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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6-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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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巧说完这话,眼泪就滚了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以传奇开始,却没有一个传奇的结局。两个心高万丈生死相随的有为青年最终落在了生活艰辛的窘境之中。不是所有的浪漫出逃,最终,都会在巴黎的塞纳河边、伦敦的老街区,或是上野的樱花树下,戏剧性地落脚。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这世上,又多了一对贫贱夫妻而已。
其实,在凌香看到梅巧的最初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看到她从茅屋里,烟熏火燎地钻出来,蓬着头发,穿打补丁的衣服,手上沾着菜叶的那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或者说,更早,在她乘坐的木船被炸沉,整整一船人,葬身水底,那和她一路行来已情同手足的流亡学生们,那和她一样年轻一样茁壮健康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的那一时刻,她就原谅她了。可她还是说了那句话,那句话,哽在喉头,坠在心头,是必须要说的。说完了,她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
八、饥荒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3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12,一个10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收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些吃食,乘30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大先生解放后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1960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拯救的意思在了。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萍就开始为这节日作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晾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这烟,总是由大先生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30公里外的省城。
20世纪50年代初叶,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饥荒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饥荒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了,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油了。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的缘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遗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抗得住。你不行,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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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的。有时,去省城出差或开会,就到她那里去看一看。当然,从没有过夜留宿过,因为有席方平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席方平一直让凌香感到局促和为难,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这一生,凌香只听到父亲提到过一次“席方平”这名字。那还是很多年前,除夕夜,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那一晚,大先生喝了酒,喝醉了,他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大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
“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小板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糊糊团不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贯顶,知道了,大先生,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王一样不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
九、心爱的树
三年的饥荒过去了。更大的灾难,还没有到来。一段和平的丰衣足食的日子来临了。那每月一次的探望,仍旧继续着,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到了那一天,梅巧也能张罗着为凌香包饺子弄吃的东西了。
梅巧的饺子,是另一种风格,很细巧,精致,像她这个人。凌香一边吃一边称赞,梅巧坐她对面,抽着香烟,说:
“你包的饺子,也很香啊,就是样子笨了点。”
“那是大萍包的。”凌香脱口说。
梅巧怔了一怔。香烟在她指间,缭绕着。许久她笑了一声,说,“你父亲,还那样吗?”
“哪样?”
“古板,霸道,不通情理,狭隘,脏,留那么长的黑指甲,吃饭吧唧嘴。”
凌香放下了筷子,狠狠地,严厉地,盯着梅巧——父亲从前的妻子,说道:
“我从来,几十年来,没从我父亲,我爸爸嘴里,听到说你一个‘不’字,几十年来,他没说过你一个不好——”
“他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诅咒我!”梅巧打断了凌香的话,“他在心里,一天要咒我八十遍!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说,梅巧,你这么背叛我,你这么走了,我一天咒你八十遍——”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长长一截烟灰,噗地落下来,落在饭桌上,她背过了脸,“你爸爸,他还好吧?”她声音变得伤感,温存。
“好。”凌香回答。
他并不好。凌香却一点不知道。儿女们,他谁也没告诉。他怀里揣了一张前列腺癌的诊断书,医生让他住院,开刀,他不。他从不相信西医的刀和剪,不相信现代医学的神话。他确实是个古板的人。他在一个老中医也是他的老朋友那里接受治疗,老朋友给他开出一剂剂汤药,丸药,他勤勉地、恭敬地吃下去,老朋友说,“大先生啊,这世上的药,从来都是,只治能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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