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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留言 作者:陆幼青-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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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女士不是那种职业的神秘探索者,更不以此谋生,她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而且是物理一类,个人经历也颇坎坎坷坷,唯有对姓名学、易经、术数之类沉迷,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颇有名声。
那天,石女士应妻之邀来沪,我开车去接站,初一见面便有惊异的感觉,一是她的年轻,因为那种年轻跟实际年龄无关,更和什么化妆术扯不上,那是一个人长年保持着旺盛的婴儿般的好奇心的结果;再者,就是她的容貌了,如果让十人去猜她属于哪一个城市,我想至少有一半人会想起杭州。照理说凡是做过首都的城市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人种的芜杂在所难免,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杭州还是保持了她的纯净,看来环境的魔力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大得多。
和石女士闲聊的时候,话题主要集中在姓名学上,她向我们介绍了这门受到大多数人怀疑的理论,讲到了因为有人将它庸俗化和简单化,甚至商业而步履艰难的现状。
我把名字贡献出去作为案例,石女士说要弄清一个姓名全部含意需要很大功夫,就初看的结果,我的名字本属不错,但偏偏放了“幼”字,就有了凶险的意味了。
“幼”字全部笔划皆为曲笔,无那个横平竖直的笔划,右边还是出头一把刀……这是简单姓名学的解释方法,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形象,我能够理解。
后来我买过一本慧缘禅师的姓名学,那上面列举了几千个命名常用字,我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发现对幼字的评价在其中排在最后一位,大师连两分法也不肯用,只说坏处,而没有半点好处,不像其他字,还有个用途、性别之分什么的。
我气得仰天长叹。
其实,当时石女士说到幼字的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知道她真得能看出点什么。
在我的姓名里,唯有这个字并非父母所赐,而纯粹是一个发生在荒唐年代里的荒唐差错。父亲原先给我起的名叫“又青”,而到派出所报户口时,被那个民警错写成幼字。他不肯花费宝贵的工作时间去作一次在他看来是无意义的改动,那个小孩满地跑的年代,小孩子只要有个名不就行了,叫什么还不是都一样?那时一天会有几十个国庆,建国来报户口呢。
父亲没有再坚持改,于是,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了现在。
现在初为父母的,替孩子谋划个名字可能是几个月的案头工作,无数次的论证,我的故事简直会让他们匪夷所思。
难道我所受的种种困厄,百般苦痛竟是起源于这样的一个小小失误吗?如果是,我想我会承受不住这轻飘飘的结局的,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
妻把女儿的名字给了石女士,让她回家以后仔从容地算一下。
我们给小女起名陆天,意在简单、大气、包容,天天向上,这是我们俩人加起来念了8年中文系的结果,再说,沪语中乐天跟陆天同音,我们希望她一直能快快乐乐的的。
过了一天,石女士从杭州来电,说是小女的名字已经改好:在名字的最后加一个“又”字。
我的震惊是强烈的,因为这“又”字的故事石女士并不知道,而在茫茫字海里,在三十多年后,我的女儿还是用上了这个“又”字。
这是一种沿续,还是一种补偿,或是一种宿命?
至此,我已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妻虽费了一点周折(派出所的人真是不愿改名字),把女儿的名字改了过来:
陆天又
但她自己的改名要求却被拒绝了。
与我
2000年8月16日天气:雨
清理物品时,看见自己的驾照,便很顺手地塞进衬衣的口袋,复又想起拿出看一下,这一看令我发现了一个事实:
我的驾照在几天前过期了。
这个事实让我沉默了很久,不是那种不说话的沉默,此刻我本就是独自在家,没人可说话,我的沉默是那种心灵的沉默,我感觉到我的全部身心对此都拒绝评论。
心灵的沉默。
我已不能开车,因为不久前开始使用麻醉药来抵御癌症的疼痛,那药盒上写得很明白,不得驾驶、我最后一次开车,是在前一阵去海南,我独自驾车直奔离家近60公里的浦东国际机场。
好—阵过去,我才恢复常态,想刚才那种电脑死机一般的激动自己也觉得好生奇怪,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再开车,为什么对驾照无意中过期还那么耿耿于怀?等到我开始静静地回忆驾驶的经历和乐趣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我准是一下子想起太多,就像电脑想同时打开大量的文件。
4年前学开车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癌症病人了,我没有把这个事实告诉师傅,怕吓着他。我学得极认真,出了校门就没那么认真学过一样东西,连交通规则都是满分。(没有偷看)。
没多久,当其他的肿瘤病人忙于放疗、化疗,费劲地保持白血球的数量时,我开始驾车追逐自己的事业和快乐。这几年来,我驾车数万公里,保持着一流的安全纪录,几乎跑遍了上海和江浙两省的所有渡假点。有时候跟家人在一起,有时候跟朋友出行。有那么几次我开车去看病,医生在结束的时候会习惯地问上一句,怎么一个人来的?当他们听到我是独自开车来的,无不生气,批评我不要命。只有一个医生在最后叹了一口气,加上一句:怎么开心怎么过吧。我笑答:
“我又不是的士司机,不高兴就不开。”
哪怕现在有人告诉我,如果不开车我还可多活若干年,我也不会后悔的,因为重要的是有车的那几年,我过的是快乐的日子,是正常人的生活,是自由的生活。
没有患过重病的人不会知道,作为一个病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如果基本的医疗有所保证,生病的人最痛苦的是:失去自由。
在很多方面,病人的生活很像囚犯,医生是负责的看守,家人是温柔的看守,一声卧床,你就只有两个平方大小的世界。怎么治疗,吃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由其他人帮你决定,家人当然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病人会发觉把平日里举手之劳的事变成一大堆说明实在是烦不胜烦,比如,我想吃石门路上那家店的生煎馒头,它在那车站隔壁,对面是什么,买那种三鲜的,三元钱四个的,顺便带点那儿的醋,而要在平时,上班路上停一停,一弯腰就开吃了。说着说着就不愿说了。于是抬头望天,低头叹气。
病人和囚犯真的很像,甚至更可怜。
驾驶让我和这个世界紧密相连,我始终在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潮流和动态,我在网络方面的见解曾经说服了—批盯精英投资我的网络计划,因为我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社会。我把这种种也归于驾驶的功劳:一个以80公里(上海市区最高限速)前进的人不会是个病人,不会是个落伍者。
驾驶使我的病后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像一个老朋友,现在他竟然悄悄地走了,而我看来很快又要回到那个病人的世界,成天解释到哪儿买生煎馒头之类的事情了。
老朋友走了,未及相送啊。
国外已有大量的论述和文学作品着力描写汽车与人的特殊关系、甚至有人爱车到非要与之结婚的地步,但中国还在讨论要不要大力发展汽车工业,是先造路还是先造车,停车场在哪里之类的问题。
其实争论是永远没有结果的,我倒愿意来作一番自己看不到的假设:
哪一天,当中国的大地布满了高等级公路,中国人的裤腰上多了一把车钥匙,一切会变得如何呢?
我们会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为什么西部开发要动员?早就有人开着车直奔而去了。不要担心东西、南北的差异,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流动能力,我们会填平很多沟壑的……
走四方……
背叛
2000年8月17日天气:多云
一些天下来,几乎已习惯了现在的“专业作家”的生活风情了,早上起来,便有一种急迫感,最好茶是热的,电脑是开着的,五笔字型是打开的,虽然,真正要写什么,捧起电脑后我可能还会呆上好一阵子。
身体对我的背叛是越发的厉害,一开始它还是先礼后兵,先频频发出警告什么的,现在我是懒得理,它是懒得说,该干什么于什么吧。昨天深夜,脖子上那个瘤突然大出血,害得我半夜起来开洗衣机,也没叫醒妻,怕吓着她,一个人忙了半天,像在处理凶杀案的现场,结果忘了放洗衣粉。
给自己热了一杯牛奶,想保持与义务献血同样的待遇,然后在洗衣机前呆坐了片刻,无趣的很,便又回房睡觉,换了个枕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背叛,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身体的背叛。
看着我的身体在短短的十几年内由强壮一垮至此,每次都是纳闷兼吃惊,纳闷的是这种背叛没有动机、没有利益,如果我死了,美国的陪审团都不一定认为它“有罪”;而吃惊的是它的速度,我记得自己不久之前
好像还在足球场上呢,15年是不是可以算不久?
现在,就是换一桶饮用水这样的活都被公司的扫地老太太拦下来,我估量了一下,如果用吃奶的劲还是能办成的,但老太太不用,只需吃饭的劲就可以了。
但再静下心来想想,其实这种背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皆有之的,要不何以哭着奔来这人世?身体不舒服嘛!这种背叛与我们同起止,共相存。
我越来越相信这是造物主的一种安全措施,想人类这种动物如果没有限制,闯的祸就大了。我们在孙悟空身上不是见到一个叫“紧箍咒”的东西吗?而上帝给我
们的更高级,全内置的,度身定做的。像我这种型号,肯定是个特大号的,有人上帝瞧着放心,便给安了温柔型的,比如,我那个105岁的外公。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费心地去做很多事情,因为—,切的过程都已经写在你身体里的某个地方了。不要以为健康可以储存,去做什么健身强体的梦想,健身的好处是即时享用的,过期无效,它跟你病中的表现毫无关系。
有时间多去亲近大自然吧,好心情倒是可能回味的。
体育是什么?有人会问。
体育那种背叛的专用安慰剂。
在体育的阳面(对着观众的那一面),体育在营造这样的一种气氛,你看不到背叛的影子,只看到人类的精神在和人类的身体亲密合作,完美配合,哈亲热的样子,但如果你恰巧认识一些职业运动员,你就会知道,他们对来自身体的背叛的认识和痛苦要比我们一般人深得多。
完美的东西总是配套的。
背叛+安慰剂
容貌与服饰
2000年8月18日天气:雨
早晨醒来,发觉自己的脸肿得像个充气娃娃,两腮虚假繁荣,原本不大的眼睛现在能气煞林忆莲笑煞赵薇,最可气的是嘴巴,尚能勉强开合,颇似侯宝林相声
中说的那个装小嘴的秘书,心里明白老爷子肯定是牙病犯的时候写的那段子。
这种情形已发生过不少次了,但今天的更厉害。
卡通一点我倒是不怕,但心里很担心癌细胞哪一天进入我的大脑,纂改我的思想,那就是真的可怕了,为此,我准备关照妻子,以后我发出去的文字她先审一下。闹出色盲人买黑布办喜事的笑话就不好了。
我现在已经很少拍照片了,自从脖子上的那个瘤大得扎眼,而且开始溃破出血以后,我已完全是一副病态,现在再加上充气娃娃脸,自己看着都辛酸。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来就不觉得自己长得好看,我算一个。照镜子时,我的心态一向是检查工作而不是欣赏作品,但也极少有人说我难看,除了太太和女儿。
我极平静地面对自己的长相,从小到大,如果有人探讨,说我不像和两个姐姐同母所生,我也一直认为那是父母策划的失误。
有一天,读林肯的传记,看到这个丑陋而伟大的人物说了一句:男人到了40岁以后就应该为自己的容貌负责。
我很吃惊,但心里明白林大总统说的是真理。40岁的男人让人关注的不应该是外貌和容颜,而是气质和风度,像广告里说的,是由内而外的。
从那时起,我开始为自己的形象转换暗自努力,因为到40岁那一天再干肯定是来不及的。
今天,我离40岁没有多远了,却变成了一个充气娃娃。
还好我一直对自己的外形评价不高,尚能平静面对,对不起林肯显然不是我的过错。如果要让一个女孩子来面对这样的事实……我看到过一个因骨癌而动手术的姑娘几乎天天在哭,但她哭的不是自己的腿而是自己的头发全没了。
人类对自己外形的装饰起源于性想像的表达,到了今天,它仍是我们的思想的一条藏不住的尾巴。如果一个女人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装扮风格,要么是受发型师的怂恿,要么就是她否定了过去的生活;如果一个女人对购买装扮用品始终热情不减,并且常常超预算或根本就没预算,那她肯定对什么东西深刻地不满;男人的反常则多半是受到了别人的重视。
而病人呢?不愿穿病号服,每天早上梳头的那种你不担心,病再重他也会站起来的。我在第一次开刀的时候还招了一个理发师到床边为我吹风,因为我要
溜回家过春节。第二次开刀因为是在头部,所以被医院理了一个类似阴阳头的发型,不过是上阳下阴。谢荣祥兄等过来请我吃饭,我就随他们一起去了一家很
执闹的饭店,路上和店里有人异样地看我时,我就挥手对他嚷“英格兰必胜”,别人真以为我是狂热的足球流氓呢。
迄今为止我还算较成功地承受了肿瘤对我的外形的摧残和对我审美权利的剥夺,但这一切还是让我的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深刻的伤害。我本是一个挑剔的和自认为有——定品味的人,记得在大学里,我是整个年级第一个穿西服系领带的,而后我对西服、各种男人用品都很讲究,但生病这几年,我放弃了种种讲究,身上的衣服的价格都在百元以下,数量也有减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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