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土匪奶奶 作者:高和-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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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吃喝拉撒的问题，都由掌柜娘子做主，这跟寻常百姓家女主内男主外的习惯基本一样。于是王葫芦就经常请示花花今天吃什么、明天买不买肉、账上钱不够了该提款了等等。就连奶奶也对花花另眼相看，奶奶从来没有把管钱柜子的钥匙给二娘交代过，即便是她那段时间让我气跑了，钥匙也是直接交给我，还一再叮咛我不准把钥匙给二娘。可是我娶了花花的第三天，她就把钱柜的钥匙给了花花。花花倒也不客气，接过钱柜钥匙先是花了两天工夫把柜里的钱数了一遍，又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找来一个小本本，一本正经地开始记账了。奶奶便对我说：“看着没有？这才像个当家人的样子，识文断字的媳妇到哪里娶去。”
没有娶花花的时候，二娘虽然跟我也混在一起，可是伙计们却从来不向她请示任何事情，一切需要请示批复的事情都由我或者奶奶做主，如今也不知怎么搞的，花花一进门就开始名正言顺地管起了伙里的事情。我问王葫芦，这是为什么，王葫芦说人家花花是明媒正娶的掌柜娘子，当然要掌管伙里的家务。二娘么，王葫芦“嘿嘿”一笑没有往下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尽管二娘跟了我，在伙计们心目中她始终只是“二娘”，当不得家拿不得事。
狗娃山的夏天是一片葱绿，秋天一片金红，冬天是一片雪白，春天则是那种嫩黄。葱绿变成金红，金红变成雪白，雪白再变成嫩黄，春夏秋冬就在这颜色的转换中悄然来临又悄然离去。奶奶的计划成功实施，我娶了花花之后，便再也没有到县城找过李敏敏。后来我常想，成家立业之后我之所以能改邪归正，因为我骨子里还是个好人，我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儿子，我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民的安分、正统是融进我血液中的观念。所以，当我成家立业之后，便把“过日子”三个字当成了自己的本分。
日本鬼子投降了，欣喜若狂的激动、到县城里参加庆祝大会时的荣耀很快就变成了记忆，接下来国共两党又打了起来。前些日子听李冬青说胡宗南胡长官把延安都占了，共产党可能没多少日子好混了，想想，连老家都让人家占了，哪里还有活路。这又让我想起了尕团长李敢为和那个洪连长，不知道他们如今还活着没有，也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我这个结拜兄弟。我们这些躲在山里头的伙计弄不懂那些国家大事，我们的眼跟前只有我们这狗娃山和狗娃山周围的这一片地界，在我们的感觉中，国共两党的战争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
现在正是一片葱绿的季节，傍晚时分也是狗娃山上最舒坦的时光。我坐在高高的碉堡平台上，俯视着脚下的场院，奶奶正在放羊一样地给伙里的娃娃分洋糖。花花确实有本事，几年下来扑通扑通就给我生下了四个娃娃，而且越生越顺溜。头一个娃娃出生的时候我从县城请来了本地出名的老娘婆给她接生，她哎哟哎哟号叫了一夜才生下一个六斤重的男娃娃。生第二个娃娃的时候，临盆的前一刻她还在和面下酵子准备第二天蒸馍馍，肚子疼起来的时候到县城叫接生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奶奶自告奋勇，招呼了胡小个子的婆娘摩拳擦掌地上阵接生，也没听到花花叫唤，屁大个工夫竟然就顺顺利利地接下来一个七斤重的女娃。再后来奶奶就兼起了接生婆的重担，我的娃娃跟其他伙计的娃娃大都是奶奶亲手接生的。
“没啥了不起，没有吃过猪肉还没听过猪哼哼？头一回那个老娘婆接生我就学会了。”奶奶经常这样自诩。
我这些娃娃名字避讳“狗”字，因为奶奶给我起的小名叫狗娃子，我的娃娃名字中就没用狗字。老大出生的时候正收苞谷，就叫苞谷；老二出生的时候豌豆花开的漫山遍野，我就把她叫豌豆；老三是麦收季节生下来的，叫麦穗；老四是夏天出生的，就叫稻子；我们这里不产稻子，不过我知道这个时候是收割稻子的季节。我想，等花花再生一个，就可以叫谷子，这样我们家就五谷丰登了。
胡小个子成绩比我差了一筹，生养了三个娃娃，分别叫狗蛋、狗剩、狗头。过油肉成绩斐然，连着生了两胎双生儿，又单生了两个女儿，目前已经有六个娃娃了。他非常羡慕我的娃娃名字最终排起来是五谷丰登，就求我也给他的娃娃想个能排出名堂的名字。我说这还用想，现成的么，你的老大叫狗毛，剩下的就叫猪毛、牛毛、羊毛、马毛、鸡毛，这样合起来就是六畜兴旺。于是他就执意要把娃娃的名字按照六畜兴旺的含义排列，他老婆不干，说凭啥尕掌柜家里五谷丰登，我们家就一窝畜生？结果过油肉六畜兴旺的目的就没有达成，一直为此闷闷不乐。其他的老伙计也先先后后地成家生娃，就连闷嘴王葫芦也由奶奶做主从山下头捡了个讨饭的婆娘给他做了老婆。那个婆娘刚刚捡上山的时候，身上穿的衣裳根本看不出颜色，油腻腻的好像撕烂了又在地上让人踩过千百遍的烂抹布，头发乱蓬蓬的又灰又黄活像冬天的老鸦窝，我亲眼看到那个女人的头发内外有白森森的虱子虮子里出外进地忙碌。那张脸黑成了锅底子，浮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王葫芦一见面就倒了胃口，执意不要这个婆娘，让奶奶很是失望，也挺下不来台；因为她捡人家的时候就已经许诺到山上给人家找个下家嫁了。不过我们大家都理解王葫芦的心情，就凭那个婆娘的质量，倒贴钱给谁谁也不会要。
奶奶倒挺有信心，把那个婆娘关到窑洞里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像刷她的大黑马一样彻底刷洗了一番，又把她穿的衣裳全都烧了，挑拣了一些自己的衣裳给她穿了。经过奶奶这一番整修，那个婆娘立刻成了个能让人看的女人。王葫芦便追在奶奶的屁股后头要娶人家，奶奶却不给他了，说：“男人家说出来的话八匹马也追不上，你要反悔娶人家，就先承认你不是男人，或者承认你说的话就是放屁呢。”这两条王葫芦都不愿承认，于是奶奶就不给他婆娘，故意憋着他。憋了一个多月，那个婆娘好吃好喝保养了一段日子竟然越发地风致起来：皮肤白了也嫩了，脸不浮肿了，眼睛竟然是大大的一对双眼皮，虽然年龄看上去有三四十岁了，论人样却也够中上等级。这一下王葫芦更急了，那天伙里的伙计都到山下运粮食，他没有去，觑了人少的机会，跑到奶奶的窑洞外头大声承认自己不是男人，说话就是放屁。奶奶便让他跟那个婆娘见了面，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成亲、生娃……
我看着满院子的娃娃，还有兴致勃勃给娃娃们分洋糖的奶奶，心脏就像泡在了温暖的阳光里，热乎乎软绵绵地舒坦，满院子的娃娃就是满院子的阳光。奶奶现如今已经很少揣着她的二十响缠着她的绳子到处疯跑了，娃娃们成了她最大的乐趣，这里面每个孩子都在她的炕上睡过，她的炕上每晚上也都有孩子陪着她闹哄。满院子随时随刻都能听到稚嫩清脆的声音喊“奶奶”。前不久她又跑了一趟县城，这些洋糖肯定就是她从县城带回来的。我在碉堡顶上等她，她这回到县城是去了解粮行的情况。这些年来，我们不再靠抢掠为生，也不再向周围地区的财东、商号收取保护费，我们转行开始做生意了，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娃娃们才有了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我们的伙计们也才能够专心致志地靠种地、运输、跑买卖来获得富足的生活。不过，日子过得安稳了人也就容易变皮变懒，我的伙计们已经很少摆弄枪械了，枪械在我们伙里几乎成了一种摆设，一种偶尔拿起来消遣的玩意儿。我有时候回想起以前那些枪林弹雨火与血交织的生活，就觉得那是一连串的梦。可能别的伙计也是这种状态，只有奶奶经常还把她的枪拆开来擦一擦，可我知道那也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更经常的是她拿了自己的枪退下子弹交给任何一个博得她好感的娃娃玩耍。那些娃娃们，尤其是那些男娃娃，也把能别上奶奶的枪在院子里、在山野里威风凛凛地兜几个圈子当成了最高荣誉。
然而，安逸的生活不会永远波澜不惊像一潭死水。前不久陈铁匠跑到山上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坏消息，尽管这是一条坏消息，却也跟枪距离甚远。因为生活中绝大多数麻烦并不能靠枪解决，靠枪解决的麻烦往往是已经无法解决的麻烦。陈铁匠告诉我们，李冬青那边的人传出话来，要整编我们狗娃山的队伍，说是国民政府有红头文件，全国只能有一支军队，只能有一个政党，只能有一个委员长，凡是不在国民政府管制下的政党、军队都是非法的，或者接受整编，或者被消灭。陈铁匠还告诉我们，李冬青从我们这儿拉去的麦子没能收上来钱，他让四瓣子出面问一下，四瓣子说可能交军粮了，交了军粮自然就没钱了。
打日本的时候我们跟李冬青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后来这种合作关系又慢慢地扩展到生意上，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委托他代销我们出产的粮食跟山货。李冬青曾经提出来要跟我合股开粮行、开商号。我回来跟奶奶商量，奶奶不同意。她一直对李冬青持保留态度，她的理由是财东家的娃儿跟我们是不同的种，绝对不能信任他，打日本是一回事，做生意是另一回事，我们已经吃过亏了，不能再吃亏。她倒赞成我的另外一条意见：我们跟李冬青做生意可以，就是买与卖的简单关系，我们按照商定的价格给他卖粮食、卖山货，他拿了多少东西就付给我们多少钱，一手货一手钱，互不亏欠。我向李冬青说了奶奶的意见，当然我没有直接说这是奶奶的意见，而是说这是我们伙里商量的结果，李冬青也答应了。后来他果真在县城开了粮行，又在西安城里开了商行，一直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刚开始光给他供应粮食，后来渐渐发展到给他卖山货。李冬青建议我们种大烟，说那种东西利润更大，我们有枪有队伍，种大烟没人敢管，也没人敢偷，大片的山野荒地在我们手里，大烟那东西又好成活，一亩大烟的收入比得上十亩棉花。我们没干，一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大烟怎么种，怎么收；二来我们也不能干那种缺德祸害人的买卖，这就是盗亦有道；三来我们每年收获的粮食、山货变成钱足够我们过活，也没有必要冒风险种大烟。
陈铁匠送来的消息让我跟奶奶非常吃惊，我倒不怕李冬青收编我们，要想收编我们首先得问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我想他也不敢真的跟我们对仗，跟日本人打仗我们都不怕，难道还怕了他保安团？我们吃惊的是粮食，因为我吃过这方面的亏，如果再叫李冬青坑我一回，那我就真是在同一个坑坑里跌两回跟头的傻子，这不仅仅是个生意问题，更是一个面子、尊严的问题。我问陈铁匠四瓣子是干啥吃的，他为什么不阻拦，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四瓣子是我们派到城里的联络员，也是我们在城里买卖的总代表和监督者，对李冬青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是他的责任。那么大批的粮食李冬青没有付钱就要往外运，他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拦不住。
说起来这件事情也怪我，长期的买卖合作让我对李冬青逐渐丧失了警惕，过去粮食基本上是分批给他，等他付清了上一批的钱才发下一批粮。后来渐渐地就有了拖欠，可是拖欠的时间也不长，一般拖上一两个月李冬青就付了，这我们也能理解，别说做那么大的生意，就是居家过日子也难免手头一时周转不开。今年的粮食下来之后，李冬青告诉我们说山西遭灾了，再加上国军跟共军在关内关外都打得不亦乐乎，粮价飞涨，如果抓住时机运过去一批，就能赚大钱，起码比平常多赚两三倍的利润。根据这个形势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价钱，一石粮食比正常价格多了五块大洋。丰厚的利润诱惑了我们，为了抓机会，我们就一下子把一年的收成两千多石粮食都运到了县城李冬青的粮行里。李冬青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还给我们付了百分之二十的定金，说是他在西安城里的买卖进货占了大笔的资金，一时资金周转不开，剩下的货款得等一个月以后才能付给我们。可是没想到他没把粮食往山西运，却运到西安给了胡宗南。最可气的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四瓣子居然一点音信都没有。
陈铁匠吞吞吐吐地说：“尕掌柜，我说句冒失话成不成？”
我说：“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还有啥话不能说，快说。”
陈铁匠又迟疑了半会儿才说：“我觉得四瓣子不是我们的人了。”
陈铁匠话不多，可是说话从来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没有八成把握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我追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才说：“李冬青明明知道四瓣子的身份，可是这么多年对他一直重用着呢，还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四瓣子，这还不说明事情吗。”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四瓣子对李冬青的那副哈巴狗模样我也早就亲眼目睹了，过后我骂过他。他赌咒发誓说那只不过是蒙李冬青的：“人家好赖是县长，当了人面我总得敬人家几分，不然别人都要疑心呢。”我当时听了他的话倒也觉得挺有道理。他娶李冬青的外甥女我也知道，我还给他送了一百块大洋的礼钱。这一切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你抓住他啥把柄没有？”我问陈铁匠。
陈铁匠说：“实实在在地说，我没抓住人家啥把柄，可是我就是觉得他跟李冬青贴得太紧了，你再想一下，这么多年四瓣子到山上来过几趟？还有，这一回李冬青装车运粮食的时候，我知道了就过去问粮食往哪运呢，四瓣子把我骂了一顿，不叫我管这个事情。后来我知道粮食运到西安当军粮去了，就又找四瓣子叫他给山上报告，他说他已经报了，叫我不要管这件事。我是怕他哄我才跑上来说这个事情，果不其然他哄人呢。”
这样事情就严重了。我们不但面临了收编的威胁，又没了粮食，四瓣子又成了李冬青的人，真是人财两空了。我想找卫师爷商量一下，才想起卫师爷说他家里有急事要回去一趟，一走就是十来天，连个音信也没有。我从来没有听卫师爷说起过他家人的事儿，我也从来没有打听过。我们这个行当里，自己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