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之家 作者:[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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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电话那会儿，房子还远不能住人。四年前，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就极力争取装个电话。可偏偏现在连个遮风蔽雨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来装电话了。电话没用多久，总还算是跟孪生兄弟通过几次话。嘈杂声震耳欲聋，镇上的接线员时不时打断他们的谈话，兄弟俩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在电话里得知布兰卡生病了，嬷嬷们不愿意照料她。姑娘咳嗽不止，时常发烧。当时，家家都有肺结核病人，都很害怕这种病。克拉腊决定回去看看布兰卡。就在她离开的当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用手杖砸坏了电话。开始的时候，他敲打了几下电话机，嚷嚷着说人都走了，你快住嘴吧。电话机还是一个劲地嗡嗡响，他一怒之下，乒乒乓乓砸了电话。老佩德罗．力口西亚费了好大劲给他接好的锁骨又脱臼了。
　　　　克拉腊第一次独自一人出远门儿。几年来，她一直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过去有人负责具体安排，她什么也不用管，可以一边观赏窗外的风景，一边随意遐想。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把她送到车站，陪她上车找好座位。告别的时候，她俯下身来，在他面颊上轻轻地印了一个吻，接着粲然一笑。佩德罗第二把手放在脸上，防备一阵风吹跑了这个飞快的吻。他没笑，心中充满悲伤。
　　　　克拉腊凭直觉——而不是凭对事物的认识或者靠逻辑推理——顺利来到女儿的学校。修女学校校长在庄严的办公室里接待她。屋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鲜血淋淋的基督像，桌上摆着一束红玫瑰，显得不大协调。
　　　　“我们请了医生，特鲁埃瓦夫人。”她说，“孩子的肺没啥问题，可您最好把她带走，农村对她大有好处。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您要明白。”
　　　　修女摇了摇铃，布兰卡进来了。她显得更加瘦削，面色苍白，眼睛下有一片暗紫色的阴影，随便哪位母亲看了都会为之动容。克拉腊一看就明白了，女儿得的不是身体上的病，而是心病。穿上那身难看的制服，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衣服缝儿绷得紧紧的，显出一副少妇的体态。布兰卡看到妈妈非常惊讶。她记得母亲是一位身穿白色衣服、性情愉快、漫不经心的天使，短短的几个月内竟变成了一位能干的主妇，手上长了老茧，嘴角边生出两条深深的皱纹。
　　　　她们一起到学校去看望那对孪生兄弟。这是他们地震后第一次相会。她们惊奇地发现这座古老的学校竟是全国唯一没受到地震灾害的地方，那里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地震。他们对上万名死者既没有哀悼，也不感到难过，照样用英语唱歌，照样玩板球。只有大不列颠传来的迟到三个星期的消息才会引起他们震动。母女俩还看到一件怪事。这两个孩子血管里流着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又出生在美洲的一隅，可讲起卡斯蒂利亚语来却带有牛津口音。他们唯一能够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左眼眉往上一挑表示惊讶。同那两个在农村过夏天的长虱子的淘气包儿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克拉腊和儿子告别的时候，低声说：“但愿撒克逊人的唾液别把我的孩子变成傻瓜。”
　　　　老奶奶尽管年纪高迈，主人不在的时候，街角大宅院还是由她负责。她这一死，用人就群龙无首了。没人监督，大家索性不干活儿，大白天的昏昏沉沉睡大觉，散布流言蜚语。花草树木没人浇水，全部干枯，屋角里蜘蛛到处爬。情况糟透了，克拉腊决定闭门谢客，辞退所有用人。然后，她和布兰卡用床单盖好家具，四处放上卫生球。她们一个个地打开鸟笼，一时间满天都是小鹦鹉、金丝雀、朱顶雀和克里斯托碣鸟。渴望自由的小鸟儿盘旋了一阵儿，最后展翅飞向四面八方。布兰卡注意到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帷幕后面没有出现一个鬼魂，没有出现一个凭第六感觉可以觉察出的红玫瑰十字教派成员，也没有出现一个饥饿求食的诗人。妈妈似乎变成一位普普通通的举止泼辣的夫人。
　　　　“妈妈，您变多了。”布兰卡说。
　　　　“不是我变了，孩子。是世界变了。”克拉腊回答说。
　　　　离家前，她们来到下人住的那座院子里的老奶奶的房1　司。克拉腊打开抽屉，拿出那个善良的女人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硬纸箱子，检查了一下衣柜，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几双旧草鞋和用带子或皮筋捆着的大小不等的盒子。盒子里保存着“第一次领圣餐”和洗礼仪式的小照片、几缕头发、指甲、退色的相片，还有几双穿旧的婴儿的小鞋儿。这是瓦列家和后来的特鲁埃瓦家所有儿女的纪念物。孩子们都经过她的手，她都在怀里抱过。从床底下找到一包化装用的东西。当年，克拉腊不肯说话的时候，老奶奶用这些东西吓唬过她。克拉腊坐在床边，把这些宝贝放在腿上，哭了好大一会儿。老奶奶为了别人生活得安逸操劳一生，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人也没有。
　　　　“她想尽办法吓唬我，结果自己反被吓死了。”克拉腊说。
　　　　她让人把老奶奶的遗体迁到天主教陵园内瓦列家的坟地里去。据她估计，老奶奶不喜欢和新教徒以及犹太人埋在一起，死后也宁愿跟随她生前服侍过的人。她在墓碑旁放上一束鲜花，然后和布兰卡一起去车站，回转三星庄园。
　　　　坐在火车上，克拉腊把家里发生的新鲜事和父亲的病情全对女儿讲了。据她所知，女儿想问的事情只有一件，她等着布兰卡发问。可是布兰卡没有提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名字，克拉腊也没敢问。她认为，如果提到人名，问题就具体化了，不能置之不理了；相反，如果把话闷在肚子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可能自行消失。佩德罗第二赶着大车到火车站接她们。布兰卡听见他一路上吹口哨，直吹到三星庄园，心里非常奇怪，因为管家本来是个出名的大老蔫儿。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坐在装了两个自行车轱辘、蒙着蓝色长毛绒的大椅子上。他托人在京城买了把轮椅，正等着克拉腊随行李带来。他使劲用手杖敲敲打打，嘴里骂骂咧咧，指挥建房工作。他光顾指挥人了，只是草草地吻了她们一下，连布兰卡身体如何也忘了问一声。
　　　　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板桌上就餐，只有一盏油灯照明。布兰卡看到母亲吃饭用的盘子是手工制作的陶盘，就像砖窑里烧出的砖一样，餐具在地震中全部毁坏了。厨房里没有老奶奶指挥，饭菜简单到寒伧的程度。只有一盆浓浓的滨豆汤、面包、奶酪和媪侼果甜食，还不如她在寄宿学校星期五斋戒日吃的东西多呢。埃斯特万说，一旦两条腿能站起来，他要亲自到京城去购买最精致、最贵重的物件，把家里装饰起来。乡巴佬儿的生活他可过腻了。全怪这个缺德的国家，可恶的大自然老是歇斯底里大发作，饭桌上说了那么多，只有一件事引起布兰卡的注意，那就是父亲已经辞退了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不准他再踏上庄园的土地，原因是他在农民当中散布共产党的思想。姑娘听到这话，顿时面如死灰，手一抖，勺儿里的东西掉在桌布上。只有克拉腊察觉到她惊慌失色。埃斯特万一提起那些专咬恩公手指头的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是说个没完。“全怪那些鬼政客！　你就拿那社会党新提的候选人来说吧，他不过是个傀儡，可胆子倒不小，坐着三等火车从北边儿跑到南边儿，在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当中鼓吹布尔什维克那套大话，他小子别到这儿来，要是在这儿下火车，我们就把他自匝成肉泥，我们都准备好了，全区里没有一个老板不赞成，不能让他们到这儿来宣传反对诚实劳动，反对勤快人享受合理的优待，反对那些在生活中率先前进的人得到适当的补偿，懒汉要和我们分得一样多，那叫没门儿，我们顶着大太阳一干就是一整天，我们懂得把资本往哪儿投放，我们敢冒风险，敢担责任，直说了吧，‘耕者有其田，i　文句话得看怎么说，在这儿，善于耕田的只有我一个，没有我，这儿是一堆瓦砾，今后还是这样，基督也没说过我们该和懒汉们分享劳动成果，那个臭小子佩德罗第三竟敢在我的庄园里说这种话，我很尊重他父亲，他爷爷救过我的命，我才没给他脑袋上来一枪，可我警告过他，我要是看见他再在这儿转悠，就用猎枪把他打成烂泥。”
　　　　克拉腊没有参加谈话。她忙着把东西摆在桌上，撤下去，睨视女儿。在把汤盆里剩下的滨豆汤撤下去的时候，她听到了丈夫那套陈词滥调的最后一句话。
　　　　“世界的变化你是阻止不了的，埃斯特万。即使佩德罗第三不干，还有别人把新思想带进三星庄园。”她说。
　　　　埃斯特万抡起手杖把妻子手上拿着的汤盆打出老远，残汤流了一地。布兰卡吓得站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对克拉腊发脾气。她想，妈妈一定会神经错乱，从窗户飞出去，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克拉腊和往常一样镇静地捡起汤盆的碎片，根本不打算听埃斯特万吣出的粗言恶语。等丈夫嚷嚷完，她在他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道过晚安，拉着布兰卡的手走了。
　　　　佩德罗第三不在，布兰卡并没有失去平静。她天天到河边去等他。她知道自己回到农村的消息早晚会传到他耳朵里，不管他在哪儿，一定会听到爱情的呼唤。果然不出她所料。第五天，她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身披一件冬天用的斗篷，头戴宽边帽子，牵着一头毛驴。驴身上驮着炊事用具，有锡合金锅、铜茶壶、大号搪瓷高压锅、大大小小的勺子。那人手里拿着个拨浪鼓，人没到，提前十分钟就听见拨浪鼓的声音了。布兰卡没认出他来。他像一个外省的走街串巷卖东西的穷老头儿。来人在布兰卡面前停住脚步，摘下帽子。她看到一头蓬乱的头发、一部又粗又硬的络腮胡须、一双漂亮的黑眼睛。毛驴停下来啃青草，背上的锅叮当乱响。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分别了几个月，沉默了几个月，一见面立刻如饥似渴地享受重逢的欢乐。他们在石头上、在荆棘丛中滚来滚去，不顾一切地呻吟。然后，在河边芦苇丛中拥抱在一起。在蜻蜓的嗡嗡声和青蛙的呱呱声中，布兰卡告诉他：她把香蕉皮和吸墨纸放在鞋子里，好让自己发烧；吃下粉笔末儿，果然咳嗽起来。嬷嬷看了，不得不相信她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的确是肺结核的症候。
　　　　“我要跟你在一起！　”她吻着佩德罗第三的脖子说。
　　　　佩德罗第三对她讲了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谈到远方的战争，一半人类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奄奄一息，出现了大批孤儿寡母。还向她介绍了欧洲和北美的工人。说他们的权利受到尊重，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流血牺牲换来了上帝要求的比较合理的法律和共和国，那里的统治者不会再贪污灾民的奶粉。
　　　　“我们这些乡下人对这些事知道得那么晚，我们不了解别处发生了什么事。这儿的人非常恨你爸爸。只是他们太怕他了，不敢组织起来跟他对着干。你懂吗，布兰卡？　”
　　　　她懂得。不过，这会儿她只想呼吸他身上的新粮的香味儿，舔他的耳朵，把手指插进他浓密的胡子里，听他求爱的呻吟。她也为他担心。她知道，父亲说过要给他脑袋上一枪，而且全区的地主也乐得这么干。布兰卡向佩德罗第三讲了一位社会党领导人的遭遇。几年前，这位领导人骑自行车跑遍全区，到各个庄园散发小册子，组织雇工。最后被桑切斯兄弟抓住了。桑切斯兄弟把他乱棍打死，把尸体挂在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示众。尸体悬在半空中摇晃了一天一夜，直到宪兵骑马赶到才把尸体解下来。为了隐日芮真相，桑切斯兄弟把罪责推到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身上。其实谁都知道这些印第安人性情温和，连宰只鸡都害怕，更甭说杀人了。桑切斯兄弟把尸体从坟里挖出来，再次暴尸示众。把这些说成是印第安人干的，实在太过分了。可是，连司法部门也不敢干预，这位社会党人的暴死很快就被遗忘了。
　　　　“他们会杀死你的。”布兰卡抱住佩德罗第三说。
　　　　“我会小心的，”佩德罗第三安慰她说，“我在一个地方不能待太久，所以不能天天来看你。你就在这个地方等我。我能来一准来。”
　　　　“我爱你。”她抽噎看说。
　　　　“我也爱你。”
　　　　他们再次热烈拥抱，在这个年龄上，热乎劲儿是没完没了的。那头毛驴还在啃野草。
　　　　为了不回学校，布兰卡做了许多手脚，像喝热卤汁引起呕吐啦，吃青李子拉肚子啦，用马肚带勒紧腰腹显得疲劳不堪啦。最后，人人都知道她体弱多病。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好事儿。她能模仿天下百病的症状，而且装得惟妙惟肖，即便医生会诊也能让她糊弄过去，甚至她本人也认为自己弱不禁风。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她先把自己的身体想上一遍，看看哪儿疼啦，又得了什么新毛病啦。她学会利用一切机会——从气温变化到吸进花粉——让自己觉得病魔缠身，把头疼脑热变成要死要活的疑难大症。克拉腊认为，要想不生病，最好两手别闲着，她医治女儿病痛的办法就是让她干活儿。布兰卡必须和大家一样早早起床，先洗个冷水澡，然后干各种各样的事，到学校教书，去作坊缝纫，担起护士的各项工作，从灌肠到用针线缝伤口。尽管她一见血就头晕，一清扫呕吐物就出冷汗，那也得干。老佩德罗．力口西亚快九十岁了，几乎拖不动那把老骨头了。他同意克拉腊的意见，认为有手就得用。有一天，布兰卡闹着说偏头疼，疼得很厉害。老头儿把她叫了去，二话没说就把一团泥巴放在她的怀里。整个一下午教她用泥巴做炊事用具，姑娘还真的忘了头疼。老头儿万万没想到，他教给布兰卡的手艺，后来竟成了她唯一的谋生手段，而且在最悲痛的时刻给了她很大的慰藉。老佩德罗教给她一边用脚踩动转轮，一边两手飞快地摆弄软软的泥巴，制作瓦盆瓦罐。不过，布兰卡很快就发觉她不喜欢做那些实用的东西，觉得做些小人儿啊，小动物啦，要有意思的多。过了一阵子，她制作出一大群小家畜和五行八作的手艺人，木匠啦，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