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十曰谈 作者:[苏联] 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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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的话
　序篇
　第一天　初恋
　第二天　引诱与遗弃
　第三天　滑稽的性生活
　第四天　坏女人
　第五天　不忠与嫉妒
　第六天　强奸犯与受害者
　第七天　金钱
　第八天　报复
　第九天　高尚行为
　第十天　幸福

译者的话
　　十位年轻的女人，为活跃无聊的产房生活，十天内讲述了１００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初恋、引诱、遗弃、强奸、复仇、婚外情的荒唐、性生活的尴尬……在妙趣横生兼带苦涩酸楚的故事背后，则是前苏联社会的腐败、男人灵魂的丑陋、妇女处境的悲惨，以及她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热烈渴望和执着追求……这便是《女人十日谈》向读者展示的画面及其底蕴。

　　本书于８０年代后期问世，立即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令西方人感到震惊和兴奋的不仅是铁幕后的神秘，也是举世闻名的卜伽丘《十日谈》在新时代的复活。然而，《女人十日谈》在前苏联成为禁书，只缘女作家是持不同政见者，其犀利的笔触令当局生畏。

　　前苏联的崩溃，加之我们日渐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本书有幸与我国读者见面。历经沧桑巨变之后再读这本书，更会别有一番感触和慨叹。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８日

　　于北京方庄　

序篇
　　“这么吵的地方怎么能看书呢。”爱玛想道。她翻了个身，趴在床上，把《十日谈》摆在眼前，又拉过枕头堵住耳朵，想静下心来。

　　她已经想好了这场戏该如何开常观众进入剧场时，见到的不是一般的领座员，而是披着长袍的修士们；他们负责检票、领座，在昏暗的剧场里提着古式的灯笼为大家照亮、引路。她该去一趟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挑一盏合适的灯笼，画下样子来……舞台上不挂帏幕，一直就是敞开的，没有灯光，只有一只蓝莹莹的月亮悬在半空。月光下映出佛罗伦萨城内一角的轮廓：一眼喷泉旁边有座教堂的大门，门的上方刻着“人总有一死”几个大字，修士们赶着马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那马车是收尸的灵车。还有一口钟，一口常鸣钟——“丧钟为谁而鸣？”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戏还没开始时，整个剧场就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十位愉快的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讲起了他们各自的故事。

　　可是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四周是一片瘟疫、死亡与痛苦的惨景，而这些骑士、淑女们居然能悠然自得讲起那些或浪漫、或放荡的故事来取乐。再看看这屋子里的女人们，别说是瘟疫，就连一点皮疹都受不了。这在妇产医院是极其常见的小毛病，可你看她们又哭又闹的，还歇斯底里大发作。或许人们现在变得更肤浅了也未可知。这帮愚蠢的女人们，怎么这样沉不住气？难道你们就那么急不可耐地要回家去刷奶瓶、洗尿布？老天爷，一想到这些麻烦事，真够让人头疼的：３０条小单子，３０条尿布，３０条包布，无论晴天雨天，都得洗净、消毒、晾干、熨平，真能把人烦死。人家西方国家早就发明了那种一次性使用的婴儿巾和防水婴儿裤。

　　我们的工业间谍如此著名，干吗不少搞点电子机密，多盗窃一些生活中有用的技术呢？

　　“嗨，姑娘们，我说你们轮流哭好不好？这么齐声叫唤真是烦死人了。要是我的奶下不来，我跟你们没完。”吉娜咋咋呼呼地喊起来。她是个流浪女子，这儿的值班大夫们都称她为“无业游民”，没人来探望她，她自己也不急着出院。

　　“我们要是能想点什么美好的的事情该多好。”爱琳娜叹了口气。大家都叫她“爱丽什卡”，她身材丰满，性情随和，在病房里人缘很好。

　　突然，爱玛计上心来。她举起那本《十日谈》，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本封皮鲜艳的大部头。“姐妹们，你们有谁看过这本书？”

　　差不多一半的人都看过。

　　“那好，”爱玛接着说道，“我现在给那些没看过这本书的人简单介绍一下情节。一次城里发生瘟疫，十个青年男女来到城郊与世隔离了１０天，跟咱们现在的情形一样。每天他们每人都讲一个故事，讲的都是关于生活和爱情、情人的妙计以及爱情的悲剧。咱们也照样来一次怎么样？”

　　大家立刻拍手叫好。这可比没完没了地唠叨家庭琐事有趣多了。　

第一天　初恋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都是女人，都用同一个部位爱。从头讲吧。

　　“咱们都得从头儿开始讲。”爱丽什卡宣布。“只求你们让我最后一个讲。让我开头儿，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吉娜笑道，“咱们都是女人，对吧？咱们都用同一个部位爱，对吧？”

　　“你指的是哪个部位？”阿尔宾娜眯起眼睛问道。她长着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连名字都带点洋味儿。

　　“她指的是心。”瓦伦蒂娜迅速替吉娜打圆场，瓦伦蒂娜是党员，还是个什么官儿。

　　“嗨，原来是心。”阿尔宾娜失望地叹了口气，还闷闷地打了个哈欠。她显然是在跟瓦伦蒂娜寻开心，其实她一听到讲故事就来神儿，一双大眼闪闪发亮。

　　可瓦伦蒂娜还在坚持：“不知什么原因，一提‘爱’这个词，总是有人不怀好意地发笑。在我们国家里，爱也是国家大事，因为家庭都是在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家庭又是组成国家的一个细胞。”

　　“太对了。”一直没说话的奥尔佳插了进来。她是造船厂的工人。“我的初恋甚至牵扯到两个国家，苏联和东德。”

　　“是吗？快给我们讲讲，奥尔佳，快讲讲。”女人们吵闹着，都从床上坐起来，洗耳恭听。于是奥尔佳就讲起了她的初恋。

　　◆　故事之一

　　由奥尔佳讲述。她是船厂的工人，讲的是一位德国造船技工与一位苏联女工之间的一段富有国际色彩的罗曼史。这恋情涉及到两国政府，结果却以破灭而告终。

　　我的初恋很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是海军造船厂喷漆车间的油漆工。挣钱不少，这没说的，可头儿们总是跟我过不去。像公费旅游啦，分房子啦，都没我的份儿。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和一个德国人订了婚。当然，他是东德人，可尽管如此……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们船厂帮德国建造一艘油轮。那是一项俄德联合工程——对不起，应该称为“苏德”。德国负责生产船身与机器，我们负责组装。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便有一场友好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终于使油轮提前半年完工。以后的８个月就用来检查质量上的漏洞。有时油轮上载着德国技师们开进我们厂，有时我们还在船上检修，船就连我们一同被调回罗斯托克港。我们就这样往返于罗斯托克与列宁格勒之间。这里的年轻人很多，有的还相爱了。

　　我渐渐对一位德国技工产生了好感。他叫彼得，按我们的习惯可以叫他彼特亚。他干净，漂亮，严肃认真，还会讲俄语。只有一点不太好，他信教。这在民主德国并不稀奇。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得知我怀孕时，他只字不提去做流产，而是赶快跑到他们领导那里去申请和我结婚。他的领导同意了，可我的领导却不听这一套。他们把我调离油轮，在党委会、工委会等等各种委员会里动员说服我，甚至毫不客气地讲：“去把孩子做掉。我们绝不会放你走。不然你就劝你的那个老德留在苏联。”

　　可这怎么可能呢。在罗斯托克，彼特亚有父母兄弟，还有自己的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而我是个孤女，挤在集体宿舍里孤零零的，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够逼彼特亚离开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舒适、甜蜜的家呢？我只好跟他们挑明了：“你们不分给我单元房，但至少也得给我一间屋子让我们住，这样我才好说服他留下呀。”

　　“你也太聪明了。”他们说，“如果我们都给你们房子，那你们还不都跟老外胡搞起来了。我们没给你们房子，你们不也怀了孩子。”

　　这种激烈的舌战使我难堪，使我体力不支，在第五个月时我小产了——是个男婴。不过我的身体还好，只是不敢写信把流产的事告诉彼特亚，怕他万一变心不娶我了。他在那边为我不懈地奋斗着，给德国和苏联的各有关部门寄送材料。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双方的领导都对此有着一致的意见。到了我的预产期，彼特亚给我寄来一件猫皮大衣，还有一大包婴儿用品，都是些稀罕的高级化纤织物，我们宿舍楼的伙伴们都跑来大开眼界。我抱着那包小衣服哭啊哭，哀叹自己命运不济。

　　后来我收到他的绝交信，他说我欺骗了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写信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或许是邻居们出于妒嫉，从他给我的信上偷看到了地址，也可能是组织上出面了结了此事。

　　后来怎样了。唉，没什么好说的。我和船厂的一个不错的人结了婚。他爱喝两盅，但其它方面还可以。当然不能同彼特亚相比。彼特亚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人，最能理解女人的心。我只有彼特亚送我的那件大衣，好像永远也穿不坏。

　　有时我会抱它大哭一场：你这个坏东西，我对它说，为什么你不快点磨破，也好让我把你忘掉？可我又舍不得卖掉它。那些磨不掉的回忆……“是的，真正的猫皮是穿不坏的……”尼尔娅若有所思地说。她是位音乐教师，态度文静，肤色微黑。“我母亲也有一件，穿着它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后来还给我改了条大衣领子呢。”

　　“这不新鲜，”奥尔佳笑道，“四年时间对毛皮大衣来说并不算长，我那件还跟新的差不多呢。”

　　“可你根本不知道我母亲是怎么穿的：在地洞里穿，在集中营里当铺盖，还有一次在法西斯的眼皮底下掩护了我呢。”

　　“给我们讲讲吧，”爱玛道。

　　尼尔娅含泪摇了摇头：“以后吧，行不行？现在我不能……以后吧。”

　　拉丽莎从床上坐起来：“我来讲讲我的初恋，你们想听吗？”

　　“当然想听。”女人们喊道。拉丽莎一直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因为她性格沉静，独立性很强。来探望她的只有几位同事，仅仅来过三四次，可她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来。病友们自然都想知道她是如何变得这么自强、自重的。

　　拉丽莎稍加思索，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　故事之二

　　由生物学博士拉丽莎讲她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恋爱，这爱情由单恋发展到双方的倾心；她还战胜了一个情敌。她曾一度以为自己的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她仍在痴心地等待，直到他又回到她的身边。

　　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分别了，她等啊等，最后几乎绝望了，这时她发现他已经死了。她期望着能再遇见一个像他那样的恋人，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她决定不再寻觅，便打算生个孩子自己抚养。

　　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发生在我５岁的时候……你们别笑，先听我讲，等我讲完后，也许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那是战争年代。我父亲主管一个军用飞机场，我母亲是一名军医，他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怕我在战乱中丢失，不愿将我寄放在亲友家中或儿童养育院里，就把我带在身边。机场随着战线的移动不停地搬迁，我也跟着他们一同转移。我伪装起来，躲在一包衣服下面，遇到检查，便一动不动。上级领导到单位视察时，他们便把我藏起来。我就这样跟着流动部队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有一次从航空学校分来一名新飞行员，他才１８岁，是这里最年轻的战士，可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很大，是个大人。

　　他个头高高的，满头金发，一张晒得黑红的脸膛，一双蓝眼睛。他性情活泼，胆量过人。他叫弗洛德卡，人缘特别好。单位的医务室和病房里有几个姑娘，还有一位名叫拉伊什卡的女报务员，都盯上了弗洛德卡。那个拉伊什卡好像还真有点门儿。可我还是把弗洛德卡从她手中抢了过来。你们别笑，这是真的。

　　那个男孩——如今在我这个快４０岁的老太婆眼里他那时的确是个男孩——他怎么会被我这个部队里人人娇惯的女娃迷住，我不得而知。可当时我们确实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立刻跑到飞行员宿舍。大家隔窗望见我，就朝弗洛德卡喊：“你女朋友一大早就来看你了，还不快接她去。”

　　弗洛德卡便跑到门口迎接我，将我一把抱起来，然后才一同到食堂吃早饭。他盘子里的好吃的，一般是一两块果脯什么的（这在战时都是难得的佳肴），常常理所当然地归我享用，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呀。我父母不让他这么惯着我，有一次居然一整天都没放我出去，怕我打扰他。我在家里又哭又闹。当弗洛德卡出现在门口时，他们都吃了一惊。他在门口向父亲行军礼，说：“报告司令员同志。请允许我把女朋友带走；到了我们检查飞机的时候了。”

　　他们便放我跟弗洛德卡走了。我们俩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常弗洛德卡清理、维修他那架飞机。那是一架Ｕ２型侦察机，他的同伴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书橱”。他检修发动机，拧拧这儿，弄弄那儿；我呢，爬上机身，拿块抹布四处擦灰。弄完之后，弗洛德卡又把我抱进机舱，我们就绕机场转上两圈。

　　这也得到了父亲的允许。下了“班”，我们俩一起去吃晚饭。

　　食堂里的飞行员们就会逗我：“喂，劳卡，你的飞机怎么样？”

　　“一切正常。”我郑重其事地回答。

　　一次，弗洛德卡为了我和另一位飞行员干了一仗。那天我玩累了，跑到他房里去喝水。有几个人在宿舍里偷着喝酒，可他们并不避我，弗洛德卡教过我要对朋友讲义气。单位里的事我都知道，有时甚至比我父亲的消息还要灵通。我进了屋，发现弗洛德卡不在，就随便拉住一个人向他要水喝。这个混蛋喝得醉醺醺的，竟然给了我一杯烈酒。我喝了一大口，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