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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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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同性恋之于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到现代，更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据国家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等九家单位联合推出的《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报告》显示，在中国，“０．５％的城市居民和２．３％的农村居民曾有过同性性行为。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７．５％的学生承认有同性恋行为，其中只有０．６％有肛交史。”这份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会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仍然迫于社会压力，隐藏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１９９２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约有１０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名同性恋者。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据估计，目前中国男性同性恋者有２００—８００万人。”
同性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异态，关于它的存在和对它的认识的讨论从来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性恋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是主流社会所鄙夷、排斥甚至禁止和打击的对象。“同性恋解放运动”始于西方，２０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了带有同情心来描写同性恋的文学，并且为同性恋争取得到法律认可和得到社会尊重而进行的尝试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同性恋者了解到诸如柏拉图、爱因斯坦、达·芬奇等世界重量级著名人士也是同性恋者后更为自己的不公待遇而疾声呼喊，终于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７日爆发了著名的“石墙酒吧”同性恋风潮。当时在酒吧聚会的５０多名同性恋者不满警察限制其人生自由的行为而举行抗议游行，他们穿过曼哈顿向中央公园进军。一路上，不仅成人同性恋组织有代表参加，还有包括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校园同性恋组织参加进入游行行列，因此形成一股声势较大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他们要求废除管制同性恋的法律，期待获得同性恋与异性恋平起平坐的权利。自那以后，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对此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让步。同性恋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部分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权利。
但是为数更多的异性恋主张者则认为，同性恋是变态性行为，应予坚决取缔。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同性恋婚姻在道德上和意识上都不能容许；二是婚姻代表着人类自身的繁衍，其子女的生育与抚养，同性恋根本无法实现；三是婚姻结构自然地要求异性相互补充，并以此为前提。
对话没有共同点，因此失去了讨论的意义。但在目前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舆论中，与异性恋相比较，同性恋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同性恋组织的畸形发展，即使在西方，给主流社会也带来“诸多”的麻烦，它的极端性、政治性倾向，决定了它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
对于没有偏见的眼睛，艾滋病的传播似乎是６０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性能量与性自由的隐匿副产品。同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乡村迁往城市——那经常是他们惟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能够不受指责地探索如此多种多样性机会的地方。更为独特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年轻男人经常在城里工作，周五晚上参加聚会，然后到乡下去和妻子家人过周末。
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一书中，劳里·加勒特写道：
２０世纪末期多伴侣性行为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地球上有５０多亿人在生活，其中城市居民比例在持续增长；空中交通与大批量运输可以使世界各处的人去往他们选择的城市；群众性青年运动在其顶峰时，会提倡性解放；活跃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女权主义精神，促进了女性的性自由；世界上有大量２５岁以下的青年——无疑这种世界性的都市能量在规模和戏剧性上都是空前的。
有些人带着比美国男同性恋者还大的热忱庆祝这新发现的自由。１９６９年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种感觉日益明朗化。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这成了同性恋解放与争取权利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的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成千的年轻男性投奔他们而去。例如在旧金山，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吸引了大约３万名同性恋者，在接下去的十年间又增长了５万人。
第五章 原罪揭开羞答答的面纱（2）
每年与数以万计性伴侣的乱交，是同性恋者自由感觉的表现。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典型，在７０年代它都是足够普通的，它在该人群中所引起的性传播疾病（ＳＴＤ）的增长远远地超过了整个人口中已经令人不安的偶然的ＳＴＤ上升。１９８０年，美国生理学家忧虑ＳＴＤ病例总数每年以１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在同性恋中间它的增长速度要快１２倍。一些疾病以各种方式猖獗一时：１９８１年下半年，旧金山卫生官员估计该城７３％的同性恋者已经患有Ｂ型肝炎。有些疾病为同性恋者所独有。１９８０年，国家卫生学院（ＮＩＨ）发现，美国２０％以上的同性恋者感染有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一种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导致肠内溃疡，并且能侵入并寄生在肝脏内。在１９７５年美国尚没有任何这种后天感染的病例。极为幸运的是，这些感染是产生很少痛苦的一种温和的寄生虫。“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只是即将在全世界同性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罕见疾病之一。
在《拯救艾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可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者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子工和税务顾问。”肛交——在男人之间很容易转换“被动”与“主动”角色——很大程度上要为创造卡伦称为“日益被细菌污染的阴沟”而负责。肛交可以用生殖器、手、口进行。于是，身体的这些部分便成了把各种细菌引入直肠的港口，那是免疫系统防卫薄弱的地方。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舞厅和其他病灶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曾有３０００多名性伙伴，并且：
作为后果，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Ａ型肝炎，Ｂ型肝炎，非Ａ／非Ｂ型肝炎，Ｉ型和ＩＩ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ＣＭＶ）和爱波斯坦·巴尔病毒（ＥＢＶ）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很明显，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这是自由的代价。
１９８１年秋，当亚特兰大的医学探士们将后来被称为艾滋病的奇异病症拐弯抹角地命名为“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乏症”（英文简称为：ＧＲＩＯ）时，艾滋病便与同性恋结下了不解之缘，整个同性恋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道义和实质性的打击。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不管同性恋者们如何回避，如何辩解，如何羞羞答答欲盖弥彰，但事后ＨＩＶ三大传染渠道：即性（尤其是同性恋最为直接和显著）、血液、母婴无不证明了同性恋者是ＨＩＶ传染和流行的高危人群之一！
国家卫生部在“同性恋人群中ＳＴＤ（性病）／ＨＩＶ感染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感染了ＳＴＤ和ＨＩＶ尚不清楚。全国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ＳＴＤ监测数据显示，１９９４年男性同性恋中患ＳＴＤ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２６３％。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３８例ＨＩＶ阳性或ＡＩＤＳ患者中，１２人是因为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另一所医院则报告３３人ＨＩＶ感染者中有１０人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估计中国可能有１０％的ＨＩＶ感染者是由于不安全同性性行为引起的。”
这份来自国家权威卫生部门的调查报告还不无忧虑地表示，不使用安全套是诱发ＨＩＶ感染的最直接原因。“据报道，男性同性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各有不同。在被调查的同性恋者中，北京有２／３，云南有１／３，天津和重庆有１／４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安全套。然而，在流动人口和其他城市中，安全套的使用并不多。１９９３年，北京、天津、西安和重庆的调查显示７．５％～９．３％的同性恋性活动是口交或爱抚，５０％是肛交。另一项研究显示，１／３的男性同性恋者为肛交。半数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５０个以上的性伴。部分人称一年中有１００多个性伴。四大城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约３８％的同性性行为是付费的。在某大城市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一些流动同性恋者是男妓。”
正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客观上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障碍，“在同性恋者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由于这类活动不被广泛接受，他们的交往多是秘密的”，“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极其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收入很低的人群。异性恋卫生工作者很难被同性恋者所信任，仅有少数的医务人员能够与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黄丹丹正是这样的同性恋ＡＩＤＳ患者。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一刻还不忘大声喊道：“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黄丹丹是得肺炎而死的！”
黄丹丹的死，难道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吗？
第六章 血浓于水艰难的寻找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北京开幕。
这是一次严肃的大会，国家领导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代表出席了“关注艾滋，付诸行动”的主题大会。
在大会开幕式现场，一个高达６米的巨型“杰士邦”安全套气模娃娃，高高地矗立在大会主席台旁。它的抢眼出现，使现场与会者多少有些另类的感受。
开幕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作了悲壮而激情四射的发言。他说——
“对整个世界来说，艾滋病的流行仍然处于初期。尽管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才仅仅２０年，但仅在此期间，已经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2200万人已经死亡。艾滋病已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且还将进一步传播。”
“我认为本届大会对全球有重要的意义——理由很简单：在未来的２０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如果中国抓住了目前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机遇，在全国范围内，扩展综合的关怀、护理和支持的覆盖面，那么中国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并使其影响减低到最小。反之，如果中国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力度没有得到加强，那么艾滋病的流行无疑将会继续加剧。”
彼得·皮奥特的警示震撼着与会者的心灵。
晚上，会务组特意在中国剧院为与会者组织了一台大型公益晚会——《飘动的红丝带》。这一台节目由中央电视台筹办，并将于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排练结束，一切准备就绪，就在此台节目即将与观众见面时，一个意外的事变使晚会策划者们措手不及：晚会重头戏——艾滋病人刘子亮原来决定直面观众，此时却又产生动摇情绪，他怕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后给自己刚刚恢复平静的生活增添麻烦，甚至打算立即逃离北京！
如果刘子亮拒绝出席晚会，晚会将会减色不少，而且晚会筹办者此前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对此一突然发生的事变，晚会总导演邹友开则更感不安，因为他心里最清楚为了让艾滋病患者直面观众和镜头的寻觅历程是如何艰难。
这台名为《飘动的红丝带》的大型公益晚会早在２００１年初便开始筹办。筹办伊始，总导演邹友开便做出异常大胆的决定：表现红丝带的主题思想，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让参加晚会的明星大腕们争相对艾滋病人做出亲善之举。
邹友开清楚地记得，在此之前，著名演员濮存昕与艾滋病人握手拍了一条公益广告，即便是那位艾滋病人头像经过了马赛克处理，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就连中央台《实话实说》节目在艾滋病人头像处理上也没有“实人实现”，如果真的能够找到一位艾滋病人，这位病人敢于站出来，直面人生，直面观众，直面媒体，作一次别具特色的心灵对话，那将对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啊！从更深层次讲，艾滋病人声像直接“曝光”，不光是对艾滋病人战胜疾病，快乐走完人生之路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我们社会的文明和包容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决定这么干，首先决定找人。对于邹友开来说，明星大腕如囊中之物，探手可取。但要找到一位艾滋病患者同意直面晚会现场却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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