，却反证了故乡在沈从文心目中的价值，并且坚定了他对于故乡的信念。
沈从文与鲁迅的故乡都面临着相同的境遇，那就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正濒临瓦解，地区版图被纳入国家，乃至世界的版图中。无论沈从文是否承认，历史时间终将像一把利剑，刺入他心中那个封闭自足的空间。他们共同面对着若干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未面对过的历史主题，并且不约而同地背井离乡，投入到新的文明中去。但此后，他们很快分遭扬镳。他们回望故园的眼光也大相径庭。对于乡土，鲁迅以憎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沈从文则以爱来包容他的憎；鲁迅重于描述“时间中的历史”，而沈从文则重于描述“空间中的历史”。沈从文笔下的空间并不绝对是静态的，历史时间经常闪烁其间，比如在《长河》中，可以隐约窥见民国时代陈渠珍在湘西的独立王国被蒋介石挤垮、苗民叛乱等不平静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城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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