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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10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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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露出玉齿微微一笑，指着坐台小姐说：“小姐，您坐错了地方吧？”坐台小姐恼怒地说：“关你什么事？管得着吗？”这时，杨大惊失色，猛地推开坐台小姐呼地站起来（酒可能也醒了一半）吼道：“怎……怎么管不着？她是我老婆。”等大家醒过神来，想再仔细一睹芳颜时，佳人已影去无踪了。
靓女们顿时讪笑：“科长今天可惨了，准备回家下跪吧。”
要说，杨算是个不错的男人。工作认真负责，长得又帅气，脾气也温和。唯一的缺点，也是他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花心。
他的理论是，天下男人都一个德性，都希望自己的老婆保守些，别人的老婆开放些。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就像女人见了漂亮衣服一样，即使到不了手，也要眼巴巴多瞅几眼。
杨倒是表里如一。
他不像有的男人，人前装得满脸严肃，人模狗样；背地里却是猪狗不如。他敢公开地大大方方地与美女们调笑周旋。那种泡沫爱情把他滋润得很茁壮。
他善于处理内外关系，对外逢场作戏，对老婆情真意切。因此，他一直保持着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良好纪录。
在没见到梅之前，我猜想科长老婆肯定和我一样，长得对不起观众。
自从那天见到了梅，我心中就感到忿忿不平。科长也是的，守着那么漂亮的老婆还心猿意马，四处拈花惹草。真是太不知足了。
心里是那么想，但每次杨出差不在家时，科里派我去梅那儿送工资或什么的，我从不说杨半句闲话。不是因为我多高尚，我是不愿看到梅这样的漂亮女子委屈生气。
梅对我很友好，每次去她家，她总是倾其所有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她爱笑，一笑嘴角就微微上翘，眼睛弯如月芽儿，迷人极了。她脸上的笑容犹如冬日的阳光，让你感到暖融融的。
与梅交往很轻松很愉快，我们常常一起逛商店、书店，她从不向我打听科里的事，这让我感到安然。
她爱美的劲，让你没辙。见了她喜欢的时装，她能一件件试个没完。自个儿在镜子跟前照够了，就笑嘻嘻地来问我：“怎么样，好看吗？”我说：“好看。”其实梅真的穿啥都好看。
梅试衣多，买衣少。梅悄悄告诉我，她每月的工资要省下五十元寄给她资助的那个山区特困生。这件事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包括杨。她说：“能帮助别人，心里感到很幸福。”
梅十分爱自己的丈夫，包括杨的缺点她都能包容。她处处用柔情浸染感化着杨。
我佩服她的大度，欣赏她的为人。但我也担心她将来成东郭先生。
中国进入ＷＴＯ后，梅就报名学起了英语，而且学得很起劲，有时还酸不溜秋地给我对几句。白天上班忙，只有晚上去上课。杨有些不以为然了，嘴上说是担心梅的安全，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憋了几天，杨终于装着玩笑的样子对梅说：“嗳，小心点，别让老外把你勾走了。”
梅听后，格格开心地笑个不停说：“老外才勾你呢，我们老师是个女的。”杨乐得哈哈大笑：“嘿，你早说呗，害得我几晚没睡好觉。”
责任编辑维佳
切
■ 吕志青
“切”这个字是阿根廷人从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借用来的。在瓜拉尼语中，“切”的意思是“我的东西”。但在潘帕斯草原居民那里，随着语气和上下文的不同，“切”表示多种多样的人类激情：惊讶，喜悦、悲伤、温存、赞同、抗议。
——俄约·拉弗列茨基《格瓦拉传》
１、背景
２００１年３月，话剧《切·格瓦拉》在上海的蓝馨剧场上演，演出极为成功。演出结束后，剧组人员去复兴公园酒吧开了一个庆功会，之后大家打车回去。三个女演员和一个男演员兴奋劲还没过去，决意步行。走着走着来了状态，竟借着路灯，在马路上演起了剧中片段。一大帮上海人紧跟在后面，出租车司机用车灯帮着照明，街两边的居民打开了窗子。几个演员发了人来疯，走一段，演一段，正剧演完再反串，后面跟着长龙般的队伍，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演员们步行，他们就缓驶护驾，互相推波助澜，气氛很是壮烈。不觉天色将晓，队伍已经走到了旅店门口。
这是张广天在《我的无产阶级生活》一书中讲到的一个情景。张说的这个晚上我正在上海，而且正是那长龙般队伍中的一员。
当时我碰巧到上海出差，顺便去复旦看望在那里读博士学位的老戈。老戈从前跟我有过一段共同的流浪经历。那个晚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实际上，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混在上海的自由撰稿人。那晚，我们从蓝馨剧场出来之后也去喝了几杯啤酒，喝啤酒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论着格瓦拉，五个人分成了两个阵营。
以老戈为首的一方，在总的倾向上对这个话剧是否定的。在老戈看来，演员带给观众的诱导是偏左的，而这种偏左来源于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得到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提到了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提到了王国维对哲学发出的感叹：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提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以及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等等，总之一句话，他认为《切·格瓦拉》一剧是在开历史倒车。
另一方则以老戈的一个小个子朋友为首，这位朋友将切·格瓦拉与堂·吉珂德与耶稣基督作了比较，他认为切与耶酥无论在救世思想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极其相似。比如，切曾说，要是有人给我一只手枪，我才上街（游行）！耶稣则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酥多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切则在给他双亲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
双方的观点是这样对立，由争执几乎发展到动粗。可就在这时，街上突然传来了喧闹声，接着我们就赶上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奇异的街头演出立刻使双方停止了争吵。更为奇异的是，我看到争吵的双方同样为那情景所激动。
实际上，激动的还不仅仅只有我们这些人，许多工人（事后我们知道上海的运输工人在为剧组装台的工作中异常热情连夜加班）、市民和学生（复旦的学生为该剧的演出奔走相告四处张罗）都兴奋不已。
将近凌晨四点，我离开朋友回到我所在的旅馆，可毫无睡意。黑暗中，我看到那个外号叫“切”的阿根廷人跟随菲德尔·卡斯特罗登上了“格拉玛”号游艇，由墨西哥向古马驶去。那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凌晨二时。据说这艘游艇是卡斯特罗以一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从瑞典一位著名人种志学者手里买下的，额定乘员八人，最多载十二个人，可他们却塞了八十二人！八十二个人将游艇变成了一个沙丁鱼罐头，八十二个人一齐唱着《七月二十六日颂歌》。天在下着大雨，海上起了风暴。八十二人当中，除了两三个水手和四五名战士之外，大多数人都晕船，又呕又吐的。走了一阵，突然游艇里进了水，偏偏抽水机又坏了，轮机停转了。有人拿来水桶舀水，另一些人则将罐头扔进海里以减轻负载，可忙乎了一阵才发现原来是厕所里的水龙头忘了关上，真的让人啼笑皆非。这还不算，整个航程需要八天时间，到第四天时，每人还能得到一小块干酪和几根香肠，到了第五天却只有一些烂桔子了。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他们几乎是在饥饿中渡过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还没准备好。而且，当“格拉玛”号刚刚驶近古巴海岸就搁浅了，不多一会儿就遭到政府军的猛烈攻击，这一仗下来，只剩下十二个人。十二个人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打游击。
整个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希望。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无必胜的信念，也说是说他们并没能预见三年后进军哈瓦那的胜利，就连切也是如此。切在给他父母的告别信中以他一贯阴郁幽默的口吻说，“我正要去干的这桩事是值得为之牺牲的，尽管这桩事看上去是以卵击石。”换句话说，支配他们的不是理智或者说主要的不是理智……这个夜晚，我头一次开始想到“革命”这两个字的本质含义。
将近凌晨五点，我给老戈打了个电话。果然，他也没有入睡，而且那几位朋友全在他那里。不过他们早已停止了争议，他们在唱歌，一边喝啤酒一边唱歌。从电话中传来了杂七杂八的歌声：美丽的哈瓦拉……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亲爱的战友，再看不见你雄伟身影可爱的脸庞……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甚至有人在唱文革期间流行的一首歌：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老戈在电话中说，怎么样，要不要过来？我看看窗外，一时有点拿不定主意。我不是不想过去，而是担心等我刚刚赶到这一切就要收场了。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不去。
第二天上午九点，老戈打电话告诉我，昨天夜里，他们几个差一点被带到派出所里去了。他们又唱又闹，有一位老兄还朝窗外扔酒瓶。引起了邻居的不满，不知是谁打了１１０。
上午十一点，老戈将我送到上海站。临开车的前一刻他告诉我，打１１０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你自己？我说。是啊，他说，我想狠狠地收拾他们一下！我不解地看着他说，也包括你自己？他说，没错，包括我自己！老戈的表现让我有点吃惊，你可以说他是处在一种异常的激情状态中。可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就是一个极为理智的人。不过更让吃惊的事还在后面。
２、故事梗概
回到家不久就收到老戈寄来的一封信，厚厚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故事梗概或者是关于一篇小说的设想。老戈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故事很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素材和梗概的阶段，不过他还是希望我尽可能地对它加以改造。在故事梗概之外他还谈了一些想法。原稿有三个标题（他让我从中挑选一个）：乌有国的音乐家、格瓦拉的战友、切，并有一个副标题：“一个华丽而感伤的革命故事”。叙述用第一人称。兹录如下。
我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的美丽足以吸引年轻的革命者在内的一切男人，就像美貌惊人的奇奇娜曾经吸引过格瓦拉一样。不过，跟奇奇娜一样，母亲又是一个平庸的女人，这平庸注定了她不能将她的实际生活跟格瓦拉式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她一生都在怀念那个她不能寄托终生的人。我们不妨管这个人叫Ｇ，Ｇ离开祖国之前是一个民乐演奏家，同时，他还是一个制作乐器的大师。实际上，他的祖上都是干这个的。１９××年，Ｇ追随他的朋友Ｍ去了国外，支援世界革命。
志青，有关这一点是有现实基础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热血青年越过边境去了越南，有的还乘远洋货轮去了古巴或玻利维亚。有关这些，你可以在格瓦拉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和《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里看到。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曾经跟一伙土匪交火，那帮土匪的头子就是一个姓张的华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烧杀奸淫的勾当，格瓦拉收拾了他们。之后，土匪中有三个青年加入了格瓦拉的队伍并成为忠诚的战士。古巴革命成功不久，格瓦拉辞去部长之职去了玻利维亚。在那里，他的游击队中有一个人绰号就叫“中国人”，那人来自智利，但不知是不是华裔。我之所以列举这些，是想说明这个故事并非凭空编造。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一直动荡不宁，从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到玻利维亚高原，从亚马逊河畔的热带丛林到巴西东北部烈日炎炎的辽阔草源，从委内瑞拉到火地岛、到墨西哥北部边镜的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无处不吹遍了革命的热风。因此，我们谈到的这个人有可能去任何一个地方，这就是说我们不必说明他究竟去了哪里，我们不如说他去了乌有国。
现在，我们得说一说他的相貌了。在我母亲的记忆中，Ｇ天庭饱满，下巴显得刚毅有力，一双狂热的炯炯放光的眼睛在某些时候又显出了忧郁。四四方方的脸庞由于节制饮食而略显苍白，双颊上蓄着一绺绺又软又松的大胡子，乌黑的髭须和两道剑眉。他举止沉着，才思敏捷，长发及肩，整个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诗人。
母亲还保留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Ｇ左臂上缠着石膏绷带，右手提一支冲锋枪，嘴上叼着雪茄，身上穿一件皮革的短上衣，下面是一条宽大的草绿色军裤，脚上是一双破皮靴，头上戴一顶缀有五角星的黑色圆形软帽，那神态就好像正在听取某个联络员的报告或者正打算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
母亲说他走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五岁。他走得十分坚决。在母亲看来，他决不会成为某个女人的掌中之物，他注定了要在远方、在动荡和理想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他走后不久母亲就结婚了，不到半年就生下了我，这就是说我不能肯定我真正的父亲究竟是谁。我出生不久，母亲收到过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抄录了何塞·马蒂一首题为《轭和星》的诗。
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到另一个方向了。１９××年，Ｇ辗转到了乌有国，加入了一支游击队。跟他在一起的还有Ｍ，Ｍ是他的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Ｍ长得高大结实，充满了革命激情，品格极其高尚。他们一起在丛林中行军、打仗、睡吊床、喂蚊子。除了吸血蚊，还有扁虱。吸血蚊和扁虱咬伤的地方感染后会出现烂疮。为了驱赶吸血蚊和扁虱，Ｇ学会了吸雪茄。一开始，他们将营地设在乌有国南部的一个庄园里，这里灌木丛生，人烟稀少，当地居民大多是讲瓜拉尼语的印第安人，他们以狩猎和畜牧为生。战士们则假装以制造古柯硷为业，实际上却在为即将开始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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