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旧唐书(上)-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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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于丰，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岁于新邑，册周公于太室。故《书》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后复立于丰，虽成洛邑，未尝久处。逮于平王，始定东迁。则周之丰、镐，皆有宗庙明矣。又按，曾子问“庙有二主”，夫子对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者。昔齐桓公作二主，夫子讥之，以为伪主。是知二主不可并设，亦明矣。夫圣王建社以厚本，立庙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司而严拱卫，取法玄象，号为京师。既严帝宅，难虚神位，若无宗庙，何谓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诚者祀，诚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亲敬，用交神明。位宜存于两都，庙可偕立；诚难专于二祭，主不并设。　　
　　或以《礼》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不可无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饰斋车，载迁主以行。今若修庙瘗主，同东都太庙，九室皆虚，既违于经，须征其说。臣复探赜礼意，因得尽而论之。所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见飨之庙不可虚也。今之两都，虽各有庙，禘祫飨献，斯皆亲奉于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虚陈于东庙。且《礼》云：“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昔汉韦玄成议废郡国祀，亦曰：“立庙京师，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人情礼意，如此较然。二室既不并居，二庙岂可偕祔？但所都之国，见飨之庙，既无虚室，则叶通经议者，又欲置主不飨，以俟巡幸。昔鲁作僖公之主，不于虞、练之时，《春秋》书而讥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时，尚为所讥。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时而作，违经越礼，莫甚于此。岂有九室合飨之主，而有置而不飨之文？两庙始创于周公，二主获讥于夫子。自古制作，皆范周孔，旧典犹在，足可明征。臣所以言东都庙则合存，主不合置。今将修建庙宇，诚不亏于典礼。其见在太微宫中六主，请待东都建修太庙毕，具礼迎置于西夹室，閟而不飨，式彰陛下严祀之敬，以明圣朝尊祖之义。　　
　　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据礼院奏，以为东都太庙既废，不可复修，见在太微宫神主，请瘗于所寓之地。有乖经训，不敢雷同。臣所以别进议状，请修祔主，并依典礼，兼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事同。臣与公卿等重议，皆以为庙固合修，主不可瘗，即与臣等别状意同。但众议犹疑东西二庙，各设神主，恐涉庙有二主之义，请修庙虚室，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于夹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内有不祧之宗，今用迁庙之仪，犹未合礼。臣等犹未敢署众状，盖为阙疑。”　　
　　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夫论国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经，以臻于中道。圣朝以广孝为先，以得礼为贵，而臣下敢不以经对。三论六故，已详于前议矣。再捧天问，而陈乎诸家之说，求于典训，考乎大中，庙有必修之文，主无可置之理。何则？正经正史，两都之庙可征。《礼》称‘天子不卜处太庙’，‘择日卜建国之地，则宗庙可知’。则废庙之说，恐非所宜废。谨按《诗》、《书》、《礼》三经及汉朝两史，两都并设庙，而载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征而去文饰，援据经文，不易前见，东都太庙，合务修崇，而旧主当瘗，请于太微宫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则奉斋车载主以行。”　　
　　太常博士顾德章议曰：　　
　　夫礼虽缘情，将明厥要，实在得中，必过礼而求多，则反亏于诚敬。伏以神龙之际，天命有归，移武氏庙于长安，即其地而置太庙，以至天宝初复，不为建都。而设议曰：“中宗立庙于东都，无乖旧典。”征其意，不亦谬乎？　　
　　又曰“东都太庙，至于睿宗、玄宗，犹奉而不易”者。盖缘尝所尊奉，不敢辄废也。今则废已多时，犹循莫举之典也。又曰“虽贞观之始，草创未暇，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者。谨按定《开元六典敕》曰：“听政之暇，错综古今，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朝。《春秋》谓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欤？”此时东都太庙见在，《六典》序两都宫阙，西都具太庙之位，东都则存而不论，足明事出一时，又安得曰“开元之法”也？又三代礼乐，莫盛于周。昨者论议之时，便宜细大，取法于周，迁而立庙。今立庙不因迁，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又曰“建国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者。谨按《六典》，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营构，营室百司，于是备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上都已建国立宗庙，不合引言。又曰：“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长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为置庙之例，则大非也。当汉两处有庙，所祭之帝各别。今东都建庙作主，与上都尽同，概而论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东洛复太庙，有司同日侍祭，以此为数，实所未解”者。谨按天宝三载诏曰：“顷四时有事于太庙，两京同日。自今已后，两京各宜别择日。”载在祀典，可得而详。且立庙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经？“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而欲立虚庙，法于何典？前称庙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为国之先也。前以非时不造主者，谓见有神主，不得以非时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际，主并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废主之瘗，请在太微宫”者。谨按天宝二年敕曰：“古之制礼，祭用质明，义兼取于尚幽，情实缘于既没。我圣祖澹然当在，为道之法，既殊有尽之期，宜展事生之礼。自今已后，每至圣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时”者。今欲以主瘗于宫所，即与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瘗，请藏夹室”者。谨按前代藏主，颇有异同。至如夹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庙主俱不中礼，则无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将营宫室，以宗庙为先，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东都既有宫室，而太庙不合不营。凡以论之，其义斯胜。而西周、东汉，并曰两都，其各有宗庙之证，经史昭然，又得以极思于扬榷。《诗》曰：“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大雅》“瓜瓞”，言丰庙之作也。又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诗》言洛之庙也。《书》曰：“成王既至洛，烝祭岁，文王骍牛一。”又曰“裸于太室”，康王又居丰，“命毕公保厘东郊。”岂有无庙而可烝祭，非都而设保厘？则《书》东西之庙也。逮于后汉卜洛，西京之庙亦存。建武二年，于洛阳立庙，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亲幸长安，行禘礼，当时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于京庙，行幸之岁，与合食之期相会，不奉斋车，又安可以成此礼？则知两庙周人成法，载主以行，汉家通制。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而引“七庙无虚主”之文。《礼》言一都之庙，室不虚主，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既联出征之辞，更明载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实相统，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无二，故废桑主，重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　　
　　或又引《左氏传》筑郿凡例，谓“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论。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左传》为筑发凡例，《谷梁》讥因薮泽之利，《公羊》称避凶年造邑之嫌。三传异同，左氏为短。何则？当春秋二百年间，鲁凡城二十四邑，唯郿一邑称筑，其二十三邑，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执此为建主之端，又非通论。或又曰：“废主之瘗，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瘗主之位有三：或于北牖之下，或在西阶之间，庙之事也。其不当立之主，但随其所以瘗之。夫主瘗乎当立之庙，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则太微宫所藏之所，与汉之寝园无异。历代以降，建一都者多，两都者少。今国家崇东西之宅，极严奉之典，而以各庙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质正，即周、汉是也。今详议所征，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时，岂可以拟议，亦孰敢献酬于其间？详考经旨，古人谋寝必及于庙，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国家承隋氏之弊，草创未暇，后虽建于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文物大备之朝，历于十一圣，不议废之。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庙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辟之司，与西京无异。銮舆之至也，虽厮役之贱，必归其所理也。岂先帝之主，独无其所安乎？时也，虞主尚瘗，废主宜然。或以马融、李舟二人称“寝无伤于偕立，庙不妨于暂虚”，是则马融、李舟，可法于宣尼矣。以此拟议，乖当则深。　　
　　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者。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惟郿一邑称筑。如城郎、费之类，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谓之尽有宗庙，理则极非。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简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此则必作有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职，但合一一据经；变礼从时，则须俟明诏也。　　
　　凡不修之证，略有七条：庙立因迁，一也；已废不举，二也；庙不可虚，三也；非时不造主，四也；合载迁主行，五也；尊无二上，六也；《六典》不书，七也。谨按文王迁丰立庙，武王迁镐立庙，成王迁洛立庙，今东都不因迁而欲立庙，是违因迁立庙也。谨按《礼记》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今东都太庙，废已八朝，若果立之，是违已废不举也。谨按《礼记》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今欲立虚庙，是违庙不可虚也。谨按《左传》：“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记》又曰：“过时不祭，礼也。”合礼之祭，过时犹废，非礼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时作主，是违非时不作主也。谨按《曾子问》：“古者师行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皇氏云：“迁庙主者，载迁一室之主也。”今欲载群庙之主以行，是违载迁之主也。谨按《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也。”今欲两都建庙作主，是违尊无二上也。谨按《六典》序两都宫阙及庙宇，此时东都有庙不载，是违《六典》不书也。遍考书传，并不合修。浸以武德、贞观之中，作法垂范之日，文物大备，儒彦毕臻，若可修营，不应议不及矣。《记》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天之体，动也。地之体，止也。”此明乐可作，礼难变也。伏惟陛下诚明载物，庄敬御天，孝方切于祖宗，事乃求于根本。再令集议，俾定所长。臣实职司，敢不条白以对。　　
　　德章又有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两状，并同载于后。其一曰：　　
　　伏见八月六日敕，欲修东都太庙，令会议事。此时已有议状，准礼不合更修。尚书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状。德章官在礼寺，实忝司存，当圣上严禋敬事之时，会相公尚古黜华之日，脱国之祀典，有乖礼文，岂唯受责于旷官，窃惧贻耻于明代。所以勤勤恳恳，将不言而又言也。　　
　　昨者异同之意，尽可指陈。一则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庙；次同欲崇修庙宇，以候时巡。殊不知庙不合虚，主惟载一也。谨按贞观九年诏曰：“太原之地，肇基王业，事均丰、沛，义等宛、谯，约礼而言，须议立庙。”时秘书监颜师古议曰：“臣傍观祭典，遍考礼经，宗庙皆在京师，不于下土别置。昔周之丰、镐，实为迁都，乃是因事便营，非云一时别立。”太宗许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岂无都号，太原尔时犹废，东都不立可知。且庙室惟新，即须有主，主既藏瘗，非虚而何？是有都立庙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矣。”皇氏云：“迁庙主者，惟载新迁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无载行之文。假使候时巡，自可修营一室，议构九室，有何依凭？　　
　　夫宗庙，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论。言苟不经，则为擅议。近者敕旨，凡以议事，皆须一一据经。若无经文，任以史证。如或经史皆不据者，不得率意而言。则立庙东都，正经史无据，果从臆说，无乃前后相违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会议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尧、舜之为帝，迄今称咏之者，非有他术异智者也，以其有贤臣辅翼，能顺考古道也。故尧之书曰“若稽古帝尧。”《孔氏传》曰：“能顺考古道。”传说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考之古道既如前，验以国章又如此，将求典实，无以易诸。伏希必本正经，稍抑浮议，踵皋、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遗文，则天下守贞之儒，实所幸甚。其余已具前议。　　
　　其二曰：　　
　　夫宗庙之设，主于诚敬，旋观典礼，贰则非诚。是以匪因迁都，则不别立庙宇。《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则东都太庙，废已多时，若议增修，稍违前志。何者？圣历、神龙之际，武后始复明辟，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焉，本欲权固人心，非经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请祧藏，今庙室惟新，即须有主。神主非时不造，庙寝又无虚议，如修复以俟时巡，惟载一主，备在方册，可得而详。又引经中义有数等，或是弟子之语，或是他人之言。今庙不可虚，尊无二上，非时不造主，合载一主行，皆大圣祖及宣尼亲所发明者，比之常据，不可同涂。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贬，至陈泄以忠获罪，晋文以臣召君，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