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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青春 (共四部) 作者:王山-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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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们两个人就都没有了退路。
（第一章第03节）
3
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劝止呢？广场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都袖手旁观而不及时制止这场斗殴呢？
26年后笔者曾无数次地问被采访者，你们究竟是什么心理？
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回避，不是麻木，而是不理解。这样的问题还要问吗？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责任，似乎一切发生过的不仅极其自然，而且相当合理。于是，平平静静地看着它发生，无动于衷地看着流血和死亡的降临。
最直爽的是一位北京某大学的副教授，他自称目睹了凶杀的全过程。此公在讲述这个过程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污言秽语随口而出，使人不由得不怀疑他那高级职称的真实性。然而一旦谈到凶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时，副教授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
“无法劝止，”他说，“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打架斗殴，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仇杀。他们拼死争夺的东西，是命运。”
命运？为什么？
“命运不仅具有可变性，而且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对它的争夺只发生于同一类别的人之间。命运的可变性发生麻烦时，人们会奋起反抗社会的不公正，但直接可比性却导致同类相残……”副教授循循善诱地对我讲述着命运的主题。
我无语。对命运这个概念，我一向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从不轻易涉足其中。
“因此，你只要找出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联结点，也就找到了他们命运的分歧点，”副教授说，“你要注意，这个联结点应该是形式和本质的完全统一。”
他们之闻当然有联结点：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而且就在这天的上午，他们将要登上同一列火车奔赴山西雁北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这就是说，在注销了北京市的城市户口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但是，这难道能成为残酷殴斗甚至是凶杀的理由吗？
不幸的是，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可是，他们从此不是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命运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不是应该忧患与共、相扶相济吗？
应该？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和统治。
副教授竭力以一种学者式的淡漠语气回答我。但是透过他那副水晶眼镜的镜片，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难以掩饰的伤感和冷酷。
另一位当年的目击者，现在辞去公职蹬客运三轮车的仁兄也认为无法劝止。采访他的那天，他让我坐在车上，拉着我沿着二环路整整走了两圈，给我讲了许多旧人往事。他说：“能够阻止凶杀发生的人都不在现场，一个死了，另一个还在狱中。”
我知道他说的是周奉天和陈成。他们都是青年湖中学高二。七班的学生，又是当时全北京市有组织的黑社会集团的两个最重要的首领。
他说，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在场，这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唉，人不是像传闻的那么坏。
说这番话时，他停住了车，久久地望着路边成片的高楼大厦出神，似乎是第一次看见这些建筑物似的。神情凄清、茫然。
“北京变了，完全变了。”他说。
（第一章第04节）
4
先下手的是袁一平。第一刀就戳进了杨宏全右大腿的内侧。进刀很深，蓝制服棉裤先是翻卷起一团雪白的棉花，随即就被喷涌而出的鲜血浸透了。再后来，整条裤腿都湿漉漉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袁一平缺乏格斗场上的历练。
他或许经常下手打人，也不是第一次动刀子，但远不具备以命相搏、拼刺格斗的经验和心理素质。刺出第一刀以后。那句著名的决斗法则迅即在他身上应验了：先下重手的人必然最先胆怯，除非你真的想杀人！
袁一平当然没有杀人的预谋，而且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他是学生干部，与人争斗时凭仗的是势力而不是刀子，但是他仍然先下了重手，舍长而用短，这是他的悲剧。
刺出第一刀以后，袁一平和杨宏全似乎都被这个突然变故吓愣了。两个仍傻呆呆地相互扭扯和挣动，又僵持了好一会儿。有人注意到，袁一平此时面色苍白、呼吸粗重、目光呆滞，显得极度紧张和恐惧。刀子还在他的手中，抓得紧紧的。持刀的手臂却高高地举向头顶，血水顺着刀柄流淌到他的手上和脸上，又脏又粘。
“他这时应该扔掉刀子，”陈成后来曾淡淡地评论说，“这样他紧张的心理会得到缓冲。”
而直到这时，杨宏全的那把刮刀仍没有从后腰里拨出来，以至于人们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一把刀。
后来，袁一平先松开了手，这就注定了他的死亡。
据说，袁一平当时哭咧咧地怪叫了一声，同时用双手狠狠地推了杨宏全一把，几乎把杨宏全推倒在地；而他的匕首却在不经意中划破了自己的脸。他又愣怔了一下，竭力挺直腰板，大喘了两口气。但是，他随即就崩溃了。
人们说，他突然转过身，疯子般地向远处跑了。
杨宏全立即就追了上去。
这是一种本能的或下意识的追击，完全是由敌人的突然脱逃而诱发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说，他伤得很重，动脉肯定被切断了，流了大量的血。血水灌满了他的鞋窝，每跑一步都溅出一圈血点子。血是热的，地面上飘散起淡淡的白色雾气。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高马大的袁一平竞没能跑掉。而且，根据地面上的血脚印计数，杨宏全仅用了13步就追上了他。
13个血脚印：数字和阴险和色彩的不祥竟组合在了一起。
广场上的人太多了。袁一平钻着人缝猛跑了几步，突然迎面撞在一位中年妇女的身上。应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了人性本能的善良，在与中年妇女碰撞的一刹那，袁一平竟猛地耸身向后顿住了脚步，从而使那位妇女仅被碰得趔趄了两个就站稳了身子，袁一平自己却不得不在原地停顿了下来。当然，他的停顿和迟缓也仅仅延续了半秒钟。
但是，半秒钟就足够了。杨宏全就在这同一时刻扑到了他的身后。前仰而后扑，两股力相向作用，使杨宏全手中那把七英寸刮刀被齐根儿送进了袁一平的后心。他们合力杀死了他们自己。
根据目击者的陈述，这时，袁一平慢慢地转过身来，困惑不解地看着杨宏全；然后，他又缓缓地仰起头，眯着那双已经失去了神采的眼睛，怅惘地望着头顶上方湛蓝的天空和那轮血红色的冬日，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最后，他极不情愿地、慵懒地躺倒在广场高大的水泥砌块上。
他的姿势并不雄壮，四肢松软散漫地摊撒开，但是右腿痉挛了几下之后再也没有伸直，摆成了一个走了形的“大”字。
杨宏全脸色煞白，失血和惊恐使他完全丧失了自持力。他弯下身子干呕着，几缕涎液从嘴角一直挂到胸前，使那张曾经挺漂亮的脸上看上去污秽不堪，像一个白痴。
当人们逐渐围拢上来时，他抬起了头，张惶无助地向人们望去，嘴一张一闭，似乎想解释些什么，但是他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后来，他紧紧地闭上双眼，一颗巨大的泪珠顺着面颊急速地向下滚落，在蓝制服棉衣的前襟上溅落成无数水星。
后来有人说，杨宏全仰倒的姿态近乎是完美的，身板笔直，铿锵有声，像是在演舞台剧。
许多人特意提到，杨宏全倒地的位置恰好在袁一平的头上方，从而为那个不成功的“大”字重重地添了一笔，构成一个难看的、然而却令人心惊肉跳的“天”字。
天。一个没有精确概念的概念。它总让人联想到命运。
此时，杨宏全的老母亲正在广场上转悠着找儿子。
儿子早上是赌着气从家里出来的，他想把家里的洗脸盆带走，母亲没有同意。家里就这一个盆，全家人洗脸洗脚都用它，你带走了，你爸用什么？
儿子刚一走，母亲就掉了泪。她从邻居那里借了两块钱，买了一个新洗脸盆，送到火车站来了。
当所有的人都被这起瞬问发生的血案惊呆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此时此刻却表现得从容而又镇定。她就是那个戴着一条大花围巾的姑娘。
她从水洼里拎起那只橙色的皮箱，用棉手套揩去皮箱上的泥渍，解下那条花围巾包裹在皮箱的外面，使它不再那么醒目扎眼。然后，她悄悄地又把它放回了行李堆里。
几分钟以后，这件标记着陈成名字的、沉甸甸的皮箱就被装上了行李车，发运到山西去了。
姑娘目送着皮箱被拉走了，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她对于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流血惨剧，似乎完全不在意。
后来有人坚持认为这个姑娘就是王星敏，陈成名义上的女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许多材料都可以证实王星敏当时肯定没有在现场。如果在场的话，她应该是可以制止惨剧发生的第三个人。
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谁呢？
搬运工人注意到，姑娘的左手有残疾，手背上那道深紫色的疤痕使她的手不能完全合拢。
这时，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中传出一个甜美的女声，通知赴雁北的知识青年们开始进站登车了。随后。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一声又一声地代表首都人民向他们表示“最最崇高的敬意”。她的音调高亢而造作，亢奋中掩饰不住局外人的幸灾乐祸。
有一点是清楚的，袁一平和杨宏全都不可能再登上这次专列奔赴他们寄予希望和野心的农村广阔天地了。
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也仅仅多活了几天。他们以死的方式留在了故乡，留在了城市中。
（第一章第05节）
5
悲剧并没有完全结束。这批知识青年到达县里以后，又接连发生了几起流血事件。
因为正好赶上新年，加之县里的具体分配方案还没有制订出来，知青们被留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五天。
元旦那天的晚饭吃饺子，大部分女生都到食堂去帮厨，男生们就一拨又一拨地往食堂跑，寻找自己“对眼”的姑娘。后来就在食堂的操作间里发生了冲突。
起因也极简单。一位女生从一个男生手中接过一摞饺子皮的同时，也接过了一封信。问题在于这封信写得太拙劣了，内中竟有诸如“白天并肩耕耘，晚上亲密播种，共同孕育革命的种子”之类的粗言秽语。也很难怪他，男生们到了这时几乎人人都急了眼地忙着找“终生伴侣”。
女生读了信以后，认真地看了那个男生一眼，嫣然一笑，随手就把信交给了身边的一个胖胖的姑娘，轻松地说：“喏，看信，给你的。”
胖姑娘很认真地看信，看完了又琢磨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哭了。她捂着脸跑出食堂，接着是一大群怒冲冲的男生涌进食堂，把写信者打得头破血流；随后，写信者的哥儿们也闻讯赶来，双方用菜刀、面杖大打出手。
多年以后，还有许多当年的知青提起这桩求偶事件，他们称之为“播种工程”。这项工程整整延续了十年，伴随其中的是难以言说的屈辱、痛苦、流血甚至付出生命。
也有幸福，但这种幸福多半是另一类型的痛苦。
笔者后来找到了这起事件的两个当事者。当年的胖姑娘仍很胖，可是已经老多了，以至于我几次脱口而出地称她为“大娘”。有意思的是，她返城以后一直在一家集体性质的食堂工作。提起那封信，她笑了，笑过之后却有几分感伤。她说：“那时候真傻，兴许那是一桩好姻缘呢。”她现在的婚姻不太顺利，丈夫开了一个餐馆，外面有三四个“野娘们儿”。
那位情书中转者现在是一个中学的校长，精明干练中绝不缺乏女人的温存和风韵。不知是褒是贬，学校的老师们都说她是“人精”。
人精的婚姻也不顺利。下乡的第三年就嫁给了一个农民。现在没有丈夫，据说有好几个男人与她有交往，说不清是什么关系。不过，这几个男人个个都官位显赫。
在县城的第五天，即分配到各公社和大队去的前一夜，知青中又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个学生干部。知青们到达县里那天，在欢迎会上代表六所中学的知青向——县领导表决心的就是这个戴着一副白框眼镜的文质彬彬的男青年。
那天晚上县礼堂为知青们放了一场电影，同学们看完电影回到招待所时，他已吊死在房间的横梁上。
他留下了遗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的满腔赤诚和无以报国的痛苦。只有死才能剖白自己，他说。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起成功的谋杀，他没有情敌，是政敌对他下了毒手。但县里却认定他是自杀，而且是“畏罪”。欢迎会之后，县领导在一夜之间就接到了十几封揭发信，揭发他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种种罪行。揭发信中还建议县领导，此人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应该让全县贫下中农都知道这一点，以便加强对他的监督改造。
县领导找他核实过这些揭发信的内容，为的是对他本人和革命事业负责。
（第一章第06节）
6
那一代知识青年凡是活到了现在的，似乎人人都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在谈到北京站那起凶杀案时，他们注重和强调的是“流血惨剧的理论意义”。
一位在华北某中等工业城市当了五年副市长并于最近当选为市长的原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曾亲眼目睹了血案发生的全过程。据他说，袁一平被刺中时，紫红色的鲜血一下子出来，许多在场的人身上都沾满了血渍。
身上有血渍，不知是语义双关呢，还是实有所指。于是，我问他：“您身上也沾了血吗？”
“是的，许多人身上都有血。”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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