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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作者:杨瑞-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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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
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想回头都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我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进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会就是一口大染缸，谁又能披一身白纱从里面走出来呢？
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涌来时，他们留了下来。这使我最终相信周是真心认为知识青年应该扎根农村。在他告诉我香对我们的联系不能释怀之后，我们不再通信，我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离开凉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总是心戚戚然。他们对我和周的关系知根知底，过去他们为了撮合我们，费了不少心机，到头来还是帮了周的倒忙。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么能对他们说这些话？而这个家庭的艰辛今我十分难过，老隋的病没有治好，医院也无能为力了，只能让他出院呆在家里。我去看他时，他似乎认了命，而最担心的是他的4个孩子。有一次他问我：〃我死了以后，江要改嫁，孩子们怎么办？〃我又能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
花儿和她父母为我饯行。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到了说再见时，花儿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满肚子怨愤要宣泄。我默默无言，任何劝解都显得虚伪。我走了，她还得在这里呆下去，呆一辈子。她的才华终被湮没，心梦难圆。过去我把这些梦想灌输给她，这也同样是我的梦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泪，但又怕这成了鳄鱼的眼泪。
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便是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特权都是户口制度赋予他们的。他们却真的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便我们这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
24 尾声
一星期后，我回到家中，父母直把我当成凯旋的拿破仑。母亲觉得我已青出于蓝了，一定要我答应将来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弟弟们，我自是满口应承。我们随即搬迁到石家庄，我在那儿继续我的学业。
12月，父母回北京和小炼、小跃及二姨一起过元巳，我则留下看家。其实当时我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盗贼光顾，我这么说不过想为父母节约些车费罢了。这段时间内我完全自学。在农村的那些年我开始相信〃老天有眼〃、〃善有善报〃之类的老话，所以我得好自为之，这样父母也许很快会给我带来好消息。母亲说了，她这次到北京要想办法把我们全家都办回去。
10天后，我接到父亲拍来的一份电报。一如过去几次的电文，简简单单，上面写着：〃母亡速回〃。我毫不怀疑母亲发现了什么迁户口的捷径，她要我过去帮忙，去打通某个关系，走某个后门。她太棒了！她真是个天才！好吧，妈妈，我来了，我们一起打一场攻坚战，快把这件事做成功！
我冲回北京，准备大显身手，但母亲不在家。父亲告诉我，母亲前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7日，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我愣愣地半天不相信这个消息，但父亲和二姨都在流泪，小炼和小跃也在哭，我只得迷迷瞪瞪地信了。
很快我在医院的停尸房里见到了母亲，我摸了摸她的脸和手，又冷又硬，和一块石头差不多。她的脸消了肿，眼睛却永远闭上了，她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我们喊她了。我这才开始哭出声来。
接着几天，我们戴了黑纱悼念母亲。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在悼念周总理。那个星期，北京有无数人为总理一洒热泪。我们哭，别人只当我们在哭总理。可怜的母亲，她生前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健康被饥馑所毁，学业因〃文革〃荒废殆尽，即便是死，也被一位伟人的死淹没得了无声息。可怜事还在后头。半个月后，父亲开始和一位老友重叙旧情。她是父亲与丁香分手后在1948年结识的，前几年离了婚。一个月后，父亲居然和她结为夫妻。所有人都为此震惊不已，我还算有思想准备，知道父亲这些年的苦恼，以及他无法使自己爱上母亲这样一个事实。我不能怪他，但我还是生了他的气。他在母亲去世后仅一个多月就再结婚这一举动深深地伤我的心。
父亲怎能这般无情无义？难道天下所有男人都这么没肝没肺？毕竞母亲爱他爱了27年，为他生了3个孩子，默默地尽其所能维持这个家。到头来她得到什么回报了呢？什么都没有！
我突然为母亲感到冤屈。在石家庄我们的新家里，我一个人幽幽地坐着垂泪：这间屋不久前还充满了希望，现在母亲撒手人寰，父亲新婚住在天津，这里人去楼空，到了停电时分，尤显冷清。坐在和我一样垂泪的素烛前，我无法集中思想学习，一任思绪飞回冀县，飞回北大荒，飞回北京我的童年时代。
父亲看不懂我求援的信，而母亲却看懂了。这么说究竟谁更关心我爱护我呢？后来的电报又是一例，母亲拟了那些电文。凉水泉的农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相信说话要吉利，咒人的话早晚会应验。他们会说是那些电报咒死了母亲。
那么母亲自己呢？她是否也相信这些老经验呢？也许不会，她受过高等教育，又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她骨子里也是中国人，过去我说小炼活不到5岁，她浑身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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