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留言 作者:陆幼青-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饮食是最明显的例子，你知道癌症病人有多少东西是不得人口的吗？牛肉、羊肉、所有的海产、葱、蒜、胡椒、烟、酒、茶……如果我要全部罗列，可能需要整整一页的篇幅，天知道这些说法有几分道理，我只知道，对于病人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对病人的身体是一种摧残。我执行过那种癌症食谱，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只是稍加克制而已。
　　气功是另一个副产品，我既接受过别人为我发功，自己也亲历而为之。发功之类的故事别人已描绘得很多了，现在声誉也很差，我觉得它有一种心理暗示的功能，其它的就说不上了。而自己练功还多少有点感觉，但我在一个公园练了3个月后，却突然找不到师傅了，后来终于知道，练了几十年功的师傅自己患上了癌症，被送进了医院。我是苦笑着离开公园的，心里很明白：真正的气功是存在的，但有多少人会有这份奇缘呢？各种桎梏，各种限制，从吃到性爱，中国的肿瘤病人始终活在中医的理念之中，可能家人和亲友会觉得那是表达关爱的一张方式，但癌症病人的感觉却是一团糟。
　　癌症病人是孤独的，他们头顶上有一张无形的网，在限制着身心的自由，尽管它是用爱意等一些东西织就的。
　　新闻媒体在报道一些英雄人物而那人恰巧也身患癌症的时候，那种视癌症为绝症，悲天悯人的用词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读过了事，而对于同样身患此病的人来说，真是字字惊心啊！还有就是常常会用很肯定的语气报道一些肿瘤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比如：　“台湾某大学证实某植物确有杀灭癌细胞的功能”、“法国某研究所找到某某特殊疗法”，几乎每过十天半月的就能见到一篇，我真不知道这种稿子所为何来，摘抄转发者当然合法合理，但要知道，这样的讯息对于日夜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癌症患者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很多人会付诸行动，投入对某种植物狂热的追寻中，或费时耗财地得到，却不知道怎样应用，更多的是空手而归。我曾为一篇这样的报道在网上苦苦寻找，最后找到了那所原本默默无名的研究所的主页，你猜怎么着，人家竟然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发了一篇公告，意思是说，近来不知为何接到大量来自中国的电话和信件，以及登门求医者，他们的确在从事某项研究，但据最乐观的估计，首批药品在欧洲上市需要5至7年的时间，谨向中国人民致歉。
　　癌症患者为此投入的时间金钱可能尚可计数，但这种屡屡失望造成的心理打击却是致命的，没有生存的信心，纵有良药又如何呢？
　　再没有哪一种疾病能比癌症更深刻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了：事业没了，为官的实职变成了虚位，经商者会发觉伙伴们变得谨慎了，虽然他们可能比过去待你更好；岗位没有了，老单位的领导会安慰你，再休息休息，有困难提出来；家庭生活变了，子女们倒是比以前听话，但你再看不到他们当着你的面使小性子。我的一个同病相怜的好友有一次对我抱怨，过去他们的夫妻生活堪称完美，而现在呢，只要他不明说，这事就永远不会发生，好不容易有那么一次，妻子每过一分钟就会轻声地说：　“当心，别累着。”
　　中国的癌症病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也许，他们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关心，但这种环境对病后的康复显然没有什么好处，我吃不准除了低水准的医疗以外这种环境对癌症病人高得惊人的复发率有多大的影响。我是很幸运的，在我两次手术的康复阶段。虽然我也经历了上述种种，但我这人还算比较勇敢，妻子也理解我，支持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得到了朋友的援手，使我很快获得新的职业，以事业的成功弥补了其他方面的缺憾。
　　直至今天我都在为此而感动，要知道，中国向来有70莫留饭，80莫留宿的古训，怕的就是万一噎着了，一不小心睡过了头难脱干系，而癌症的凶险和声名狼籍又何逊于此？在我第一次手术后，我去拜访当时的三鸣公司上海公司经理谢荣祥先生，他在知道了我的情况后，还是盛情邀请我加盟；第二次手术后，又有旧友洪志伟先生、盛军小姐向我伸出欢迎的手……也许，真诚的友情和尊重才是真正的良药。
　　作为一个癌症患者我是不幸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家人、对朋友、对社会，内心寻求到了真正的平静，无愧无怨。
　　我尽量用客观和冷静写下的这些文字，写下癌症病人的种种境遇，不在于指责什么，而是希望有人会正视这些问题，让我们身边数百万的肿瘤患者做点什么。　
　　
　　
父与子
　
　　2000年8月10日　天气：阴　大雨
　　昨天下午，突发奇想，抱着手提电脑，全家人一起住进离上海约100公里的沙浜渡假村。
　　沙家浜可是大大的有名，当年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讲的就是发生在这里芦苇荡里的故事。
　　那个年头，我们别无选择地把自己所有的审美情趣投入那八个现在看来颇精致的现代京剧。我最喜欢《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以一个十岁男孩的品味，那两部戏里都土匪和欺诈，具有现在叫座的惊险片的主要票房要素。

　　沙家浜另一个名字叫阳澄湖，湖水清澈，湖底铁沙如镜，中国人知道这里主要是那湖水里出产一种人间美味，大闸蟹。那蟹外形和品性的确凶悍，没想到在人类的好奇心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故土重游，我在湖边呆了一会儿，江南的湖都是很相似的，我站在湖边，一阵迷惑，当年的杀伐之气今安在？
　　这种风光柔媚的地方难道曾经有湖匪出没？
　　我闭着眼听了片刻风的声音，然后回到房间，开始写日记。

　　我十分迷恋战争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那一系列的战争，因为每每读着这些故事和想着那些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因为他参与了其中很多场战斗，也因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讲这些事情，直到我十三岁时他去世。

　　现在我能够想像，父亲讲那些故事的目的和心情，因为我现在几乎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我面对死亡的邀请时，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位可敬的百岁老人，而另一个就是我的父亲了。
　　在父亲34岁那一年，他动了一次心脏手术，主刀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心外科专家，他说，手术成功的概率不高，但如果成功，病人最多能活20年。
　　54岁，父亲准时走了，像去赴一个约会。
　　那“魔鬼”医生的预言竟是如此之精确，连一点想像的余地都没有。
　　在跟癌症拚搏的岁月里，这个事实时时刺激着我，不知有多少次，我几乎愤懑得要喊出声：到底是什么附在我们父子两代身上，让我们在人生最精彩的乐章停顿，去开始死亡的倒计时！在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展开，在家庭经历了动荡驶向静静的港湾的时刻，要抛开这一切，抛开这种种美好，去为黑色的丑陋的死亡准备祭礼。

　　在我与父各自的年代里，我们都得到了社会和朋友们的高度评价，我们都真诚做人，极刻苦地学习，为什么上帝选中的是我们，这是一个实验吗？如果是，我发誓，哪天我上了天堂，我会把那实验室给砸了。

　　在父亲手术后数年，我方才来到这世界，度过了童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医生的预言。现在我是多么感激父亲给我的那个快乐的童年，没有一点死亡的阴影，甚至没有一点仓促，父亲对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对于这个他得之于中年，寄于厚望的幼子，始终威严而平静却并不缺乏慈爱。要做到这一点，付出的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代价，我相信这世界经过这等考验的人并不多。

　　父亲的经历是我化了不少时间才陆续收集起来的，因为有很多事在当时是不能讲的，讲了我也不见得能懂。
　　父亲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的一个小镇，据说曾是大姓望族，但那一带几乎家家有这个说法，也不见得能当真，我相信小康是有的，因为那儿是真正的鱼米之乡。不过父亲并没有在那个富足的地方享受他的童年，家庭的变故，日本人的轰炸使得父亡母改嫁，他背着小包袱皮，只身一人去投奔上海的亲戚。
　　那一年，他6岁。
　　我的家乡离上海市区约40公里，前两年回乡扫墓，我开车用了半个小时就到家了。我开着车，望着公路两边金黄色的油菜叶田，心中无限感慨：一个6岁的孩子，还要背着他的行李和作为给亲戚的见面礼的十斤大米，他是怎样走完这段路的，他走了多久？

　　亲戚也是穷亲戚，寄人蓠下的故事都是一样的，6、7岁的父亲竟然凭了他机灵找到了一份工，而且还是做咖啡馆的侍应，真不知道他是否有什么特殊才能。

　　十年时间，父亲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他在上海这样一个居不易的城市里养活了自己，二是他居然学会了看书报，记账，还能写一般的文案书信。
　　16岁那年，他决定不再呆在上海，他又一次“走”回家乡，在一个下着雨的冬夜，悄悄登上停在海边的一条小木船，当兵去了。
　　到了那里知道，那支部队叫新四军。
　　部队里的是我听父亲讲了很多，但留下最深影响是关于冬笋的事。父亲说，有一年，他们遭人围困，在浙江的一座山上转了两个月，几乎没有吃过别的，只有冬笋加盐。从此以后，父亲一辈子没吃过任何笋，也不怎么喜欢竹制品。而冬笋是当年的我心目中的美味，我记得当时好生羡慕那冬笋加盐。

　　解放时，父亲放弃了提职当团长的机遇，选择了回上海。而父亲那个团不久又整装出兵朝鲜，全团尽墨，无一人生还。
　　他带枪回到了曾经苦苦挣扎过十年的上海老城厢，一边等待组织安排工作，一边谋划娶妻安家。父亲选择了他当年的房东的大女儿，成份不好，但心地极善良的妈妈。

　　后来父亲进了一家造纸厂当领导，有一份颇优厚的工资，于是开始有了我们，先是两个姐姐，再是我。

　　尽管死亡的危胁早已高悬，父亲却仍然向我展示他是如何热爱生活的。我们父子俩几乎每星期天去一场电影，这在当时是奢侈的。父亲从不吝于饮食的开销，也许父母的工资在当时算很高，我印象当中总是吃得很好。有什么新的家用电器，父亲总是很热情的尝试者，50年代，我家就有配上10英寸喇叭的收音机，70年代，父亲买了一架9英寸的电视机，然后对我说：过十年，看19寸的，彩色的。

　　夏天，那是故事的季节，父亲一般不愿在大街上纳凉，于是我便在房间陪他，听收音机，听父亲讲故事。有一次我问父亲亲手杀死的敌人是否有一个连，父亲脸上那种痛苦和责备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他沉默了很久才说：“都是中国人，都是老百姓啊！”同时，他又对我讲了很多，想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武”是什么。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我从哭泣的大街回到家中，已是点灯时分，但父亲依然在幽暗中坐着，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看见我回家，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了过去，问我大街上的情形，然后叮嘱我在这样的时刻，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话题和神情都像面对一个大人在讲话。从那以后父亲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我的两个姐姐大我很多岁，所以她们对此的感受要更深一点因为身体的缘故，父亲放弃了多次升职的机会，但我没看见他对命运抱怨过什么。对于病痛，他时时在用一个军人的毅力和坚强在抵抗，谁能想像，一个彻夜难以入睡的重病人，在每天早晨起床时，他的被子竟然是整齐得如无人睡过的一样……

　　而对于那个把6岁的他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的母亲，他依然月月寄钱赡养，从未有一个月的停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乎？
　　我们的悲剧似的命运何其相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一脉相承，对家庭的责任感一样使我们备感沉重而又勇气倍增，对于病痛，我们一样耻于退让。

　　我真想问女儿，老爸是否留给你足够的精神财富？但想到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也只能作罢。
　　因为，我也是在此刻才有了全部的答案，关于父亲留给我的财富。　
　　
　　
母与子
　
　　2000年8月11日　天气：阴
　　母亲跟我同属相，大我三匝，36岁那年生的我。
　　以常人和小说家选择的标准，母亲的一生应算是风云变幻，历经坎坷的，但我作为她的儿子，却几乎从没感受到母亲对此有所表示，家庭生活受到什么影响，她只是极平和地与我二姐生活在一起，以她自己的方式。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身上绝大多数的气质来自父亲的遗传，像那种对环境的适应、对知识的领悟、和军人般对痛苦的承受力，但病痛折磨之下，我却越发明显地感受母亲给我的种种，像隐性的基因，在关键时候显现。

　　母亲一生的前二十多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她的父亲既是上海帮会里有一定辈份的黑道人物，也是上海众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之一，虽然他同时有几房妻子，但母亲大小姐的地位倒是无可憾动。

　　我的外公四兄弟在本世纪初就跑到上海了，那时上海的消防车是用马拉的。外公是老二，老大就是我前文提及的那个活了105岁的可敬的老人。那个年代的上海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而发生了什么连母亲都一无所知。反正外公在上海买地置业，有不少的买卖，与黄金荣等黑道大亨过从甚密，还能说流利的英文、日文，而来上海之前，他是个文盲。

　　母亲很平和地做她的大小姐，读了一点书，能看会写，但除此之外，并未留下什么痕迹，唯有一点就是母亲从没有像其他上海妇女那样成为理家高手，很多家务活她是在退休以后学会的。

　　解放了，肃反了，外公跑去了台湾，昔日的大小姐一下子变成了衣食无着的社会青年。她平和面对，不像我的舅舅们要承受放弃德国狼狗和兰羚自行车的痛苦。母亲去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