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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文臣和太监 作者:十年砍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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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执行一项抓捕朝廷命官的重大公务，竟然有自己掏钱来参加的“志愿者”，看起来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五百两银子是好几个五品官一年的俸禄。这样高的投资自然有更高的回报。
那时候的校尉特别喜欢来江南一带“执行公务”，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因此索贿。“江南即数见缇骑以为常，而缇骑亦视江南为熟游故道。”（同上书）翰林侍读缪昌期五十多岁才登科第，被逮捕后榨取的油水自然不大，校尉们也得了三千两银子，仍然不满足，急急忙忙离开去别的地方，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匆忙，回答是：“急着赶下一趟差。”《人变述略》说道：“凡此辈出，珰（魏忠贤）之儿孙及左右皆有贿，入则数十倍，利如市贩。”
到了明代中后期，许多政府特权都能用来交易。《喻世明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给蒋兴哥戴绿帽子的陈大郎病在旅途，要快捎书信回家，给了一个送公文的差人五钱银子，便“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私信变成公文走驿站到了家。
而抓获朝廷大官这类重大的行动，都能用来交易确实令人目瞪口呆。东林之祸时，武进县有一个人送了一千两银子给魏忠贤的死党李实，请求他逮捕礼部尚书孙慎行，果然孙氏被充军。
崇祯十五年（1642年），御史杨学愿上疏，深表厂卫出京“执行公务”之害。他建议：“外臣获罪，但敕抚按槛车，送诣阙下，未为不可，若缇骑一遣，有资者家产破散，无资者地方敛馈，为害滋甚。”本来道理很简单，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官员，当地的巡抚巡按完全可以解决，非得由锦衣卫出马，无非是要借此中饱私囊。崇祯皇帝接受上疏的建议，下旨：“东厂所缉，止于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有司在。锦衣卫校尉，毋得奉差需索！”可这道旨意没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离大明亡国，崇祯自缢于煤山只有两年了。执法活动公然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大明不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这个倒霉的假校尉李国柱，只是一个例外，他实在不走运，恰好碰上人民群众造反，谁想到一向被视为温顺的江南民众也会有受不了而奋起反抗的时候。
附：《五人墓碑记》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前，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当男人割掉最重要的东西后（1）
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中，有好几个江湖高手为了练成最高层次的武功，不惜自己去掉自己的那东西，变成一个阉人，如东方不败和岳不群。
“欲练绝世武功，必先挥刀自宫”，这是小说家演绎出来的一种武学上的因果关系，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这个现象却有某种象征意义，那就是男人一旦舍弃了他最重要的东西，他必然会专心致志去做一件事，希望在别的方面得到补偿，以证明他比一般的男人还像一个男人。《笑傲江湖》那些自我去势，变成不男不女的江湖高手，练就绝世武功的目的只有一个：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葵花宝典》的象征意义在于：男人要取得非同寻常的成就，必须压抑甚至牺牲最符合人性的东西。那么对男人的肉身和心理来说，舍弃性欲可算是牺牲了最原初、最本能的东西。生殖器承载了男人人生最高的荣耀和最重要的快乐。连这些东西都不要了，那么所希望得到的补偿绝非俗世的金钱能衡量的。
一种就是精神上的最高追求，留万世之名，成千古伟业。比如司马迁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后，要洗掉这种耻辱，只能怀着孤愤痛苦，写了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用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那样：“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还有一种就是权力上的追求，这就能明白为什么太监比普通人的权力欲更强，更善于弄权，得到权力后更加狠毒残酷。——他具有一种极强的补偿心理，阉割后失去了男人的尊严和功能，只有手握大权，让那些健全的男人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心理上才能有一种平衡。就如东方不败和岳不群一旦统一了江湖，能号令天下的英雄，谁敢说他们不是伟男子呢？
魏忠贤，就是明朝熹宗年间的一位几乎练成《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
大多数太监，是还在孩童时被净身入宫，被动地当了太监，而魏忠贤不然，他是真正的挥刀自宫，进宫做太监的。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第一条就是说他：“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明史·宦官传》说魏忠贤是河北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欠了一屁股赌债的魏忠贤，如果在老家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他不可能发达，将永远沉沦在最底层。此时，赌徒的性格让他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决定，自宫去做太监，开始他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古今中外成大事的，多半有这种将所有本钱全部押上去以求最后一搏的赌徒性格。
魏忠贤最后赢了，他的赢和赌徒性格有关，也与偶然的好运气有关。——真正在赌场中大赢的人，超人的意志力和过人的赌技，以及好运气一个也不能少。
大字不识一个的他，人到中年才进宫，起点显然没有那些从小就当太监的人高，别人已经干到了相当的位置，而他得重新开始，而且也无其他太监那样有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他被分派去照顾万历帝的长孙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饮食，这是他一生发达的契机和伏笔，但当时谁也看不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因为万历帝宠幸郑贵妃，一直想立和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即后来在洛阳被李自成杀死用血掺杂在鹿血酒中喝下的福王做皇储，朱由校的爸爸，万历的长子常洛当时皇储位置几乎不保，幸亏大臣们力争才得以即位——这就是对万历朝乃至整个晚明政治影响很大的“国本之争”。老爸的地位都不明朗，朱由校和他的生母—— 一个普通的才人，在宫里受不到重视是自然的，因此朱由校作为皇帝的长孙，竟然没人想起来给他请老师教他读书，任凭他在宫里闲逛。当时宫里正大兴土木，营造和修复宫殿，无书可读的朱由校对建筑业感兴趣，耳濡目染学了一手很好的木匠活。等他父亲才当了一个来月皇帝便一命呜呼后，这个字识不了几个的顽劣少年进位九五，其治国的才能可想而知。
赌博和买股票差不多，别人对朱由校和他的生母王才人不看好，但魏忠贤烧了这个冷灶，他也买了这只看起来暴涨可能性不大的股票——他也没别的选择，因为郑贵妃那里轮不上他。此时，大明未来皇位继承局势还很模糊，魏忠贤做完了他后来咸鱼翻身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他本来是奉承大太监魏朝，得到太监总管王安的重视。但忘恩负义一定是豪赌中翻身必须娴熟的手段。他和朱由校的乳母也就是魏朝的对食客氏好上了，最后联合驱逐了魏朝，得势后杀死了王安。——这太监和宫中女性结成形式上夫妇的“对食”关系，大家想必已经不陌生。宫中只能存在一个健全的成年男人即皇帝，上千的宫女哪能轮得上雨露沾润，而那些太监毕竟曾经是男人，在铁桶一样禁锢的宫中，太监和宫女在寂寞中相互慰藉，结成没有实质内容的夫妻，算是对人性一种不得已的弥补。这类“对食”也会日久生情，相互之间也有正常男女社会中的争风吃醋、移情别恋。客氏舍弃老情人魏朝，和魏忠贤相好，可看出魏忠贤的心计和手腕。大约中年净身的他，比一般的太监更懂得男女之事，何况他当年还是一个无赖，这样的小混混容易被女性喜欢上。后世也有史家说魏忠贤并没有彻底地阉割，还具有部分男性功能，此说存疑。
联合上客氏，他们俩一起伺候朱由校母子，他也在朱由校的童年时扮演某种父亲的角色，就像早年陪伴万历帝的太监冯保那样，被万历帝称为“大伴”。——人是情感的动物，太监专权，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皇帝和太监朝夕相处结下的情谊，这种情谊不会因为帝王和奴仆的身份障碍而不存在。光宗突然驾崩时，朱由校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几年，魏忠贤当时已是光宗的宠妃李选侍的近侍太监，因此在“移宫案”中他站在李选侍一边，鞍前马后到处活动，如果当时李氏控制了傻乎乎的熹宗朱由校，晋身太后搞垂帘听政，魏忠贤自然是首功。可李既非驾崩的光宗的正宫娘娘，也不是继位的熹宗的生母，没有理由继续干政，因此在杨涟等顾命大臣的干预下，不得不搬离皇帝所居的乾清宫，控制少年皇帝的图谋失败。
魏忠贤在新皇登基前后，赌了一场无论如何他都能赚的牌局。如果李选侍顺利控制新皇帝，他的功劳自然不用说，可以通过李来影响皇帝；而李失败后，他有第二套方案，通过自己的“对食”、和皇帝有某种不伦关系的客氏来影响熹宗。
客氏被熹宗封为“奉圣夫人”，他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前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替皇帝批阅公文，后者掌握最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文武兼于一身，有了兴风作浪最大的本钱。至于他不识字如何批阅公文，有了巨大的权力，这点小小的不足就太容易弥补了。专制的帝国中，什么样的奇迹不可能发生？
魏、客两位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政治高手，那水平是相当的高，比那些科甲出身的士大夫高多了。《明史》说魏“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在政局这个最大的赌场中，他具备了赢者通吃的几乎所有性格特质，是否知书并不重要。
后来，他侄儿侄孙封为公侯，他成了九千岁，诛杀了妨碍他专权的东林党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一个忍辱负重，不得不自宫的男人，他在权力上得到了极大的补偿，顶峰是各地文武官员为他修生祠，用颂扬皇帝的话来奉承他。明末一位文人朱长祚评论说，一位刑余的太监，而天下阿谀奉承、寡廉鲜耻的士人，一起附和称颂他，将他比喻成功劳像周公、召公一样，德行如大禹、商汤一般。更有国子监的生员将他比喻成孔子再世，奏请在国子监旁边建魏的生祠。
现实中的魏忠贤，其地位完全超过了武侠小说中的东方不败。后世有人认为，他既然可以将熹宗玩弄于股掌，已经具备废掉皇帝自立的条件。这样说我以为有些夸张，唐代后期太监能左右皇室子孙即位，但自己不敢自立。不是不想，几乎是不可能，魏忠贤这类太监全部的权力来源于皇帝，他的股票可以借大明的壳上市，但不敢将公司的名号和法人代表公开改成自己。如果这样做就使自己丧失了权力源，因为再权势熏天，无论大唐还是大明，天下人恐怕接受不了一个太监当皇帝。《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为什么不干脆杀掉任我行，而将其囚禁，并将任盈盈捧到公主一样的地位，他的难题和魏忠贤相仿。
看来，男人一旦舍弃了最重要的东西后，即使掌握再大的权力，也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栽赃是个技术活（1）
栽赃陷害，在我国历史上政治斗争中，是打击政敌最常用的手法，这是个技术含量颇高的活。
能够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成有罪，当然首先是要依靠手中的权力，但光这个还不够，把政敌打倒，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必须要强调自己打击报复行为的正当性，最好的办法是给对方安一个罪名，这个罪名越时髦、越被公众痛恨、越难翻案则是最佳选择。比如大敌当前，给政敌安一个“叛徒”之名最合适；吏治腐败的时期，则最好给政敌戴一顶“贪赃枉法”的帽子。如此不仅从律法上可以惩治对方，而且从道德上把对方抹黑，让天下共弃之，似乎这就可以办成铁案了。
要构陷政敌，罗织罪名，最关键的工作是栽赃。大家都知道，“莫须有”虽然搞死了岳飞，但这种似是而非的罪名难以使天下人服气，所以高超的构陷高手，决不会愚蠢到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换一个比秦桧更高明的酷吏，绝对会把岳飞弄成勾结金国、企图造反这样的滔天大罪，而且还会搞出一大堆证据来。
明代和宋代比，更加专制，皇权更加暴虐，因此构陷忠良，从不会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连不读书的魏忠贤，陷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这些纪检监察官员，罪名都是贪赃，即收受地方官的贿赂。
杨、左、魏等人，其道德操守天下有名，把这些清官弄成贪官，确有一定的难度，如何栽赃颇费思量，但这一切难不倒下狠心要除掉杨涟等正人君子的阉党。
栽赃陷害的第一步工作往往从外围突破，从与杨涟等人交往密切的人身上打开缺口，因为杨涟这些人自身没什么把柄可抓。
尽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不可能一个清廉的人所结交的都是他那样一尘不染的，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有一个人叫汪文言，他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过从甚密。这个人是安徽歙县的，皖南人大多脑子活泛，此人出身狱吏，是宋江、戴宗那一类人，见多识广，明白帝国政治运转种种奥妙，为人仗义，足智多谋，被地方大员派到京都当驻京官员，主要任务是结交权贵，打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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