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4期-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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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博士毕业，杨惠根始终进行极光的观测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世界，等待他的，是几辈子干不完的活儿。科学家不是历史学家，科学研究并不是“越做越了解什么”，而是“越做越不了解什么”，越来越发现人类的渺小，越来越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生出膜拜之心。　
　　与此同时，正是这种逐渐扩大的无知，引导科学家不断求索，成为一种令人无法止步的呼唤和诱惑。搞科学的人，只有怀着一份对自然之神的敬畏，才有可能接近真理。　
　　选择科学，等于选择了一条孤独的道路。由于知识体系的隔绝、思维逻辑的相异，使杨惠根在日益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里，也难免感到形只影单。因为，一位前沿科学家永远独自面对人类的未知之境。随着研究的深入，那无人问津的一隅会变得愈加宽广，就连最密切的亲人和同伴也无法跟从。　
　　有一次，杨惠根探亲回家，一位家里的亲戚半挖苦半认真地诡笑道：“你读了这么多书，能不能先把蚊子给我灭了？”惠根听了心里苦笑。　
　　的确，他能奢望小学文化的家人了解自己既抽象又玄妙的空间物理；即便跟爱妻林洁，也很少提及自己的专业。妻子顶多知道丈夫又得了一个奖、又发表了一篇论文等客观情况。单从这个角度讲，杨惠根选择的专业，是个仅容他一人进出的神秘世界。　
　　杨惠根从小习惯了自由独处，只要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家人对他的事从不过问。从这个角度说，他目前的生存状态跟他小时候时区别不大。在很小的时代，杨惠根就已给自己留下了一片自由的天空。　
　　那时候，打完猪草，杨惠根经常一个人躺在油菜地里望着天空出神地发呆，想一些天上的事情：宁静的田野上，有风有云，有太阳有蓝天。他可以想天上的云，想云上的人，想那些自己的想象不能抵达的地方。从那时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然作为对话的对象。他喜欢这种散漫的独处，在独处中，体味到一种隐秘的、无人分享也无须与人分享的浪漫。　
　　若不是南极北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普通人难以目睹的自然景色为杨惠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壮观的舞台，恐怕周围的人永远不会注意到他。即使这样，杨惠根所搞的研究，仍未被大多数人理解。所以，他在上海地球物理学会担任常务理事，被封了一个科普分会主任的头衔，其任务就是用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准确传神地传达科学的思想并让人接受，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需要艺术的创造力。　
　　许多年过去，杨惠根早已跟与科学相伴随的孤独“言和”了。　
　　科学家与艺术家不同：艺术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舞台上层现自己的存在；然而科学家却需要离开喧嚣，沉浸到一个没有观众的世界里。久而久之，许多科学家连被他人理解的奢望都没有了。　
　　经常有人问他：你研究极光，到底有什么用？在以商业价值衡量一切的拜金社会，这个问题恰恰触到了理论科学家的软肋，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成果用货币量化，无法理直气壮地阐释自己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　
　　杨惠根说：“尽管我观测的极光是可视的，而且瑰丽壮观，但是我搞的物理是抽象的，至少现在不知何用……我们搞基础科学的跟搞应用科学的不同，我们考虑的问题总会与现实有一段的距离。因此，搞我们这行的不该抱有太强的功利心……”　
　　现实生活中，许多科学家丢三落四、言行不羁，甚至充满孩子式的天真，显得不食人间烟火。虽然他们这种缺乏生活管理能力的形象，常常沦为他人的笑谈，但在杨惠根看来，生存能力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审视科学家的行为标准。　
　　作为空间物理学家，杨惠根的兴趣还不仅仅局限于围绕地球空间的物理问题，而且伸展到宇宙之中。因为，在诸如木星、火星等拥有大气和磁场的行星上，也会发生有如地球上的极光现象。科学，给杨惠根插上了可以穿越时空的翅膀，他从一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庄，翱翔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在追逐极光的过程中，逐渐接近自己本来朦胧的科学梦想。　
　　追寻极光，是科学的浪漫。而在追逐的途中，却抵押了现实生活中的浪漫。在离多聚少的爱人眼里，作为丈夫的杨惠根是个不一样的怪人。　
　　林洁与杨惠根相识，是在他读研究生期间。林洁的母亲，是武汉大学校医院最受师生喜欢的老护士。一次，杨惠根膝盖受伤，住进了校医院，古道热肠的刘护士对每位病员都体贴入微，精心看护。每天清晨，刘护士都会在每张病床的木柜上，放一枝清香的栀子花。　
　　“刘护士，您有女儿吗？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吧！”病房里，男病员经常调皮地玩笑。　
　　那时，十八岁的林洁高中毕业，常到武大的校医院玩。几个不经意的碰面，文质彬彬、不失幽默的杨惠根给林洁留下印象，他也被女孩快乐的性格和纯净的美貌所吸引。不知出于单纯的热心，还是由于动心后的试探，林洁主动为他介绍女朋友。没想到，介绍到最后，杨惠根娶了红娘。　
　　经过五年恋爱，这对年轻人在1991年结了婚，那时杨惠根决定了要去上海。他常跟妻子玩笑说：“根据恋爱统计理论，第一个女孩，再好也不能要；第二个女孩好些，可要可不要；第三个女孩如果是三个中最好的，才可以考虑要……我第一个遇到你就娶了你，实在太亏了。”玩笑归玩笑，结婚十几年了，杨惠根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惦记的还是他的初恋。　
　　1991年杨惠根与林洁成家。不到一年，小夫妻就演了一幕《新婚别》。1992年11月至1994年3月，杨惠根受国家派遣参加日本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在昭和站进行极光越冬观测，在与世隔绝的极地生活了1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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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身之前，杨惠根做了大量的调研，查阅了极光观测的最新资料。照片上或红或绿或金或银的彩色光幕，是等待他拉开的奥秘帷帘。此行南极，杨惠根是历史上第一位在日本昭和站参加越冬观测的外国人。他心里清楚，日本队吸收中国科学家参加他们的极地科考活动，是想寻找与中国的合作——他们也看好中国南极中山站在空间物理学中的地理和科学位置。　
　　昭和站建于1957年。50年来，日本科学家对极光等现象的观测研究十分深入，世界一流。昭和站的地理位置处于较低的地磁纬度，观测的是与中山站不同的夜侧极光，中山站恰好地处地球迎接太阳风的窗口，是日侧极光观测的最佳位置。杨惠根此行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极光观测技术，回来后在中国人自己的考察站筹建极光观测，并与日本科学家交流、探讨共同开展极光研究。　
　　杨惠根从上海出发飞到东京，与日本队员汇合，乘“百濑号”科学考察船离开东京湾码头，驶向澳大利亚西澳州的弗利曼特港。考察船是以一位日本极地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百濑原是一名海军中尉，1920年他成为第一个抵达南极的日本人。　
　　科考队队长佐藤夏雄教授是经验丰富的极光研究专家，队员总共40人。用杨惠根的话讲：船上的阵势是“一对三十九”，他是唯一的外国人。适应，是摆在杨惠根面前的第一个考验，在语言、生活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能否适应考察队的生活？能否让日本队员接受自己？在与世隔绝的南极，在地球最寒冷，最荒凉的极地，就是一个日本人能否顺利地完成越冬生活，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更何况对一个27岁的中国人。　
　　上船后，杨惠根跟着其他队员一起倒货装舱，接受消防、逃生、结绳、打信号灯等各种技术训练，学习南极考察知识，进行野外生存训练，每天的日程都很充实。夜里，“百濑号”行驶在漆黑无际的瀚海上，日本队员们在舱里谈笑，杨惠根一个人走到甲板，扶着围栏，扬着脸，迎着潮湿的海风。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而且要到离家更远的地方，感觉自己像一位早期航海家，沿着古老的羊皮海图，开辟想象中崭新的航线。　
　　日本南极科考队是经过严格选拔的国家队，队员们素质很高，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尊重，平等交流，队伍管理也井井有条。佐藤队长非常仔细，特意安排一个名叫六山弘一的小伙子与杨惠根同住，担任他的联络员。六山是位在读博士，课题也是极光观测。　
　　对杨惠根来说，刚上船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日语和伙食上的困难。日本人吃大量生鱼片、生蔬菜和生鸡蛋，杨惠根的肠胃不适应、吃不消。另外，三分之二的日本队员不讲英语，因此杨惠根刚一上船，就拜一位叫角贞己的年轻人做日语老师。角贞己教得非常认真，每晚都给他上一次课。在船上的一个月里，杨惠根学完了《初级日语》的上册；半年时间就达到了日语中级水平，不仅能跟队员们交流，还能用日语说相声。　
　　“百濑号”经过赤道，队员们举行了一次狂欢一样的“赤道祭”。杨惠根也和其他队员一样描眉画目，半穿起鲜艳的迷你裙，男扮女装地在甲板上开心……考察队在西澳州的弗利曼特港经过几天的休整，然后起程驶向南极。杨惠根永远不能忘记，在浩瀚无边的海面上，在天水相连的地平线上，当他第一眼看到在阳光下晶莹闪烁的南极冰山时，激动的心脏怦然狂跳。　
　　“百濑号”抵达南极时，南极还是极昼的夏季。他们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越冬队员的更换和基地的维修、保养和夏季野外调查工作。冬季到来之前，考察船告别南极，而将40名越冬考察队员孤独地留在这片杳无人迹的冰雪世界里。要知道，南极的极夜一旦降临，海上的冰面会几百公里的疯长，无论船只还是飞机，都无法接近考察基地，40名队员如同被困孤岛，要熬过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季。　
　　参加日本越冬队，杨惠根要跟同伴们一起生活、工作一年半，所以不可能把自己当外人。他不仅苦读日语，而且作为队里的一分子参加集体活动，分担工作任务。他跟队员们轮流值班，帮助厨师做饭，打扫站区卫生，清理厕所，冲洗澡堂。　
　　每当轮到自己值班，杨惠根早上不到5点就从床上爬起，趁同伴们熟睡时打扫卫生，清倒烟缸，烧开水，冲咖啡，切面包，分牛奶。队员们用完早饭，他要收拾餐具，擦桌洗碗，然后拖洗整栋建筑的木制地板。早上的活儿刚干完，又到了吃午饭的时辰，之后又要收拾餐厅，然后跑到卫生区澡堂里去。日本人喜欢泡热水澡，虽然南极有冰，并不缺水，但必须把冰烧化才能用。为了节省有限的燃料，队员们在一个可以泡两三人的不锈钢浴缸里泡澡。队员们泡过的浴缸自然很脏，需将热水充满，让浮在表面的油脂溢出，然后再将浴缸边缘擦拭干净。浴室里有几个淋浴喷头，喷头下面的踏脚板也要一块一块地冲洗，晾干，并要掏净踏板下和堵在地沟口的毛发……杨惠根从小就干家务，不仅手脚麻利，而且累中生巧。别人清理烟灰缸时只会倒掉烟灰，而他清理时用水冲洗。大家只要看到明亮的烟灰缸，就知道是杨惠根值班。　
　　为了多分担些队里的工作，杨惠根主动要求担任电影放映员，每周为队员们放一次电影。在南极的一年里，他看了不少日本影片和电视剧。不仅娱人，而且益己，他的日语口语突飞猛进。另外，放电影还有额外的是收获，每每谈到当放映员的经历，杨惠根都会笑着告诉朋友：他曾在电影《红色的铃兰》中，看到了栗原小卷一个早期仅有的人体镜头……　
　　队员们住在集装箱式的建筑内，房间不大，但每人一间。在南极没有邮路，杨惠根每月要向国内发一份“传真报告”。每次，他都在传真纸的边角上写两句问候妻子的话，并请国内的同事转告给她。考察站有一台电话，杨惠根能享受每月一次的特别照顾，每次和妻子聊10分钟。只有一次他寂寞之极，忍不住给妻子通了20分钟电话，事后他主动跟站长道歉。可以这么说，在南极越冬的17个月，是一段没有私生活的漫长日子。　
　　毕竟是新婚不久的年轻人。极夜里，随分秒疯长的寂寞与孤单不断腐蚀着他的神经，经常使他感到彻夜的焦虑和莫名的不安。只要他给妻子挂电话没有人接，就会立刻想到最坏的可能。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猜疑，与外部世界的时空隔绝，让杨惠根产生了许多虽然好笑、却无法控制的强迫意念。　
　　从离开东京湾的那一天起，他就以对妻子倾诉的形式记《南极日记》。每篇日记都是以妻子林洁作为倾诉对象，不仅记录下考察队生活的琐碎细节，也描绘出当时孤独寂寞的心理轨迹。出国时他刚刚成家，妻子刚刚搬到上海，林洁本是家中的宝贝，一结婚就要一个人独居，怎么能叫杨惠根不担心？他不仅担心她的日常生活，更担心新婚妻子守不住寂寞，担心刚建立的家庭会变成空巢，在杨惠根的日记里，他倾诉自己的所有思念，袒露了内心的担忧、怀疑、不安、失落和不可名状的恐惧，甚至绝望的忏悔和无助的哀求。他哀求根本听不到自己倾诉的妻子等着他，盼望尽快回到她身边。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在此给你写信也好也不好。好的是可以倾诉对你的爱，但毕竟你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到了真跟你通话的时候，又忘了哪句话曾跟你说过，哪句话只在日记里默默地写过……”在刻骨铭心的漫长极夜，林洁成了他的心理支柱。一年半后，杨惠根回国，一跳下上海熙攘的码头，一看到在人群中冲自己微笑的妻子，所有的恐惧都消散了，日子立刻恢复到过去的平静。杨惠根说，他将日记埋在了箱底，从来没有给妻子看过。他怕妻子怪自己“多疑”，笑自己“神经”……事实上，的确有不少考察队员回到家，发现自己一年未见的妻子已经跟了别的男人。　
　　南极的寒冷，极夜的寂寞，伴着一颗乞求不被人抛弃的心。　
　　　
　　8　
　　　
　　冰封的冬季是寂寞的，寂寞中，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