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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十曰谈 作者:[苏联] 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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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奇迹出现了。几天后克拉芙迪娜第一次开始抱怨有臭虫咬她。邻居们很同情她，堂而皇之地说：“要紧的是讲卫生。？”
但从此以后我们房间的臭虫绝迹了，这太奇了。你们知道，我们过去喷过多少药都不管用，而现在居然全不见了，就好象它们搬了家。我把放臭虫的事悄悄告诉了我姐姐。她着实给乐坏了，然后说：“很清楚，克拉芙迪娜吃得好，保养得好，血液丰富、甘美。自然那些
臭虫不愿跟我们挨饿，而且我们这儿连它们睡觉的地方都很少，这些可怜的小宝贝儿。但后来你拿过去的臭虫回来告诉它们，说隔壁有好多好多好吃的，还有好多地方睡觉。于是它们就搬了过去。”
爱丽什卡天真的报复和她姐姐的惊人智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然后大家便安静下来开始睡觉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八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九天 高尚行为
第九天早上，奇迹发生了。像往常一样，护士进来了，用车推着一只筐，里面装的全是包裹，是女人们的亲戚或丈夫寄来的。每人都有，当然，浪荡女吉娜和拉丽莎除外，只有两个同事来看过拉丽莎，而来看吉娜的人一个也没有。其他人每天都能收到包裹，因为医院的伙食不够吃。
分完包裹，护士突然又从筐底拉出一个大包，问：“你们谁叫伊万诺芙娜？”
“是我。”吉娜回答说。
“这是你的包？”
“不是我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伊万诺芙娜。不会有人给我寄东西来的。”
“吉耐达·斯蒂色诺芙娜·伊万诺芙娜。１０号病房。对吗？”
“对。”
“哎，别耽误时间。”
护士生气地把包扔到吉娜的床上，推着车就走了。包被撕开了，几只橘子、苹果掉了出来，滚到床上和地板上。女人们急忙把它们拾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吉娜床头。她闷头坐在床上，不敢再看包里还有什么东西。最后她还是撕开了里面的包，大家都看见了里面的东西：蓝色法兰绒睡衣、蓝拖鞋、镶花边的白睡裙。还有其它一些小包或小盒子，但此时吉娜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她的手颤抖着翻弄这些礼物，寻找着最重要的东西。终于她找到了一封信，撕开信皮，抽出一小片儿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看完信便一头扎到枕头里哭了。
“怎么了，吉奴丽娅？”阿尔宾娜急忙跑过来问。“为什么这么伤心，信是谁写来的？”
吉娜默默地把那片纸交给了她。阿尔宾娜读完信感到十分惊异。“吉奴丽娅，这太棒了。我可以读出来吗？”
吉娜点了点头。阿尔宾娜大声读起来：“亲爱的吉耐达，我没法忘掉你，一直在找你。简直是奇迹，我找到了你。本想可能一两年之内才能找到你，没想到现在就找到了。寄上睡衣、睡裙和拖鞋，这样我妻子就不会穿着病号服走动了。我为我们的儿子买了许多东西，我看你时带去。我想念你们母子，尤其渴望见到你，哪怕就看一眼。务必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们的窗户朝哪边。你幸福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伊戈尔。”
“真是奇迹。”爱丽什卡欢快地喊叫着，在她床上跳了起来。
“他怎么找到你的，吉娜？”娜塔莎惊奇地问。
“我不知道……”吉娜窘迫地回答说。
“但我知道。”阿尔宾娜突然大声叫道。“瞧那两个人，她们正偷偷乐呢。”她指的是佳丽娜和拉丽莎，两个人正并肩坐在佳丽娜的床上，试图装出一副旁观者的样子。“她俩是策划者。我见她们在盥洗室写信来着。当时我还以为佳丽娜要动员拉丽莎再次参加不同政见运动，策划什么抗议活动呢。哎，承认了吧，是你俩给伊戈尔写的信，对吗？”
佳丽娜和拉丽莎只好承认，是她俩给伊戈尔写信，把他未婚妻的情况告诉了他。拉丽莎和佳丽娜焦急地望着正在抽泣的吉娜。“吉诺契卡。请原谅我们。我们本以为做了件好事……但最后还是由你决定，你可以仍旧拒绝伊戈尔·米哈依洛维奇。”
吉娜抬起了头。“现在没必要了。”她抓起蓝色睡衣，使劲用它擦了擦眼泪。
五分钟后，吉娜把这些时髦衣服全穿上了，然后把换下来的印有医院字样的破旧黄衬衣、脏灰睡衣和打补钉的拖鞋，一只是黄色的，一只是褐色的，通通还给了护士长。
早上这件事使女人们一整天都没平静下来。她们相互耳语，时不时瞟吉娜一眼，感到很快乐。吉娜默默坐在自个儿的床上，脸上挂着甜蜜和幸福的笑意。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说的是一位备受其夫之害的妇女决定不再跟他离婚并因此而挽救了他。
我有个姑姑叫柳德米拉。我出生时她才十几岁。大家都叫她柳德米尔卡，可我当时叫这个名字太吃力，于是就叫成了“德尔卡”，并且习惯了这种叫法，直到现在还这么叫。
德尔卡１８岁时嫁人了。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丈夫波里斯是个电工，整日酗酒，打老婆。记得她做姑娘时就很瘦弱，眼睛暗淡无光，头发干枯。婚姻的不幸把她折磨得更不成样子了，到４０岁时她已老得象个老太婆。可后来奇迹发生了。大家都知道那句俄国谚语吧，“四十是女人的黄金时代。”
而德尔卡４５岁时却焕发了青春。
那是从她儿子参军时开始。德尔卡早就对她母亲讲过，只要儿子一长大，她就跟丈夫离婚。这自然是因为他酗酒。所以沙约扎参军后德尔卡就离开了家。“好了。我受够了。”她说。她找了间房子，又换了工作。她以前在一个车站的订票室当出纳员，工作很累，时间又长。谁都知道在车站排队买票的队伍有多长，有时人们一排就是好几天。他们又累又乏，等排到售票口时人都快散架了。这种工作德尔卡做了近二十年，仅仅为了多挣几个卢布，因为波亚姑夫把钱都花在喝酒上了。后来她在旅游局找了个差事。那里的气氛可大不一样，顾客也迥然不同。人们都在度假、旅游，他们幸福、愉快。德尔卡自己也开始旅游：她经常买上一张减价车票到塔林或南方的什么地方去玩。在旅游局工作的人员都享受减价车票待遇。她
开始打扮自己。她从前一直挽着头发，现在则剪成了短发。这时她才发现她有着多么漂亮的灰色头发。她疲惫的眼睛开始变得闪闪发光，似乎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她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而且似乎身高每月都在长。不久，她有了恋人，那人一直都在打光棍儿，到４０多岁了才忽然决定结婚。他有点老派，这正合姑妈的胃口：没有污言秽语和粗鄙之举，只有鲜花和吻手礼。他自己有辆汽车，因此每天上下班接送她。我和妈妈都高兴极了：德尔卡４５岁才享受到青春的快乐。
但她的幸福还没开始就被毁掉了。一天波亚姑夫打来电话，说他要住院，让姑姑去照看他们的房子。德尔卡问道：“为什么？你要长期住院吗？”
他相当平静地回答：“我可能会死在那里。我得了癌症。
你要好好看管咱们的房子，以免将来儿子回来没地方祝你如果能把我的丧事办得象样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德尔卡不顾一切地回去了：她的确离开了丈夫，但现在他病了，她至少也应该亲自把他送到医院埃他住进一家癌症医院，准备动手术，因为酗酒过度，他得了喉癌。他的手术看来相当成功，德尔卡带着大包小包去看他，陪他，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不久他就出院了，出院前德尔卡同医生谈了一次，医生说象这样的病第一次手术后往往会复发，因为病毒不仅危害了咽喉，同时也侵入了胃肠、肝脏。“要让他身体的整个系统积极地抵抗病毒的进攻，这是唯一的希望。这就看病人有没有康复的信心了。人们往往一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就自以为死期不远了。”
听了医生的话，经过深思熟虑，德尔卡终于下了决心。她回到家中，把凌乱不堪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打开衣箱，她发现他已经把他所有象样的衣服全都换酒喝了，于是她决定给他买新衣服。她先买了一件质地考究的大衣。她想：“如果我给他买件衬衣或一套西服，他会以为那是为他准备的丧服。
为死人装裹一般都用好衣服，可从来没有用大衣的。他一看新大衣就知道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死。”
她还为他买了套服、内衣、衬衫和新鞋，花了不少钱。我也解囊相助。后来姑姑跟我讲了出院前她把一包衣服拿出来时他的反应。他穿上衬衫、套服后说：“这下进棺材时可有衣服穿了。多谢了。”
“你为什么要想到死呢？”她严肃地问。
波亚姑夫哀伤地望着她，自怜地说：“唉，你明明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德尔卡双手叉腰，冲他喊道：“癌症。你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你这可怜的人得了癌症，是吧？你心里的小算盘我一清二楚。你想让我回来，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可以打着癌症的幌子又开始酗酒。哼，真是痴心妄想。别急，先听我说。
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１００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３０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１０到１５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
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１９３０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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