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7-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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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世英说，不好色吗？　
　　孙格玲说，对，不好色！　
　　肯定？　
　　肯定。　
　　何世英不断地摇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滨江组经过审慎的研究，认为，最佳地点是孙格玲的家里，孙格玲把李兆麟将军引到她家里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孙格玲有一大家子人，暗杀李兆麟将军不可能在那里进行。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给孙格玲另外找一个住处。　
　　滨江组选来选去，最后确定在水道街九号，即特务孙海靖的家里。孙海靖的家内部格局好，便于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隐蔽，不易被发现。另外，这幢楼里大部分是临时租住的客户，你来我走，走马灯似的，大家谁也不在意谁，不会引起外人的警觉。　
　　水道街即现在的兆麟街，水道街九号，即我的朋友小孙住的这幢旧楼。　滨江组命令孙海靖一家立即搬走，然后，按照白俄的家居方式做以简单的布置，让孙格玲住进去。孙海靖一家只拿走了一些必要的物品，就悄悄地搬离了这里。所以，他搬走的消息，水道街九号的邻居们并不知情。滨江组让孙格玲有意和周围的邻居建立一下必要的关系，要让这个楼的住户熟悉她。　
　　房子问题解决以后，滨江组开始研究具体负责暗杀李兆麟将军的人选。为了以防万一，避免给党国给军统造成不利影响，决定由滨江组潜藏的特务，江北警察分局的刘希贤出面，由他和江北马家船口的土匪孟庆林联系。最后，刘希贤以事成之后给每人二十万元红军票为诱惑，落实了雇用土匪实施暗杀李兆麟将军的计划。滨江组考虑到李兆麟将军是久经沙场的抗日将军，实施这项暗杀活动的过程肯定是极其困难的。滨江组决定，命令另一个潜藏在医务界的军统特务南守善搞点儿毒药，让孙格玲设法毒死李兆麟将军。南守善接到任务后，立刻通过南岗百龄制药厂的杜忠忱买了五百克氰酸甲锂，碾成细末装在小瓶里，亲自送到滨江组。为了确保暗杀任务的万无一失，滨江组还让雇用的土匪事先准备好尖刀，在孙格玲投毒不成的情况下，出来刺杀李兆麟。　
　　任务布置完以后，为了慎重起见，滨江组的特务和土匪孟庆林等人专门到孙格玲的住处进行了实地考察、演练，再一次确认暗杀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与此同时，滨江组还秘密通知附近的国民党驻军，即铁石部队的蔺连长，告诉他说，如果一旦听到这幢楼里响起枪声，一定不要理睬。　
　　三月八日，在全市召开的庆祝妇女节的大会上，孙格玲再次见到了李兆麟将军，并约他会后去水道街九号，到她的家里坐一坐。李兆麟将军犹豫了一下说，再联系吧。　
　　当天下午，孙格玲又一次给中苏友协打电话，邀请李将军第二天（即九日，星期六）到家里做客。这一次，李兆麟将军答应了，并在他办公室的日历牌上写下了“九日去约会”几个字。　
　　这时候，滨江组暗杀李兆麟将军的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为了以防不测，滨江组又安排了特务在水道街附近负责武装警戒。并且再一次地在孙格玲“家”里进行了实地演练：由滨江组的特务刘文声把毒药放到暖瓶里，之后，阎宗章、高庆三孟庆云躲到壁橱里。如果李兆麟带警卫员来，就先让李兆麟将军和警卫员到小屋里喝茶，毒死他们。如果毒不死的话，就改成枪杀。枪杀之后，把李兆麟将军的尸体肢解，用马车运走。让李兆麟将军从此蒸发掉。　
　　就在这天的下午，何世英接到了孙格玲的电话，说李先生将在九日下午三点到她的新家去。　
　　接到孙格玲的电话后，滨江组特别行动小组立刻赶到孙格玲的住处，按计划分别隐蔽好。约定，李兆麟将军到了以后，如果孙格玲将杯子摔在地上，他们立刻从壁橱里冲出来，实施暗杀。　
　　三月九日下午三点钟，市委会结束了。李兆麟将军随即乘车回中苏友协。当汽车行至哈尔滨日报社附近的时候，车子出了故障。李兆麟将军让警卫员李桂林留下，帮助司机修车，自己步行回中苏友协。途中，他遇到了中苏友协后勤的一位同事赶的马车，于是，李将军搭乘马车回到友协。回到协会后，他询问了一下秘书，有什么事情？秘书说，没有事。他便对秘书说，我到水道街九号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等李桂林回来后，让他开车去接我。　
　　然后，李兆麟将军步行去了水道街。到水道街的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按照孙格玲说的地址，李兆麟将军来到三楼，正好有一个叫王兰的住户出来，李兆麟将军便问，有没有一个市政府的职员住在这里？　
　　……　
　　我的朋友小孙对我说，还没等王兰回答呢，孙格玲很快从屋里出来，把李兆麟将军迎进屋里，说，李会长，快请，快请。　
　　……　
　　我问小孙，进屋之后呢？　
　　小孙继续表演当时的“情景再现”。　
　　他说，进屋之后，孙格玲说，李会长请坐吧。李兆麟将军环视了她的房间，说，这房子不是很好嘛。边说边脱下大衣。　
　　我的朋友小孙说，尽管当时是三月份，但外面还是挺冷。　
　　我说，春风入骨寒。　
　　小孙说，对。这时，孙格玲假装羞涩地对李兆麟说，您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我不把屋子收拾好怎么好意思请您来呢。说完，孙格玲从暖瓶里倒了一杯有氰酸甲锂的红茶给李兆麟将军喝。　
　　我问，李兆麟将军喝了？　
　　小孙说，喝了。　
　　我问，没感觉味儿不对吗？小孙说，感觉味儿不对了。李兆麟将军说，这茶水怎么这么咸。话还没说完呢，李兆麟将军就晕倒在地上了。孙格玲立刻将杯子摔在地上。隐藏在壁橱里的阎宗章、高庆三、孟庆林听到孙格玲的暗号立刻蹿了出来。当时李兆麟将军还有一点清醒，试图用椅子同他们搏斗，但由于身体中了毒，已经没有力气了，被高庆三连刺了七刀之后，死亡。　
　　我听了以后，禁不住仰天长啸起来，他可是一个大将军啊——　
　　小孙不禁一愣，不再“表演”了，点了一根烟猛吸着，并嘟嘟囔嚷地说，你突然来这么一声，吓我一跳！整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李兆麟将军简介　
　　　
　　李兆麟，1932年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辽阳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先后担任珠河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总指挥、北满省委党委兼组织部部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东北委员会常委、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负责人、中共北满分局委员、滨江省副省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等职。　
　　原刊责编　何凯旋　
　　＇作者简介＇阿成，原名王阿成，男，山东博平人，曾当过司机、工厂干部、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罪恶》、《扭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的胡骚》等五部，随笔集《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等四部，英文版小说集《良娼》，法文版小说集《空坟》等。其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良娼》获1991年东北三省优秀作品奖，《东北人，东北人》获1992年黑龙江政府文艺大奖，《秀女》获本刊第十一届百花奖。现在《小说林》编辑部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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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楼　　　　　　


老张
谈　歌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大挖防空洞。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北方的一个超级大国可能对我们采取的突然袭击（当时似乎跟北边的那个国家很较劲）。现在回忆，当时战争有点儿随时都能到来的紧张感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当时很有名的三句口号。第三句老百姓弄不大懂，似乎是指国际关系的。第二句好理解，是指农业生产，要粮食丰收。第一句很实在，就是挖防空洞。　
　　1976年春天至1976年秋天，我有过一段挖防空洞的日子。回忆这期间，有一个人物值得写一写。人们都叫他老张，当时他四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就是眼睛小点儿，笑起来，挺慈祥的表情。很派头很首长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张全礼。但当时似乎没有人喊他的名字，都喊他老张。　
　　防空洞的工程一般有三种，一种是战备需要的，工程质量要求严格，一律是水泥钢筋，这要由部队的工程兵来做，属于军事工程。我只是听说，没有见过。第二种是大城市战略防御的，这是为了应对一旦发生战争，要保证当地政府的需要，这要由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政治上可靠）的人来做。第三种是一般城市供老百姓战时需要的，就由一些有问题的人来做。因为这是一个体力活。让这些人干，有点儿劳动改造的味道。而我们这个防空洞工程这三类都算不上。　
　　我所在的这个工程点，是由市政府为一个县里挖的，说是为了战争一旦爆发，让贫下中农使用的。贫下中农们大概都广积粮去了，这深挖洞的事，就交给了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来做。所谓问题，现在的青年人大概听不懂了，就是犯了错误的意思。说某某出问题了，就是犯错误了。现在回忆，这种决策的制定有些糊涂，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挖的防空洞，质量信得过吗？一旦有了战争，贫下中农敢使用吗？　
　　我是在1975年的“评水浒运动”中出的问题，当时批判宋江是一个投降派。我那天喝了点儿酒，私下对工友们说，宋江这个人其实不错，挺讲义气的嘛。就有一个要求进步的工友把这句话给捅到上边去了。这句话用阶级的观点一分析，便有了政治问题。于是，先是领导找我谈话，帮助我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就把我从机关拿了出来，办了几天学习班，我在领导的帮助下，在政治高度上认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问题，算过了关。再然后，领导便把我下放到这支工程队里来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老张也在里边。　
　　这支工程队有一百多人。人不太多，可这一百多人成分复杂。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些在“批林批孔”或者“评水浒运动”中犯错误的人，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我和十几位就属于这后一种人。　
　　我与老张不熟悉，并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单位派下来的。但他肯定有问题，否则绝不会来到我们这支队伍里。现在可以套用伟人一句语录（当时借我一千个胆子我也不敢随便套用伟人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各个单位，为了一个共同的深挖洞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每天的劳动量很大。八个小时是一定要干满点的，有时还要加班加点，说是为了赶进度。有一句口号是：要抢在超级大国发动战争之前。好像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我们的头上飞下来。能不紧张吗？我们吃住都在山里边，星期天也不下山，就是为了抢进度。　
　　老张有手艺，是砌工。也就是泥瓦工。我跟他是一样的工种。这活虽然比和泥搬砖稍稍轻松一些，可也是累得够戗。想想看；每天一个工要有上千块砖砌上去，从洞里爬上来的时候，人都像根棍子似的直了。　
　　有时星期天不加班了，也能休息一天。人们总算逮住歇息的机会了，就死死地睡觉。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时做梦也是睡觉。累啊。其实不睡觉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四外都是山。都是庄稼地和野树林子，现在想起来，如果到山上四处走走，也应该是一件很浪漫主义的事情，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心情去浪漫。而且没有特殊情况，队上也不让请假。这支队伍的队长兼指导员姓段。段领导管理得特严。　
　　这里我讲几句段指导员的事儿。段指导员本来是市里某国营大厂的一个革委会的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他也因为犯了错误，才给弄到这工程队里来的。他犯的这个错误有些荒唐：段指导员本来是某个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儿，三结合（现在的读者或许听不太懂了，三结合，即是当时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班子的一个形式，即有群众代表、有老干部代表、有解放军支左的代表参加组成的领导班子）时，段指导员被结合进来了。段领导被结合，不仅因为他造反有功，还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举动，他把他大年初一的生日改在了每年的7月1日，即和中国共产党一天过生日。这也被称为与旧的观念决裂的一个重大表现。当地的报纸上还为段指导员写过稿子。于是段指导员就出名了（这种事现在说起来，肯定有年轻的读者认定太荒唐，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是这般荒唐）。后来厂里成立革委会，他也被结合进来了，当了一个副主任。段领导又有了新举措，他再一次改生日，他对外宣布，他的生日要改在每年12月26日，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