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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女儿 [美]内尔森.德米勒-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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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回到了审讯室,只见辛西娅一个人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可能在看刚才的审讯记录,也可能在思考什么。
  我们把审问记录对照了一下,发现死者遇害的时间在2点17分到4点25分之间。我们还推断出,罪犯或者罪犯们有可能在安·坎贝尔的吉普车里,或者早在犯罪地点等着了。如果罪犯自己也开着车,那他肯定没开车灯,或者将车停放得离罗宾斯值班的哨所很远。关于这一点,我一直认为是安·坎贝尔把他或他们开车接到犯罪地点的,但我并不否认这次谋杀是预约好的一场幽会所致,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因她的吉普车刚一停下,车灯就关了。如果有人中途劫持,那么停车和熄灯之间肯定有一段间隔。辛西娅问:“如果是一次幽会的话,那她为什么还要开着车灯呢?”
  “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她有公事在身,如果不开车灯被巡警看见,肯定会被拦住查问。”
  “是这样。可是车灯已经引起一笑兵罗宾斯的注意,安·坎贝尔为什么不先去哨所稳住罗宾斯再回到幽会地点呢?”
  “问得好。”
  “还有,为什么要把幽会地点选在离哨所1公里以内的地方?要知道,周围还有几十万英亩的军事用地供他们选择呢。”
  “是的,可是根据罗宾斯从她上司那儿得到的情况,那儿有个厕所,还有自来水,所以人们才到那儿去做爱。可能是为了完事后清洗方便吧。”
  “也可能她是被一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劫持到那儿去的。你知道,心理变态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他离哨所有多远。”
  “也可能。不过从一些明显的证据来看,劫杀是不可能的。”
  “那么她为什么偏要选在值勤的那天晚上去干呢?”辛西娅又问。
  “这是作乐的一种方式,女人也有作乐的怪癖。”
  “她值班时也的确是在值班,作乐是她的另一种生活。”
  我点了点头说:“说得好。”我问她:“你觉得圣·约翰隐瞒了什么吗?”
  “噢,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他把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了。罗宾斯呢?”
  “她对我讲了很多。她长得也不赖,来自亚拉巴马,是个干净利落的农村姑娘。”
  “如果她是个一等兵的话,那年纪完全可以做你的孙女了。”
  “好啦,你还是去吃午饭吧,我去给卡尔打电话,要是别人在我前头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我会挨枪子儿的。”
  “好的,”她站起来说,“让我参加这个案子吧,保罗。”
  “这可要由赫尔曼先生决定了。”
  她戳了我肚子一下说:“不,这要看你的意思,只要你告诉他你要我参加就行了。”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会同意的。”
  我把她送到她的车旁。她上了车。我对她说:“过去的6小时零20分钟和你合作得很愉快。”
  她笑了笑,说:“谢谢。我可是只有14分钟过得还算愉快。我们在哪儿见面?什么时间?”
  “下午两点,在这儿。”
  她把车开出来。我目送她消失在去基地的车流中。
  我回到宪兵司令部大楼,去找肯特为我准备的办公室。原来他给了我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面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只垃圾桶。
  我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看了一下那本通讯录,然后把它扔在一边,陷入了沉思──我不是在思考案子本身,而是此案牵涉到的政治内容、人际关系,还有我为了保护自己可使用的绝招,然后才开始考虑起这个案子来。
  在给赫尔曼打电话之前,我得把收集到的事实理顺,并把我的理论和观点隐藏起来。卡尔注重事实,但如果个人的看法对嫌疑犯不利,他也考虑你的看法。卡尔不是个政治野心家,所以本案潜在的那些问题他不太感兴趣。在人力安排上,他坚持只要是他的命令,大家就要全力合作。记得去年在布鲁塞尔我还向他提过一个要求,不论辛西娅在哪儿办案都不要派我去。我还向他解释说我们之间有点个人的隔阂。他虽然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还是向我保证过,一定考虑我的请求。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福尔斯彻奇,为能揽了卡尔一天的生活而暗自得意起来。
  第八章
  卡尔在办公室。他的秘书给我接通了电话。我说:“你好,卡尔。”
  “你好,保罗。”他说话仍然带点德国口音。
  我们没有开玩笑,我直接告诉他:“这儿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噢!”
  “是坎贝尔将军的女儿,安·坎贝尔上尉。”
  电话里一阵沉默。
  我接着说:“可能是强奸杀人,但肯定是性虐待。”
  “在基地里吗?”
  “是的,在一个步枪射击场。”
  “什么时候?”
  我回答说:“凌晨2点17分到4点25分之间。”到此,我已经回答完了所有关于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问题。
  “什么动机?”
  “不知道。”
  “有嫌疑犯吗?”
  “没有。”
  “案发时被害人在做什么?”
  “她那天晚上值班,出去检查哨所。”我把肯特的任命、与森希尔小姐的相遇,还有我们对被害人住所搜查的具体情况向他一一作了汇报,只是没提在地下室发现的那些东西。我知道我们的谈话很可能被人录音,严格说来,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情报,只是不想让卡尔感到很难为情。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等尸体搬走后,你再回犯罪现场,就用那些柱子把森希尔小姐绑在地上。”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一个健康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桩子拔出来。”
  “啊,我明白了。卡尔,那些桩子是按不同角度钉在地上的,与尸体有一定距离,所以她没有力量反抗,而且有人把一根绳子套在了她的脖子上,我想──我猜想他们开始可能是在玩游戏──”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应该知道那不是游戏。我们凭过去的经验知道,当一个女人有生命危险时,她是会拼命的。也可能她是被麻醉了或是被镇定了,让毒物学家找找镇静剂。
  同时,你和森希尔小姐必须从头至尾把犯罪过程重演一遍。”
  “我希望你说的是模仿。”
  “是。但不要玩真的。”
  “你变得温柔些了,卡尔。好吧,我会转达你的建议的。”
  “不是建议,是命令。现在请你更详细地告诉我,你们在坎贝尔上尉的住所发现了什么?”
  我告诉了他。关于我没通知地方当局一事,他不置可否。我问他:“我进入了她的住所并搬走了她的东西,你认为这对我今后的工作有影响吗?”
  “你的记录上会写着,你已经通知了她最亲近的人,而且是他们同意,甚至建议你那么干的。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保罗。我不能老干这种事。”
  “我知道。”
  “很好。你需要联邦调查局的帮助吗?”
  “不需要。”
  “你需要从这儿再派一个调查员,还是从哈德雷堡分部找一个?”
  “咱们别干了。我真不想按这个案子。”
  “为什么?”
  “卡尔,你知道,这个案子很微妙……很……”
  “你和被害人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没有。”
  “今晚5点前给我电传一份初步报告来。迪纳会给案子编上号码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森希尔小姐最好退出本案。”
  “你为什么不想让她参加此案的调查?”
  “我们都不喜欢对方。”
  “你们从未合作过。你们互相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卡尔,我记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保证过不把我们俩同时分配到一个案子中,那她现在为什么还要参加?”
  “我从没做过这样的保证。部队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很好。你今天重新给她分配任务,就是最好地体现了军队的需要,因为她在这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等一下。”
  我只好等着。卡尔这个人并不特别敏感,而且很难对付。我真希望他能变得更有人情味。
  “保罗?”
  “是我。”
  “我刚才接了森希尔小姐的电话。”
  我猜就是她。我说:“她的事情与我无关。”
  “我告诉了她,你不愿和她一起工作。她说你是歧视她的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
  “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信仰什么宗教。”
  “这可是对你的一次严厉指责。”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这是个人的事情。我们两人合不来。”
  “据我所知,你们在布鲁塞尔时不是相处得很好吗?”
  见你的鬼,卡尔。“你想让我把事情都讲出来吗?”
  “不必了。去年我已经听别人讲过了,而且一分钟前森希尔小姐也讲清楚了。我相信我们的军官都会恰当地处理自己的私生活。我并不要求你独身,只希望你能谨慎一点,不要做一些不利于你自己,也不利于部队和你的任务的事。”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很好。记住你是一名职业警官。我希望你能大度一些,和森希尔小组建立一种职业上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吧。”
  “是,长官。”我又问他:“她结婚了吗?”
  “这与你还有什么关系吗?”
  “是有一些个人的考虑。”
  “你们两人在这个案子了结之前都不许谈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把你那个怪诞的重演方案跟她讲了吗?”
  “那是你的事。”卡尔·古斯塔尔挂断了电话。我坐了一会儿,考虑起自己的选择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执行任务,二是辞职。实际上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可以随时提出辞职,仍可得到一半的薪水,而且从此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结束军事生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拣一些比较安全的案子去办,慢慢地自然也就隐退了。也有一些军官在军队里工作得时间过长,又没自动隐退,就被悄悄地辞退了。
  只有少数人能带着一身荣耀隐退。再就是那些为了最后时刻的那份荣耀而奔命的人,结果却不小心闯进了火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时机。
  抛开事业上的考虑,我如果从这个案子中退出来,那它会永远使我不得安宁。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其实如果卡尔让我放弃此案的侦破工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会说或者会做什么呢。卡尔就是这样一个专门和人对着干的家伙,因为我说不接这个案子,结果这个案子还是归了我。我说了不要辛西娅参加,辛西娅也成了我的搭档。卡尔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的新办公桌上放着安·坎贝尔上尉的个人简历和病历。我先翻看了一下个人简历,因为它包括了一个战士的军事生涯,肯定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简历是按年代顺序写的,安·坎贝尔是12年前进西点军校学习的,毕业时属于班级前10%的学生,所以按规定她能享受30天的假期。之后,接她自己的要求,她被分配到了亚利桑纳州的瓦兵卡堡,担任军事情报官员训练课程,后来又在乔治城读了研究生,取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她申请读了实用性课程心理战术。她先在布莱格堡的肯尼迪特种战术学校完成了所有必修课,参加了第4心理训练队,又从那儿去了德国,后来又回到布莱格堡,再后来去了海湾,进了五角大楼,最后到了哈德雷堡。
  她的工作效率报告一看就非同一般,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找到她的智商测验结果,她是属于军队里的2%的天才之列。从我过去的经历中得知,这2%的天才一般都是杀人案中的嫌疑犯,一般说来,天才对那些招惹了自己或者妨碍自己的人都不能容忍,而且总以为他们不必遵守那些人们都遵守的法规。这些人经常不愉快而且缺乏耐心,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反社会的人,有时候还可能心理变态。心理变态者常把自己看成法官或者陪审团成员,或者刽子手。他们到了这一步也就到了和我打交道的时候了。
  可是现在,我正研究的这个天才不是杀人犯,却是被害者,也许这个事实在本案中毫无意义。但是直觉告诉我,安·坎贝尔被害之前肯定伤害过别人。
  我直接把她的病历翻到了最后一面,因为如果有精神方面的记录,肯定会写在那儿。我果然找到了一份心理分析报告,是她进西点军校体检时的记录。报告上写着:
  此人目的性很明确,很聪明,适应力强。从两小时的面谈和测试结果中看不出有专横的表现,也没有幻觉紊乱、情绪紊乱、渴望紊乱、性格紊乱和性紊乱的迹象。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写着,没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会妨碍她完成美国军事学院的课程。安·坎贝尔是个很正常的18岁美国姑娘。不管这话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意味着什么,总之,一切正常。
  但心理病历中还有几页报告,写得很短,时间是在她上军校三年级下半学年期间。当时,她被命令去做心理检查。是谁下的命令和命令的原因都没有记录。心理医生韦尔斯写道:
  军校学员坎贝尔被推荐来此进行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分析。她说:
  “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她不合作,但还没达到要我向她的上司报告的程度。在每次大约两小时的四次谈话中,她都反复强调说她只是太累了,体力训练和学术训练压力太大,又担心考试成绩,总之是疲劳过度。这些对于一二年级的军校学员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但对三年级的学员来说就很少见了。我问她,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说爱情纠葛或家庭问题,那也会导致这种疲劳和压力感。她向我保证,家里都很好,她本人在本地或其他地方也没有爱情纠葛。
  我看得出她的体重明显偏低,而且注意力明显不集中。总而言之,一副很压抑、很忧虑的样子。在谈话期间,她哭过几次,但每一次都很快地控制住了,并向我道了歉。
  有好几次,她差点说出一些超越了一般军校学生所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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