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的帮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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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任何一个小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干扰、紊乱，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生活中有偶然，有变数和异数，有意外的与无规律可循的灾难或幸运。你再通天道，架不住一个交通失事或传染病的流行。你再不通天道，万一碰上彩票中奖也会命运改变。西方的偏于科学数学的思维方法，就很重视这些具体的元素。近年还时兴起紊乱学说来，它的代表性的说法是，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尔扑腾一下翅膀，它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席卷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龙卷风。这是一种西方式的从偶然到巨大的必然的思想方法的精彩命题。而老子式的有了天道就没身不殆的命题，取向恰恰相反，是认定有了大前提就可以势如破竹，一通百通，一了百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思想家强调的是必然，是前提决定论，是大概念决定论，是决定论而不是或然论。　　
　　中国的模糊逻辑的方向是，大道决定一切，抽象决定具体，本质决定现象，本原决定结果。同时，现象体现本质，具体体现抽象，一切体现大道。两者呈递升或递降的类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有A则→B，有B则→C，C→D→E直至Z，同时得Z即可断定Y，得Y即可上溯→X→W→V→U…一直到A。这大体也是毛泽东所论述的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会迎刃而解的公式。这样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老子“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决定了孔学的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以及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公式。　　
　　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强调区分，分析分解，强调细节决定成败，偶然也可以变成必然。有时候就是头痛决定头，脚痛决定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强调任何公式应该来自实验、统计、计算，而且推理不但要有大前提还要有小前提，还要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有容是公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呢？难说。你虽然有容，但是缺乏知识与专业的准备，你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公乃王更是如此，公是做一个好王的必要条件，不甚公但是有实力有手段有客观的需要，照样当王不误。同样，甚为公正公道，不但当不成王，连命都保不住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第十七章　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高明的统治者，下边只知道有这么一些人，知道有他们就是了。差一点，人们还需要忙着靠拢他们、歌颂他们、讨好他们。再差一点，这些王侯官员让人害怕、畏惧。更差的是老百姓轻蔑和嘲笑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缺乏公信力，人们信不过他们。　　
　　如果你做了不够诚信的事情，也就有人不相信你了。好样的统治者是从容不迫的，说话也不多，言语珍贵。事情都办成了，老百姓说，那是我们自己干的呀。　　
　　老子在第十七章勾画了一幅理想主义的行政图画。他不像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那么绝对与脱离实际。承认有这么个统治者的存在，跟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互不相扰，不那么亲密，也就不会产生多少矛盾，保持着某种距离。亲戚远来香，官员也是适当保持距离为好。　　
　　又亲近热乎，又赞歌高唱，好是好了，太好了期望值就高，高了就容易失望：所谓爱恋生期待，期待生嗔怨，嗔怨生烦恼，烦恼生不满，最后弄不好会反目成仇。　　
　　亲近热乎，赞歌高唱，还容易产生虚伪，变成手段，变成心机。　　
　　上述情况下，在上的人物不容易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修正。在赞歌盈耳的时刻，孰能清醒，孰能改过？陈毅有诗云：“岂不爱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　　
　　使人畏惧其实也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因为一方面国家是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但另一方面迷信暴力则只会自取灭亡。因为只有力量而没有信任是危险的，是容易转眼崩溃的。　　
　　让老百姓觉得是自己在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更理想了，这就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救自己。为政之道在于相信人与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为政者统治者集团再高明再伟大，能做成的事其实是有限的，而如果是老百姓的力量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能做的事要大得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他为政不可能成功。多咱老百姓能有自己办自己的事的能力，有自己帮自己的感觉，能自己消化问题，能自救自慰自强，能为自己办事而不受干扰，只受支持，这个国家就大治啦。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大道被丢弃了，人们各行其是乃至胡作非为了，才会出现对于仁义道德的提倡彰显。智慧计谋发达了，心眼儿越来越多了，虚伪与欺骗才会越来越多。礼崩乐坏，六亲不和，六亲不认，才痛感到了孝子慈父的可贵乃至人为地去进行本来不需要灌输的孝慈规范教导。国家政治乱了套了，国君无德无才陷入危难了，才大呼大叫地闹什么忠呀勇呀的什么的。　　
　　这几句话分量很重，内容尖刻，逻辑铁定，观念惊人，语气沉痛，字字带血，掷地有声。我的感觉是，这是老子的警告，是老子的痛心疾首，是老子的诅咒，是老子击起的一道闪电。　　
　　一般人都认为，仁义道德、智慧谋略、孝子慈父、忠勇良臣，是国家的宝贝，是社会的栋梁，是价值的核心。而老子的逻辑恰恰相反。人们压根就应理所当然地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同享天饷，共度美好的生活。只是因为有人心存诡诈，歪门邪道，社会风气败坏，才需要把一个仁义道德呀爱心呀助人为乐呀见义勇为呀挂到嘴上。如果本来人人都做到了这一点，还人为地推行推销个什么劲？　　
　　智慧谋略，有一点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太强调智慧的结果，却是忽视了天然的大道，是用尽心机为自身打算，一直发展到损人利己，虚伪狡诈，诡计多端，尔虞我诈，大骗子玩弄着小骗子，小骗子糊弄着大骗子。　　
　　家庭亲属，天伦之乐，父慈子孝，兄弟手足，相亲相爱本来是天性，把慈与孝变成了道德规范这本身就不自然不真实了。成了规范标准以后，便要作状，便要显示，便要竞赛，便要勉强，便要口是心非，便有万般假冒。事实是把孝挂在嘴上的人一定不孝，把慈挂在嘴巴上的人一定不慈。母亲为孩子喂乳的时候需要声明我是慈爱的吗？孩子绕父母之膝而乐的时候他会说我要做孝子吗？一个孩子一边为双亲做一点服务，如搀扶双亲走路或给双亲倒一杯水，他需要一边说我是在尽孝吗？如果他做一点点事的时候一再声明是为了孝，他的双亲能够舒服得了吗？　　
　　忠啊忠啊，我们的经验可不少，只想一想什么时候一个忠字在我国大地上满天飞满是价（不是别字，千万不要改）喊吧，那是“文化大革命”，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大喊忠的时候，也就是动乱浩劫，阴谋陷害，残害忠良，遍地冤屈的黑暗时期！　　
　　老子的这些说法很警世醒世，贾宝玉后来发表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理论，用的也是老子笔法。宝玉的意思是，文死于谏了，说明君昏；武死于战了，说明国之不保，君之无助。我戏称宝玉是用极“左”反对极“左”。可见老子的老到。　　
　　民间也讲什么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虽是从正面的角度讲说与老子此章所讲到的同一类现象，也同样启发人的思维：对于忠臣孝子之提倡，不能不心存思忖。　　
　　老子有一个假定则是纯粹的乌托邦。他假定人之初性甚善，不搞这些文化智慧价值道德学问知识政治军事本来会天下太平，淳朴良善，伊甸乐园。他的这个假设不能成立。人是要进化的，大脑是要发达的，科技是要使用的，民族国家集团是要结合构建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人是要竞争的，恶与善同在，竞争与进步同在，文化与罪恶同在，你无法用消灭禁止文化进步科技智慧的方法防止罪恶。相比之下，西方的原罪观念与用法律和相互监督限制惩戒犯罪的路子更现实一些。　　
　　老子的意义不在于他开出了防止文明与道德旗帜下的罪恶的药方，不，他的药方里包含了不可能的虚幻。他的这些精彩论断的价值在于指出了问题。他的悲哀是深刻地看出了问题，看出了儒家诸教义的不足以解决问题，却开不出真正解决问题的药方。也许，问题在于，老子想从根本上杜绝竞争，禁绝作伪，废绝智谋，灭绝犯上作乱与苛政害民，从内心里就赶尽杀绝一切争斗谋略贪欲危殆的萌芽。和此前的及无吾身论一样，他想得太高太根本太彻底太绝对了，反而是不可能的了。　　
　　老子指出的是：越是讲得好调门高，越要警惕假冒、伪劣、争夺、虚夸、言行不一和适得其反。不要上当，不要被各种好听的话蒙骗。宁可少说一点漂亮话，少听一点漂亮话，多回到自身的良知良能，回到本态与朴素，回到常识与本性，过更本色也更简单明白尤其是更诚实更率真的生活。作一个更本真的人吧，走自己的路，让闹哄者去夺抢仁义慈孝智慧忠心或者现代的别的好词儿或外语词儿如弥赛亚（救世主）的大奖与命名去吧。我们要的是大道，是返璞归真。我们不期待、不在意、不追求外界的夸张命名。　　
　　作为心功，作为内心世界的调整，老子讲得还是高明的。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什么圣贤，什么大师，什么高人，什么榜样，去他的吧！去了他们，让老百姓生活得更踏实更舒服一点吧，老百姓会从为政者的清明务实中得到上百倍的实惠。什么仁义，什么道德，什么牌坊，什么功德碑，去他的吧！去了它们，老百姓也就自自然然地孝亲爱子，享受天伦之乐，回归人性了。什么能工巧匠，什么技术超凡入圣，什么绝活绝艺绝品，去他的吧！没了它们，连偷盗者也不会出现。　　
　　圣智呀，仁义呀，巧利呀，这三个方面，作为文化是不够有效的，我们还需要其他的补充与精神归属。就是说要在意素净，坚持朴质，减少私心，控制欲望。　　
　　这一章可说是写得斩钉截铁、字字到位、横扫千钧、力透纸背。其目光更是穿透了几千年几万里。　　
　　这一章紧接上一章的激愤之论，进一步要求简朴本色，诚信自然，不要自己折腾自己，不要自己折腾完了再去折腾别人，再去折腾那个原先的折腾，不要老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与老百姓过不去。　　
　　文化上、政治上，直至生产技术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自我穷折腾没完没了的现象。你把一切举手之劳的劳务都变成机械化自动化，车窗开关、马桶盖开合、麻将牌洗牌码牌，全都电气化按钮化了，然后再想办法长跑减肥，制作各种健身器械。　　
　　还有整天忙什么管得太死了要放开，放开了赶紧要管住。炸完了再援助，支援完了再开战。再如在一些硬件落后工作跟不上的地区，挖出文物，清点文物，给文物估价，走私文物，盗窃文物，破坏文物，收藏文物，永无宁日。　　
　　再比如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初期，光一个跳交谊舞的事就折腾了多少回，允许，不允许；允许，禁止；开放，再禁止……某省人大常委作决议不准跳（至今未撤销），现在想起来成了笑话。　　
　　无作为是不可以的，如何不滥作为，则是值得考虑的。　　
　　这一章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执政不要唱高调，不要树立过高的标杆，不要提出过多过高的任务，一定要朴实本色、求真务实。　　
　　老子与当时的其他论者学者一样，他们首先会讨论为政之道，同时也兼顾百姓民人（那时还没有人民一词）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过分损害民人的利益，为政（统治）也是搞不下去的。　　
　　老子看到了那时的诸子百家、王侯大臣，有许多道德化理想化修辞化的执政为政理念，各人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然而这些东西太高太做作，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太意识形态化、理论化、文学化、诗化、浪漫化，难以与现实接轨，没有几个人真正做得到，真正做到了的说不定又显得迂腐穷酸。　　
　　于是你指责我没有做到高标准，我指责你没有兑现高调的允诺。百姓因侯王没有做到高调而造反，侯王因为臣子或百姓没有做到高调而惩戒整肃。唱高调而做不到，于是出现了“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讽刺。而针对“好话说尽”的反弹，很容易变成“坏事做绝”的怒骂。　　
　　高调只能是乱源，只能是互相攻击的借口，只能是煽情的动员，只能劳民伤财、争执不休、天花乱坠，高入云天，令为政者与百姓茫无所措。　　
　　过分的高调还败坏社会风气，败坏政风文风，养成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乔装打扮、空口求荣、花言巧语、清谈误国、假大空比赛、互不信任、互打折扣、互相摸底、钩心斗角的一系列恶习。不用考虑得太远太深，就想想“文革”的历程、“四人帮”的兴衰史，够咱们一代一代受用不尽了！　　
　　所以老子主张不要口若悬河地天天讲什么圣呀智呀、仁呀义呀、巧呀利呀的，多让百姓民人们过几天踏实日子、自在日子。让百姓多一点实惠，少一点高空立论、铺天盖地、耳提面命。　　
　　老子的替代建议是：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取代圣智仁义巧利，以低调替代高调，以安之若素取代急迫紧张，以简单质朴替代繁文缛节，以清静无为取代励精图治，以相安无事取代奋发图强。他的主张有不现实处，有单向与片面处，但也有参考价值。一味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带来全面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