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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玛格丽特 米.布尔加科夫-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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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普列亚罗夫在这层进行侦破工作的楼里呆了整整一个晚上。他在这里进行的谈话是极不愉快的，使他非常难堪，因为他不仅必须讲清那场下流的魔术表演和包厢里的殴斗，而且还不得不坦率而详尽地交代清楚耶洛霍夫大街那位女演员米丽察·安德烈耶夫娜的事，从萨拉托夫来的远房外甥女的事，以及其他许多这一类的事。虽然这都是顺便被问及的，但他确实必须说清楚。而对别人讲述这类事，阿尔卡季·阿波罗诺维奇当然是痛苦不堪的。
不言而喻，仙普列亚罗夫的证词把侦查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不管怎么说，阿尔卡季·阿波罗诺维奇是个有学问、有教养的见证人，是那场荒唐表演的目击者，而且是个明白事理、训练有素的人。他不但有条有理地描述了戴面具的神秘魔术师本人，而且刻画了他那两个无赖助手。不仅如此，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魔术师确实姓沃兰德。此外，演出后受害的一些妇女（除了把里姆斯基惊得目瞪口呆的那个只穿一条淡紫色衬裤的妇女之外，还有许多人呢，呜呼！）也受到了传讯。派去花园大街第50号的通信员卡尔波夫回来后，也被传讯了。把这许多人的证词与仙普列亚罗夫的证词一对比，便轻而易举地确定了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这一切事件的罪魁祸首。
侦查人员到第50号住宅来过不止一次，仔细地搜查过，所有墙壁、壁炉、烟道都敲击过，检查过，还寻找过密室。但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哪一次也没有发现什么人，虽然许多迹象表明这里无疑是有人居住的。另一方面，凡是在工作上与进入莫斯科的外国演员多少有些关系的人都传讯过了，他们都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证明说：莫斯科根本没有来过个叫沃兰德的魔术家，不可能有这么个人。
这个所谓外国魔术家，到莫斯科后根本没有在任何机关登记过，没有向任何人出示过护照或其他证件、契约、合同之类，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么个人！大众文娱委员会节目科科长基泰采夫起誓发愿地说：
现已失踪的瓦列特剧院经理斯杰潘·利霍捷耶夫根本没向他送审过什么关于沃兰德演出的节目单，也压根儿没给他打过电话说莫斯科来了个什么魔术家；因此，利霍捷耶夫怎么会在瓦列特剧院搞这场演出，他基泰采夫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人们告诉他：演出时仙普列亚罗夫亲眼看到过这个魔术家。基泰采夫也只是两眼往上一翻，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从基泰采夫的眼神里可以看出，而且可以相信：他确实没有过错。
那么，大众文娱委员会主任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本人怎么说呢？……
这里要顺便交代一下：民警刚一进入这位主任的办公室，主任马上就回到了自己的衣服里。见此情形，“大美人”秘书安娜·理查多夫娜高兴得什么似的，而白白跑来的民警却如堕五里雾中。还需要顺便指出的是：这位主任回到他的写字台前、钻进他那套带条纹的灰西装后，对于他暂时不在期间由空西装批阅的那几份文件，竟还表示完全认可。
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主任本人也一口咬定根本不知道沃兰德这么个人。
您看，信不信由您，荒谬绝伦！上千名观众、瓦列特剧院的全体成员，再加上个最最有学问的仙普列亚罗夫，都曾亲眼目睹外国魔术家，而且还看见过他那些该死的助手，然而，现在却又到处找不到他。请问：是他演出后钻进了地缝呢？还是他根本没到莫斯科来？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就是说他钻入地缝时无疑也把瓦列特剧院几个头面人物带进去了。如果按后一种假设，那不就等于这个倒霉剧院的几个领导成员有意制造了一场恶作剧，然后便从莫斯科溜之乎也了吗？（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办公室的碎玻璃窗和警犬“方块爱司”的行为！
）
应该替负责本案侦破工作的人们说句公道话：他们确实把失踪的里姆斯基找到了，而且速度之快，可谓惊人。其实，只须把“方块爱司”在电影院旁出租汽车站的行为同几个具体时间（比如，演出结束的时间，里姆斯基可能离开剧院的时间）一对照，就可以满有把握地往列宁格勒发一封电报了。一小时后（星期五傍晚）收到了列宁格勒回电：已查明里姆斯基现住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四楼412号，住在他隔壁房间的旅客是正在该市巡回演出的莫斯科某剧院的剧目组负责人。人们还知道，里姆斯基房间内有灰蓝色镶金家具，还有一间设备齐全的浴室。
藏在“阿斯托利亚”饭店第412号大衣柜里的里姆斯基被发现后，当即被逮捕，并当场对他进行了审讯。不大工夫莫斯科又接到电报说：瓦列特剧院财务协理里姆斯基处于精神错乱状态，对所侦讯的问题不能或不愿作出明确回答，只是一味哀求将他关进装有铁甲的牢房并派武装人员保卫。莫斯科当即电令列宁格勒：立即派员将里姆斯基押来。于是，星期五夜晚，里姆斯基便在武装人员押送下搭夜车离开了列宁格勒。
星期五傍晚也找到了利霍捷耶夫的下落。向全国备城市发出寻找利霍捷耶夫的通电后不久，雅尔塔回电说：利霍捷耶夫曾在雅尔塔逗留，现已搭机飞回莫斯科。
唯有瓦列奴哈一人至今下落不明。这位全莫斯科无人不知的瓦列特剧院行政管理人，简直像是石沉大海了。
除瓦列特剧院问题外，侦查机关还必须查明莫斯科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各种问题。必须弄清楚机关工作人员集体齐唱《光辉的海洋哟怪现象（附带提一句：斯特拉文斯基教授对那些人进行皮下注射后，两小时内他们便恢复了常态）；必须处理把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当作钞票付给个人或机关的人，以及这些行为的受害者。
当然，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糟糕、最令人不快、最无法解释的是人头失踪事件：光天化日之下，在“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的大厅里，已故文学家柏辽兹的头竟从棺材中不翼而飞了。
承办本案侦破工作的十二个人都竭尽全力，在莫斯科各个角落一点一滴地搜集这个复杂案件的罪证线索。
一位侦查员来到斯特拉文斯基教授的医院。他首先要求向他提供近三日来入院病员的名单。这样，他发现了房管所主任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博索伊和不幸的报幕员──曾被揪下过脑袋的孟加拉斯基。不过，他在这两人身上花的时间并不多，因为现在已不难确定：这两人都是以神秘魔术家为首的一伙人罪恶活动的牺牲品。但是，住在这里的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无家汉却使侦查员产生了极大兴趣。
星期五傍晚时分，伊万的第117号病房的门轻轻打开，一个圆脸膛的年轻人走进来。这人举止安详，谈吐文雅，完全不像个侦查员。
实际上，他恰恰是莫斯科最优秀的侦查员之一。他看到：一个苍白、瘦削的青年人躺在床上，目光投向某个遥远的地方，又似乎是在内视着自己的心灵深处。那眼神表明，他超然于环境之上，对周围一切都毫无兴趣。
侦查员首先彬彬有礼地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了来意：希望能同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聊聊前天牧首湖畔发生的事情。
啊！假如这位侦查员早些时候来找他，哪怕是星期四的凌晨来，伊万会感到多么高兴啊！那时伊万正以疯狂的热情期待着能有人认真地听听他关于牧首湖畔事件的叙述。现在呢，看来已实现了他要帮助捉拿外国顾问归案的愿望，无须他再为此奔走呼吁，已经有人主动来找他了解星期三傍晚那件事了。
然而，呜呼，此时的伊万却与当时大不相同了：在柏辽兹身遭横祸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年轻的伊万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对于侦查员提出的所有问题，他无疑仍然乐于有礼貌地给予认真回答，但他那眼神和语气却都使人感到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柏辽兹的命运此刻已经丝毫不能激动这位诗人的心了。
侦查员到来之前，年轻的伊万正躺在床上。在蒙蒙眬眬、似睡非睡中，他仿佛看到一个奇异独特的、虚无飘渺的城市。那里有奇形怪状的大理石、突兀的石柱、阳光下闪亮的屋顶、阴森可怖的圣安东尼黑色塔楼。城市西部的山冈上，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园林中，隐约露出一座宫殿的屋顶，一些高高的青铜雕像在落日斜晖的映照下宛如绿色汪洋中的一个个燃烧着的巨大火柱。伊万还看到这座古城的城墙脚下有几队全身披挂的罗马骑兵在缓缓前行。
蒙眬中，伊万还看到一个木然坐在安乐椅上的人，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黄脸膛上显出苦恼的神情，身上披着件白色披风，露出血红的衬里；他正用憎恶的目光凝视着眼前那片郁郁葱葱的异国园林。
伊万还看到一个光秃秃的黄色山冈，山同上兀立着几个已经不见受刑者的十字架……
至于牧首湖畔发生的那件事，诗人伊万如今对它已经毫无兴趣了。
“请问，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柏辽兹滑到电车下面去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离那个栅栏转门很远吗？”
伊万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嘴角上还不知为什么露出一丝冷笑。他回答说：
“我离得很远。”
“那个穿方格衣服的人是不是呆在转门旁边？”
“不，他坐在离我不远的一把长椅上。”
“柏辽兹滑倒的时候，那人没跑近转门吗？这一点您记得清楚吗？”
“我记得。他没有过去。他当时伸开腿懒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
这就是侦查员提出的最后几个问题。然后，侦查员站起来，伸手同伊万握别，祝他早日康复，并表示希望不久的将来能重新读到他的诗作。
“不，”伊万轻声回答说，“我不再写诗了。”
侦查员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说他不揣冒昧地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信心：他相信，诗人这么说是因为眼下他还处于某种抑郁状态，这种症状很快就会消失的。
“不，”伊万马上反驳说。他不看侦查员的脸，而是望着远方，望着渐渐暗淡下去的苍穹说，“这在我身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从前写的那些诗都是坏诗，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
侦查员辞别了诗人，他已经得到了很重要的材料。他从事件的末尾往前推理，终于找到了产生各种事件的渊源。现在他已确信：所有事件都是从牧首湖畔的杀人案件引起的。当然，不论是伊万，还是那个穿方格衣服的家伙，都没有把不幸的“莫文联”主席往电车下面推，也就是说，表面看来谁也没有推他，但是，侦查员坚信柏辽兹是在某种催眠术作用下奔向（或滑向）无轨电车轮下的。
是的，材料已经收集到许多，该到什么地方去抓什么人也已十分清楚。但是，难就难在根本无法抓到那家伙。在那所该死的、三倍该死的第50号住宅里，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是有人居住的。那里的电话时常有人接，回答的声音有时像破锣般吱吱叫，有时瓮声瓮气。窗户也时开时关，而且还听见过里面传出留声机的声音。然而，每次进入那套住宅时，里面却都空无一人。白天，夜里，在不同的时间，已经进去过不止一次了，甚至拉着网子在各个房间扫过几遍，仍是一无所获。住宅周围早已设了监视哨，不仅从大门洞通过院子到单元门口的路上有人看守，后门也派了人，连楼顶烟筒旁边都设了监视哨。是的，这套第50号住宅确实有点蹊跷，但却拿它毫无办法。
就这样，事情一直拖到星期五后半夜，星期六的凌晨，直到麦格尔男爵身着晚礼服，脚登漆皮鞋，以客人身份庄重地跨进第50号的大门。监视人听到了开门声和麦格尔男爵进门的声音。整整十分钟后，几个人不按门铃便径直闯进了住宅。然而，不仅没有找到这里的主人，还有最使人无法理解的事──连麦格尔男爵也踪迹全无了。
这样，前面已经说过，事情拖到了星期六凌晨。这时又出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新情况。一架由克里米亚飞来的六座位客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下机的旅客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胡子拉碴，总有三天没洗过脸，两眼红肿，神色慌张，未带任何随身物品，穿着也十分奇特──戴一顶高加索式毛皮高帽，穿单睡衣，外面披着厚呢斗篷，脚上芽一双卧室里用的崭新的蓝皮便鞋，显然是刚买的。他刚离开舷梯，就有几个人朝他走了过去──他们早已在机场恭候这位公民多时了。不一会儿，这位令人难忘的瓦列特剧院经理斯杰潘·博格达诺维奇·利霍捷耶夫已经站在侦查员面前。他提供了一些新材料。现在已经清楚：沃兰德是首先对斯乔帕·利霍捷耶夫施行了催眠术，然后他化装成演员混进瓦列特剧院，又巧妙地把斯乔帕扔出莫斯科──天知道这一扔就扔出了多少公里。材料倒是有所补充，但侦破工作不但未因此有所进展，甚至可以说，反而变得更困难了：沃兰德既然有办法对利霍捷耶夫做出那样的事，显然就不会轻易地就范。对于利霍捷耶夫，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还是把他关进了一间比较保险的牢房。与此同时，瓦列奴哈被带进侦讯室。瓦列奴哈几乎两昼夜去向不明，刚回到家里就被逮捕归案了。
尽管瓦列奴哈已经向阿扎泽勒保证过不再撒谎，但这位总务协理还是从谎言开始了他和侦查员的谈话。不过，这倒也不必过分责怪他，因为阿扎泽勒是禁止他在电话里说谎，而此刻他们面对面讲话，并没有借助这种现代设备。瓦列奴哈贼目鼠眼地四下里扫着，对侦查员说：星期四白天他在瓦列特剧院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斟自饮，喝得酪配大醉，后来便走出剧院。上哪里去了？不记得。后来又在什么地方喝了些陈年老酒。在哪儿喝的？不记得。然后就蹲在了一堵墙根下。在什么地方？也不记得。于是，侦查人员告诉我们的总务协理：他这种愚蠢而轻率的行为实际上妨碍着一桩要案的侦破，他对此当然要负法律责任。只是在这番警告之后，瓦列奴哈才痛哭流涕地用颤抖的声音，不住地四下张望着，说出了真情。他承认自己是在扯谎，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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